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一个奇怪的规律：时不时刮起反西化风，风一过，西风照样压倒东风。

最有趣的例子发生在前两年国人开始反思改革成败之时。一位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领域的西化痛心疾首，甚至指出那些严重西化的人不宜在高校及研究机构当领导；那些学西方经济学的先生们马上反唇相讥：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东西，你们也不是照样“西化”不误！

于是大小报纸，长短报告中更多了“中国特色”之类的东西，比如中国特色民主吧，大体就是让西方民主的马儿在中国慢些走，到头还是要将故宫改造成白宫——大方向不变！等照抄西方出了问题，再刮起反西化风不迟！

比较起来，还是学者北冥先生实事求是，他在自己的博客中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西化运动（http://vip.bokee.com/20071129431518.html）。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五四”运动，第三次是1949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一次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度彻底的单一西化，从指导思想到社会政治制度，全部进行了更新”。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后。据说这次西化运动也和“五四”运动一样是由民间主导的，所以必然成功。

笔者实在看不出最后这次西化运动是单纯由民间主导的，更看不出民间主导与西化必胜之间的因果关系，呜呼哀哉！

北冥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东西，这有利于我们探寻什么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为假如中国本土学术全被否定了，或都被贴上了非学术的标签，当然只能是全盘西化一条路了！所以首先大家要弄清楚，中国学术的特点是什么，她与西方学术有何不同？

何处望神州——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

如果用西医标准衡量中医，中医就很难说是科学，因为西方医学中没有阴阳五行这种适用于整体观的理论体系；如果用西方学术标准衡量中国学术，就很难说中国存在学术。老子是学术吗？在老子中你绝对看不出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典范的学术范式——没有严格的定义，没有严密的推理。

事实是，中国的确有一个以《老子》、《商君书》、《九章算术》、《黄帝内经》、《孙子兵法》待诸多经典构筑的庞大的学术体系，这种已经在东亚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学术体系与西方学术血统完全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生成背景不同。中国的学术皆出于官学，而西方学术则出于私学。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1884~1955）言“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所以大家读中国的经典学术著作，千万不要以为《黄帝内经》就是黄帝作的，《商君书》就是商鞅作的，这些书是一代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学术成果层层累积的结晶。比如《商君书》是晋法家商鞅学派的代表作，其中应有商鞅本人的作品，但也包括许多商鞅弟子、后学的多次整理、附益和增饰，书中的一些事件是商鞅死后才发生的。

中国学术出于官学还能从《尚书》、《逸周书》、《周礼》这样的西周官方文献中看出来，《逸周书》可谓中国学术之母——政治、经济、兵学、小说……无所不包。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穷得没有钱办丧事，各类职官就带着经典奔向各诸侯国，这才有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实际上只是官学的不同方面，大体是以道家为哲学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架构（中华原文明的道/法形态），我们能从西汉统一后诸子百家陆沉，黄老治世理念中清晰地看出来。汉以后中华古典文明儒化，官学的这个特点变得模糊了。

西方学术不同，从古希腊时代起，学术就为有闲阶层私人垄断。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作者就是亚里士多德，读《几何原本》，作者就是欧几里得，“知识产权”清晰。当然西方的政治家也曾影响过学术，但西方学术的主流从来就不是官学。

中国学术著作的作者都分不清究竟是谁，于是在有些人眼里中国学术就成了非学术，最多是“术”。比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吧，绝对不能叫经济学，最多叫理财之术，桑弘羊，陈云之徒则为理财家。这些人不清楚，《九章算术》并不比《几何原本》落后，《孙子兵法》可以同西方任何一本战争理论抗衡——中国学术是我们的先人智慧层层累积的有机体，是我们的国魂——没有人确切知道自己的灵魂的重量，但它是最宝贵的！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第二个不同点是他们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不同。西方学术受柏拉图及其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的学园（Academy）的影响极大，西方学术注重反映事物共相的概念并按照严格的逻辑寻求真理。年轻时欧几里得曾在柏拉图学园里攻读过几何，他的《几何原本》后来成为西方学术的标准范式。

据说在柏拉图学园的大门口刻有“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几个字，西方学术的泛数理化倾向也在那里形成。我们不是说柏拉图提倡十年数学教育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他不依赖对天象的观察，主张凭借纯粹的数和图形来研究天体运动的学术方法。西方现代经济学数理化已经荒唐到了这样的地步，学完经济学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看不懂公司的财务报表——历史事实是，数理化最初几乎只限于经济应用领域，而不是经济理论本身。

中国学术不重视概念的定义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她重视感知和意悟，对知识内容的直接阐发，而且常常用类比和比喻的方法。今天大家读《韩非子》、《墨子》这样的中国学术经典，就知道他们不是用西方学术论文的体裁，而是用散文体写成的，语言极为优美，道理极为深刻。

比如中国学术中讲产权要公私相分，不是从什么“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假定开始推理，而是讲了一个“百人逐兔”的故事，要人们理解政治经济体系中公私分明的重要意义。《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第三个不同点是二者的治学目的不同。如果说神话是人类学术的胚胎，那们东西学术的分野最早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神话中，世界是他创的，神在他所创的世界体系之外，这是西方二元论的最初思维形态。中国典型的神话则不是这样，世界是神自创的，神的躯体构成了我们所见的世界。如盘古创世传说，三国时吴国太常卿徐整在其著《五远历年纪》载：“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所以，长期受二元论浸淫的西方哲学家习惯于将可以感知的具体事物和理念分离开来，知识目的是寻求这种超越现实的真实理念。西方哲学中有洞穴喻，在柏拉图这个影响深远的著名的比喻里，人不过是感觉世界（洞穴）中的被捆得死死的囚徒，看到真实世界就要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世界的本原。

中国哲学最典型的形态是道论。金文中已确认有“道”字，《貉子卣》上的“道”字，由“行”与“首”两个部件组成，即道路之意。后来这个“道”字被中国哲学家引深开去，具有了无比丰富的内涵。在老子《道德经》中，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中国诸子百家所指的道本身是自我生成的，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理念世界的产物——他们寻求的是“现世”的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何星亮先生在《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dsptext.asp?lmdm=030102&wddm=0079&file=20038190301020079.htm）一文中将中西学术治学目的不同归纳为：一是“求知”与“求用”差异，二是“求法则”与“求事实”的差异，可谓精当——中国数学领先世界千载，但《九章算术》和《几何原理》的行文结构完全不同，前者的每一章都以实用问题的解决为目的，后者则建立了用定义、公理、定理、证明构成的纯粹的演绎逻辑体系。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生成背景、学术范式和治学目的不同，就说中国没有学术，或中国古代知识不是学术，只是文学作品是不对的。西方学术有优点，也有弱点，我们学习西方学术的时候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凡是不按西方学术标准作学问的都不是学术，只有像二十世纪中国诸多学者那样用西方学术的解剖刀屠宰中国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医学体系才是学术——何处望神州！中国本土学术被野蛮肢解后，全面西化才大行其道的！

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学术版图的历史变迁

在政治统一，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商周，技术官职的世袭显然是知识传承的最好方式。杨宽先生通过对西周金文的详细考察认定西周世官世禄制的存在：“西周长期实行重要官爵世袭制，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虢季氏世代为师和微氏世代为史。”（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66页）其他学者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请注意，这里的世官不等于世职，但掌管历史、音乐、天文、历法、算术的官员从父学，世代相传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秦汉。

荀子总结事务性公务人员的职责时说：“按照法律准则、尺度 量器、刑法、地图户籍来办事，即使不懂它们的旨意，也严格地遵守具体条文，小心谨慎地不敢删减或增加，父亲将它们传给儿子，用来扶助王公；所以夏、商、周三代虽然都灭亡了，但政策法制仍然保存着，这是各级官吏取得俸禄的缘由。”（《荀子·荣辱第四》原文：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 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 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 ）

陕西是周王朝的崛起之地，平王东迁远远不是简单的统治中心的变化，他意味着西周中央政权的衰落以及官学的失守，为春秋战国私学的兴起打开了大门。如果不是汉儒将这一阶段的私学总结为诸子百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西周官学的延展，是以道家为哲学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模式的华夏文明的高度发展期。从哲学到兵学，从外交理论到外交实践，所有的古典学术都重新得到总结和发扬——那是怎样令人激动人心的时代啊！

如果说私学兴起对中国古典学术的繁荣有再造之功，那么他还有将中国古典学术异化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儒墨凭借教育手段成为显学。他们的学说影响极大，举例说，公元前四世纪末，燕王哙竟要效仿儒墨鼓吹的远古圣王禅让之制，结果身死国削。墨家和平主义随战国大争时代结束而消沉后，儒家以德治国理论却在大统一时代找到了立足点。

秦汉都试图将统一私学于官学，秦始皇采取了焚书的有力措施，显然并不成功。当刘邦打到鲁国的时候，亲眼看到那里儒风大盛。汉武帝时代，儒家已经成为极其强大的社会势力，随着儒术的独尊，道/法官学儒家化，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消褪了！

公元前140年，刚刚上台的汉武帝同意了丞相卫绾意见，将治晋法家学说（当时汉朝治国理念的基础是齐法家的核心黄老思想）和治黄老心术的纵横家者排斥于官方学术之外。《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一政策是影响到贤良的选举，还远没有触动法家功勋制，但它的影响却是重大的。这一政策开创了从制度上抑制中华道/法文明的先河，之后的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不过是这一制度的深度加工而已。中国的学术版图由道/法形态向儒家形态转化到唐宋以后才制度固化，但他确是从武帝时代开始的——儒家开始登堂入室了，特别是在公元前135年信奉黄老的窦太后死后。《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不仅晋法家，齐法家在窦太后死后也被冷落！

唐宋以后，通过科举将儒学与选举制度联系在一起，官僚系统儒生化经历了近千年的时间才告完成。东汉初年王充还在他的《论衡》中不断抱怨官吏中儒生太少。

儒家会使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弱化。元朝外族入侵也曾使科举一度停下来，不过从整体上讲，儒家至满清时仍然是中国学术的基础。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国学术版图的儒家特色仍可能会维持下去。西学东进的结果不是中国学术重回道/法形态，而是全面西化，这是当时主张“中体西化”的儒家士大夫不愿意看到，却又无能无力改变的现实——因为人们很快发现，儒家政治经济体制不足以支撑工业化——二十一世纪这依然是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最好的借口，哪怕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出现严重危机的今天也是这样。

现代学校制度及学术机构取代科举制及旧学堂，是儒家衰落，中国学术全盘西化的起点。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912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图书暂行修改应用，并令废止读经。

废止读经，欲仕的学子们只能学西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刻。科举制废除之初，清政府规定新学堂毕业生、特别是留学归国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由是进入学堂和留学已经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只要看看胡适、冯友兰如何研究哲学、中医又为什么一度要被废除，就能理解中国学术版图全盘西化的程度。

政治上大学教育（最好是受过西式大学教育）成为参政的基本条件，有时政府亦以官员平均学历高作为自身形象的宣传点。

二战前曾长期在重庆生活的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他《中国的雷声》中这样评价蒋介石政权中的学术背景：“这些都是一场悲剧……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当蒋介石被拿着《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打败后，他或许只能在台湾岛上品尝全盘西化的苦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在阐述科举制对中国的持续影响力时曾经这样写道：“这一公开的制度具有如此的合法性：二十世纪以前没有造反的农民和外国征服者企图废除它。反叛者们总是将目标指向‘坏的’皇帝或腐败官僚，而不是考试选举制度本身。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们挑战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考试方法的公正性。在共产党统治的过去五十年中，通过国家级的大学入学考试依旧是获取政府职位的最重要资格。”（Pan Wei, Toward a Consultative Rule of Law Regime in China, Deba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P22, An East Gate Book ,2006）

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华三千年学术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官学变私学，道/法变儒学、儒学变西学——只有当中国学术的道/法形态恢复以后，中国方能返本开新，全盘西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东方文艺复兴

中国学术的儒化与西化对知识界的影响太深，以至于人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地下资料证实，《逸周书》多篇为西周文献，她不仅篇章比《尚书》多，涉及内容也比《尚书》文泛，在某种意义上，其学术价值显然比《尚书》大，但世人皆知《尚书》、很少有人知道《逸周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本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不合儒家思想，当然就无人问津——问题是，《逸周书》才是中华道/法原文明的核心，被儒家编辑过的，大讲以德治国的《尚书》才多作伪之嫌。

历史上的《逸周书》长期被人冷落，以至儒家疑其为伪书。有一次孟子读《尚书·武成》篇，看到战争中杀人很多，就怀疑武王这样讲仁道的人，讨伐商纣王这样极为不仁的人，怎么会使血流成河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孟子这种迷信儒书，形而上的荒唐见解竟留下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典故。《孟子·尽心下》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清儒崔述（1740—1816）见《逸周书·克殷》载武王：“用轻吕剑刺纣王尸身，用黄钺大斧砍下首级，悬挂在太白旗上示众。又去往两个王妃所在的地方，她们已经自缢。武王又射了她们三箭，用轻吕箭刺向尸身，用铁质大斧砍下首级，悬挂在小白旗上示众。”（原文：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就认为已死而残其尸，圣人不会这样残忍，所以定为伪书。（《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93页）

儒学在二十世纪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清算儒家的这种愚昧的见解。梁启超在1921年就指出：“……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今人赵光贤对《逸周书·克殷》也解释说：“我们剥去武王的圣人外衣，他杀如纣这样的暴君乃是情理之常，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赵光贤，《<逸周书·克殷>篇释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先生在为罗家湘《<逸周书>研究 》作序时直接了当地指出：“《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使我们看到在《尚书》中所显示的文、武、周公的仁政、仁德、诚信、礼仪之外思想与作为的另外一面：文王、武王夺取天下，既用了诡诈，也显示了凶残，并不如孔子以来儒家学者所粉饰的那样，所以，从某一方面说，《逸周书》有比《尚书·周书》更可珍贵的地方。”（罗家湘，《<逸周书>研究·序言》，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今天，学者们已经完全脱开儒家学术框架，从西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明，这是可贵的。但西学研究方法本身又限制了中国道/法原文明的复兴。比如在少有的研究《逸周书》的专著中，罗家湘《<逸周书>研究 》极为难得，他也注意到了《逸周书》中几篇兵书同《老子》兵家语和《六韬》有关，但确不能直接阐述中国古典兵学及外交思想的根源，仍按西方学术体例从写定时间、文体、历史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几个方面肢解这个“中国学术之母”。！

罗家湘先生学力精深，亦对中国古典原文明多有发现。不过在该书的结尾他仍要以西学标准评价中国伟大的外事原则和超党派政治：“今天，前人总结的一些教训无疑已经过时了。如小国恭而大国威，就并不符合我们奉行的国与国之间尊重的原则。警惕党争危害王权的教训，北宋欧阳修已纠其偏。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党治，古代教训的意义就更小了。”（罗家湘，《<逸周书>研究 》，第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冲破西学的罗网，研究中国本土学术的环境在逐步成熟起来。笔者认为以复兴中国道/法文明为特点的东方文艺复兴已经具备了丰厚的历史基础、强大的现实基础和正在形成的制度基础。

丰厚的历史基础包括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两个方面。从荀子时代开始，儒效问题就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儒家的治世效果在儒家兴盛的宋明清最为明显，柏杨先生直接将明朝称为中华文明的大黑暗时代，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这样写道：“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中国人史纲》，第364页，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五四时代，人们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因于儒家不是偶然的——这同时引起了国人对儒化前中华文明道家与法家的反思。

在文献方面，清儒校勘整理了许多埋没已久的诸子百家文献，他们的目的多是为了以史证经或以子证经，无心插柳柳成荫，结果却是子学的全面复兴——清儒对东方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今天我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买任何一本诸子百家的经典，都渗透着清儒二百年学术工作的心血。

东方文艺复兴另一个巨大推动力来自地下资料，特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黄帝书》、《秦律》、《汉律》的出土，湮灭千年后，秦汉文明的治国理念，法律条文赫然屹立在人们面前，他们有如抽打这个古老民族灵魂的闪电——黄老不是无为而治、秦法不是暴法，中国文明底色不是儒学……

东方文艺复兴强大的现实基础包括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个方面。中国二十世纪的全盘西化，在不同名目下，无论是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学习德意合作主义，还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都带来了巨大的排异反应，平均每个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学习才三十多年，中国到底走向何方，在“中国特色”的口号下涌动着的是不安和迷茫，在中国本土文明中寻找思想资源成为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的热点。

世界范围内，西方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系统论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理论中，使西方学者发现了东方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圣塔菲研究所花旗银行教席教授布赖恩·阿瑟（W. Brian Arthur）在一篇访谈中曾经说过：“道家认为世界是不断展现的。我去读宋朝道家和新儒家的著作，以及十一世纪末程颐、程颢等人的著作观点，发现他们非常具有现代性。他们教导一切都在不断变动，但是万物都按照控制自己的内在法则去构建自己。现在我们称呼它为法（laws）。他们认为原理只有一个，但是表现方式却千变万化。”（http://www.dialogonleadership.org/Arthur-1999.html）

另外，西方工业文明所面对的环境困境也引起世人的深刻反思：个人和私人企业一定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吗？资本在社会中应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光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就能解决温室效应问题吗？当世人看到西方文明不可持续的时候，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五千年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中华文明范式。

东方文艺复兴还没有形成制度基础，除了岌岌可危的中医尚残存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中国本土学术已经失去了制度基础，别说古典政治经济思想无人知晓，就是中文专业也是按西方学术标准考试的。中文专业的毕业生不会写诗正常，会写古体诗反倒让人觉得奇怪了。

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因特网技术的发展，使西化的学校和学术机构的知识垄断地位大大弱化了，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官学失守”，除得到国家支持的新儒家之外，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作为独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为东方文艺复兴的制度基础打下了最初的几根桩！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秦汉大黄金时代道/法原文明的历史余晖，催生了我们存亡续绝，光复旧物的勇气！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吾辈甘作东方文艺复兴的枢纽——我们也知道，路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