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学者辜鸿铭认为，如果唐朝人是正统的中国人的话，那今天日本人更是中国人，因为日本人更像唐朝人。从文化的角度讲，日本人更多继承的是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人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多、更好的继承了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宋朝是一种萎靡腐败主导文化艺术的殿堂，说白了就是男性泡妞的天堂。宋代以降，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贞节看得越来越重，不仅没有君主娶再醮者，“乱伦”之事也不敢公开进行，但皇帝中却有狎妓的“瘾君子”。例如，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色艺双绝，第一次便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烟花聚集地镇安坊。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徵宗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第二次造访，皇帝亮出了身份，这一回李师师一笑百媚，弹了《梅花三弄》。徽宗自此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地道通达镇安坊。皇帝的荒淫无度，由此可见一斑。大宋帝国的日薄西山，国将不国，也在情理之中了。
文风销魂烁骨，民风萎靡。可是，再多的富丽堂皇的宋词也难以掩盖整个社会的骄奢淫逸，靡烂透顶，更难以抵挡辽、西夏、金、蒙元对宋的杀戳与灭亡。当徽宗皇帝放着三宫六院的宾妃不用，非要频频从狗洞巡幸妓院去品尝李思思这道地方小菜，捭着李思思的三寸金莲做沉思状时，国防部长高太尉亲自在门口站岗……而边关的警报已千百次的警告这个糜烂透顶的王朝，金国铁骑就要血洗汴梁了。在中国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中，宋朝是比较突出的。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以稳定用来执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性强大，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它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点恰恰被赵宋当权者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但是赵宋的这一“创举”恰恰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政治基础，形成了两朝政治体制的根源。有人列举了很详实的数据论述宋朝的经济（宋末财政收入一亿贯铜钱）要超过明朝的最繁荣时期（明末四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清朝最繁荣时期，但是宋朝的国土版图却是中华大王朝中疆域最小的，也是武功最弱和挨打最多的，还是大王朝中唯一放弃控制西域的。如果宋朝出现在清朝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就可能由于没有幅员辽阔的国防纵深而在历次的战争中被轻易击败，继而成为列强的殖民地。
宋以后的武将虽盔甲按剑，但往往垂首缩颈，灰头土脸，情绪不振。文官乌纱朝服，手执牙笏，却往往气宇轩昂，神采飞扬。这是宋代以后崇文抑武政策最直观的表现。
宋以前，文武根本就没有严格的分工。很多人既能横刀立马，追奔逐北，也能舞文弄墨，横槊赋诗（如曹氏父子）。纯粹的文职人员如儒生，总体上说来地位不高。皇帝要拿他们的帽子当夜壶，他们自己也不愿老死笔砚之间，时常怀有投笔从戎，作万里封侯的美梦。事实上，宋代以前武将出头的机会，比文臣多得多。这对当时社会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这种价值取向在唐代诗歌中表现的尤为充分。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杜甫 “健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甚至参佛的王维，也作出《老将行》那样充满尚武精神的名篇：“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尚武精神所主导的文风，才能造就“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奔腾畏蒺藜”的声势，才没有神州沦胥之祸。南宋以前诗词，言情之作很多，且大胆而坦白。香草美人，风骚正宗；郑卫之音，圣人不删。君臣朋友之际，多以男女寓之。南宋以后，则多假道学声。王国维曰：“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五代时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武将最跋扈的一个时期。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你方唱罢我登场”，大都有武将背景。汉宰相杨邠尝云：“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这段话，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明确的价值观。
对于黄袍加身，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江山的赵匡胤来说，真应了一句话：革命成功之际，就是革命理论彻底失败之时。历史上再没有比他更猜忌防范武臣的了。他让石守信等人放弃兵权的那杯苦酒，至今还在我们民族的血管中发酵。既然贬退武臣，此消彼长，重用文士便理所当然了。“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说得何等坦白！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边防大帅，经略安抚，传统的武职，也由文士担任。
对有劫掠汉族传统的北方各民族，宋代前后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以前，很少表现出恐惧。“犯天汉者，虽远必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取富贵唯有大槊耳”,“气吞万里如虎”，“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奔腾畏蒺藜”，何等的自豪，何等的自信！而宋以后，则风声鹤唳，谈虎色变。长敌国志气，灭自家威风。宋代“六如给事”李邺所谓“金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是很有代表性的。明末人畏北虏更甚，什么“百骑不越城，千骑不越路，万骑不避镇”，“镇守战，原野撼；分守战，山谷断，守备战，溪岸眄”。高粱河、好水川、汴京、萨尔浒、松山之役可作铁证。
这种情况，是崇文抑武政策的直接后果。并非因为汉族人口体质下降，对方提高。汉军在人数、军事思想、器械各方面，一直处于优势，一旦武将杰出者获得独立指挥的权利，没有文臣和宦官的掣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潜力会充分发挥出来。岳家军抗金，不难以一敌百。朱元璋自东南定西北，更是万古一英雄。
宋以后重文轻武，一方面激发文士报国之心，爱君之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一方面，也使其末流养尊处优，麻痹不仁。努尔哈赤曾嘲笑冬围炉，夏拥扇，出乘轿的汉官“如妇女之在闺中”，可谓妙于形容。确实，宋以后文官，越来越尊贵了，越来越娇养了，离人民也越来越远了唐代以前，宰相难得有轿子座。诸葛亮出祁山，坐单人小推车，曹孟德北征，立马碣石。宋代以后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坐轿，甚至还要举“肃静”牌、洒盐水，鸣锣开道。明代有个服春药致死的大学士张居正，竟然坐三十六人大轿，吃喝拉撒、性交会客，都在上面！当年秦始皇坐辆马车，项羽、刘邦就垂涎三尺，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文官风光如此，何怪子曰诗云者，滔滔皆是。明代武将郭英之后郭勋，受文臣排挤，主持刊印《水浒传》，把苏轼打入“小人”行列，并借手诛文官且欲强占其妻的矮脚虎王英之口说“天下事都被大头??》中的“素王”薛宝琴“汉家制度诚勘叹”，不仅是对创立八股取士制度的明太祖而言，更是为创立崇文抑武家法的宋太祖而发。
据考证，东晋已有轿出现，但唐以前都是轿的雏形，当时叫肩舆。真正的轿是从宋朝可爱的官僚们坐轿开始的。从宋朝官员的乘轿，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差异：
本来中国早在公元前两千六百多年就发明了战车，并一直在不断的改进革新中，从而拉动了中国各项科技的进展。轿子的出现，尤其是官员们把它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后，赵宋王朝不顾四周群狼环伺，耽于腐朽享乐之中。如此，官僚们自在了，权势和虚荣心也显示出来了，可千百年来，尤其到清代，中国非但没有进步{直到现在我们都造不出完全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汽车}，反而用长矛大刀去对付船舰炮厉的英夷，简直是又退回到了原始社会。
官员是社会的榜样，不乘轿时，官员或许还有思考国是的细胞；而一旦坐上忽忽悠悠的轿子，在鸣锣开道左右簇拥之下，除了思忖贪污腐化纵情享受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坐轿的官员们又能想象出什么高超的保家护国的国策来呢？且看北宋汴京陷落前那些可爱的大臣极具喜剧效果的表演，酷似八百年后的义和神拳：当时，金国铁骑兵临城下时，钦宗皇帝本来已经绝望，准备无条件接受金军的任何条件。突然，坚决主战的宰相将一位精通神术、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带到皇帝面前。这位大师镇定地告诉皇帝，他可以采用六丁六甲法消灭金军，生擒金国元帅。据他说，其方法是：挑选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经过咒语训练后，就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灭金军擒金将易如反掌。半信半疑的皇帝，在坚信不疑的宰相臣僚鼓动下，终于决心一战。结果，到了大师指定的时间后，这些被寄托了莫大希望的六丁六甲神将们，非死即逃。大师也就手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铜墙铁壁般的大宋帝国京城就此陷落。
坐轿的官僚们在悠哉游哉的忽悠中，常常有奇思妙想般的发明。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参赞大臣杨芳：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想出一条妙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更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西方人没有中国官员那种陈腐的价值观，他们的思维向三轮车、四轮车发展，最终发明了万向节！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个小玩意儿，正是这个小小的万向节奠定了车辆发展的关键！由此派生了对车辆、材料、道路的思索研究。于是，新型材料出现了，生产力爆发了，数学、物理学、化学诞生了。飞机——上天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