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11月19日在新加坡发表的关于中国住房问题的言论，在国内颇引起了一番热烈的反响。尤其是那句“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更是赢得了极高的评价，有网友认为，“这必将对中国未来的住房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曹建海），“标志着中国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正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在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中，正在酝酿住房模式天翻地覆的变革，由开发商主导的垄断暴利开发模式，重新回归到以经济适用房为供应主体的住房模式中来”（沈晓杰）。

　　住房问题关乎民生之根本，可谓重如泰山。有识之士痛感危局已成，亟盼中央政府以民生为念，改弦易辙，使天下寒士俱得欢颜。情之殷殷、盼之切切，借总理一言，浇胸中块垒，固然可以理解。但对温总理此番言论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谓之历史性转折的开始，则未免言之尚早，对决策高层彻底转换政策模式的可能性，窃以为也过于乐观。

　　温家宝总理这次在新加坡的言论，只是即席的演讲答问，相较于这具体场合的片言只语，要了解中国政府对于当前住房问题的形势判断以及未来的政策走向，正式的文件宣示无疑更权威、更足以为凭。而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相关阐述，则是执政当局对这一问题所采立场的最新的、最值得重视的公开表态。

　　十七大报告对住房问题虽仅寥寥数笔，但思路却很清晰，既分析了当前形势――“居民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又树立了一个奋斗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这最后一条尤为关键，因为17大报告是执政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今后5年任期内的执政纲领、政策宣言。证之以今年8月7日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再证之以温家宝总理11月5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今年我们在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在解决住房问题上，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应该干什么。因此我就考虑到政府应该特别关注那些无房户，缺房户，以及外来打工人的住处，这就需要建立廉租房制度，因此我们下决心拿出49 亿，来专门建廉租房”的说法，乃至证之以这次新加坡演讲中对“政府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廉租房”的再次强调，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从现在起的5年之内，以廉租房政策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将是中央政府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换句话说，现有住房政策的彻底转型，即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供应主体的住房模式，在今后5年之内绝无可能！而温总理此次引起乐观期待的关于经济适用房的言论，坦白的说，当是虚应之辞，即使出自肺腑，也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高层共识，更不表示政府准备这么做。

　　众所周知，廉租房政策所关注的城市低收入家庭，在所有城市家庭中所占比例相当有限，各方面给出的数据也不一致，大体上在5％－15％之间。仅仅牵此一发，是不足以撼动房地产市场之全身的，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恰恰是目前中央政府能够高调、强力推出廉租房政策的重要原因。不但高层达成共识，将其写入17大报告，而且地方也积极响应，迅速部署实施。面对沸腾的民怨，当局者明白，不赶快有所动作是不行的，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这样一个汇聚了太多的利益、充斥了太多的权势人物、设置了太多的黑幕与陷阱的所在，彻底改变住房政策模式，不啻是引发一场超强度的地震，必将引起激烈的反抗。而廉租房政策却不会对现有利益格局产生多大的冲击，对房地产利益集团来说，低收入群体本来就不是他们敲骨吸髓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目标是城市中产阶级。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推行廉租房制度，既避免了与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又可收亲民爱民之政声，何乐而不为？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目前住房问题深陷泥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被建设部及地方政府的一群宵小所蔽，进退失据，遂致大局糜烂。论者尤其指责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即国发2003年18号文件）把多数家庭赶出经济适用房大门之外，是对1998年国发23号文的倒退，是建设部的一大罪责。客观的说，建设部及地方政府出于一己之私，对宏观调控屡屡从中作梗，当然是罪责难逃。然而，像2003年18号文这样的对住房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即使是建设部负责起草，也必定是经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同意，建设部有胆量阳奉阴违，但绝无胆量拟出并公布一份与上级领导的意图大相径庭的国发文件来。

　　认真地观察便不难得出结论，自从国发18号文件出台以来，中央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政策实在是一脉相承的，其间虽经多次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但均是细枝末节上的修修补补，与18号文件的原则却绝没有任何改变，这次以廉租房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政策的推出，更说明中央政府在这一点上是不改初衷的，即以商品房作为住房供应主体的既定政策起码在5年之内是不会放弃的，网上的乐观猜测未免有些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