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遗臣黄宗羲，被蔡元培称为中国的卢梭。《明夷待访录》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黄宗羲生活在明清之际，可谓是“天崩地解”的一个时代。他目睹了明朝的腐败，撰作此书，总结历代兴亡的征结，期许为将来垂训，提供治国之道。书名《明夷待访录》，有几种解释，其一；明夷是《周易》卦名，其政治意义乃指当时境界暗淡，但黎明即在眼前，天下将转治世，至于待访，意谓寄情后世明主贤君来实现其治国理想。其二：“明夷”是《周易》一卦，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世知音来采访采纳。其三：明夷是《周易》“地火明夷”，地在上而火在下，代表天色黑暗，光明被抑制住，天下大乱，待访是指等待人们了解。笔者比较认同第三种解释。

    《明夷待访录》清楚的指出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害虫就是帝王制度！可惜当时很少有人发觉此一思想的重要性。在这个认识层面上，黄宗羲的观察很正确，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坏人只有一个，就是皇帝，让天下人缴税来供养他一人，自然享受不尽。但就苦了国人，不仅要供奉皇帝还要供养朝廷的大小百官，经过层层剥削，象一头牛被剥了几层皮一样。每次看到古代电视连续剧对某些帝王的行径，总是感到厌恶。大兴土木、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穷奢极丽，自拥后宫佳丽3000，出行排场极尽铺张，不知要耗费国家多少资源。官员呢，自小饱读圣贤书，考取功名，应朝作官，原本应该遵循圣人之道教化人民，却发现必须同流合污才有前途。因此再有理想的官员也可能逐渐被腐化，象清朝，有捐官制度，一个县官要花上万两银子。清官海瑞呢，老老实实替人民服务，却因为没贿赂上层官员，反倒落得罢官的下场。真是痛心疾首！三百年前的明人曾有这么超前的见解。难怪清末从维新派康梁到革命党的孙文、邹容、陈天华，都用黄宗羲的学说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难怪温宝家总理还盛赞黄宗羲的朴素民主观，拿“黄宗羲定律”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

　　从《明夷待访录》来看，黄宗羲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的很尖锐，他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黄宗羲认为以天下为私的君主最终会被人民离弃，最终被人民推翻。批评那些不以天下为事，而只为一人一姓效忠的臣子，他称这些臣子为奴婢、仆妾，小儒。此外，他的学说客观上超越了儒家所讲的德治传统，提出法治的重要性，并指出法治比起人治更为重要，所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主张废除一家之法，恢复古圣王时代的天下之法，因为他认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律的定义包括法律和制度。

　　其实，在先秦时代由吕不韦门客们编写的《吕氏春秋》也有许多见识还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它的原始历史观、社会发展进步观，民本、民主思想，不但超越了同时代人，而且还影响了后人。《吕氏春秋》对“公”的解释也是另一个样的，最精彩的是下面的这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看得出作者把“天下为公”作了另一种解释。它反对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喊出了天下是天下人的，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这一响亮口号。这在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突破。可惜的是，作者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为什么不进一步提出：让天下人自己来治理天下？要是那样的话，该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多么灿烂的一页呀！

　　德国哲人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以民主宪政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康德的观点和《吕氏春秋》的观点从本质上来看是近乎一样，让君主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性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

　　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建立在“人性本善”假设之上。国家兴盛的希望必须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修养。而黄宗羲总结历史上王朝兴衰，尤其是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另辟蹊径，提出，人性的本质是自私的，权力的制约，不能光靠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必须用制度制约权力。因此，人治之前必须法治。这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伟大创新，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黄宗羲还认为学校不只传道、授业，解惑，而是要积极参加国事。主张恢复学校舆论中心功能，以舆论监督政府，通过士人的舆论监督，使政府不敢怠慢，兴良政，去弊政。黄宗羲能这么早就认识到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真是了不起。但后来的清朝，却完全背道而驰，大兴文字狱，堵民之口，以致中国历史走了很大的弯路。幸好，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之后，今天的政府终于开始重新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必要性了。

　　但，黄宗羲不能跟西方契约论者相提并论，因为他没有提出主权在民的理论。在他的理想中，君主之设是先验的，君主不贤，最多是换上另一个，君主制度有缺点，则想其它方法去弥补这些缺点，他并不是从根本推翻君主制度的本身。君主只要能够兴公利，除公害就是一位好君主，而臣下的职责是为天下，非为一姓。而至于君主所行使的权力是否人民所委托或赋予的问题，他根本没有讨论，就此，我们不可以把他的思想，当成是民主理论。同时，他所提出限制君权的构想，又如何解决呢！这些问题，黄宗羲并没有讨论。

　　无可否认，黄宗羲发挥了孟子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很明显他并未有跳出圣君贤相这种儒家理想的道德政治的窠臼。他所提出的种种设想，目的止于限制君权，而并无提出主权在民和政治须由公意所决定，其实这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必须条件。从根本上来说：黄宗羲是传统社会一心一意专事“补天”的“抱道君子”，而不是传统政治体系的所谓“掘墓人”；他的政治哲学仍然是服务于传统王权的儒家正统政治哲学。

　　总括来说，黄宗羲所主张限制君权的思想是前无古人的。他能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加以发挥，而成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已是很难得了。温家宝总理在《致史晓风先生函》中精辟指出：“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论述，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领导人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根本宗旨的思想风格与行为准则，也从正面反映了黄宗羲朴素民主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研究先人的传统政治学说、治国理念是有现实意义与价值的。目前中国的国务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变革的成功与挫折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变革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而在于社会能否形成化解矛盾、平衡冲突的能力。而有效的国务治理必须以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与时代特征为基础，通过以价值引导、制度维系与组织支撑三个维度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国务治理与政治建设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务治理。历史证明，必须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以法治国、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必将在思想上、实践上把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  张师伟
《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内容和局限 许鸿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