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同科举制确立了儒家在中国学术中的统治地位一样，在西方学术已经同现代学校制度和学术机构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在西方学术霸权已经牢牢掌控国人每一根神经的的条件下（由于中国学术不是以概念和逻辑为基础，所以中国本土知识体系都成了非学术、非科学的东西，除了作为历史玩味，只被当作散文收入教材），新法家不畏畸岖、艰难探索，愈挫愈奋；翟玉忠先生这篇关于期货与常平仓的文章雄辩地告诉人们，只学以去伦理化和泛数理化为特征的西方经济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实践千载、卓有成效的本土经济制度——常平仓。

从2007年4月中旬起，中国猪肉价格一路飙升，达到每斤13元甚至更贵。中国有些知识分子那些西化的小脑袋马上活跃了起来，本着欧罗巴传统的骑士精神，立志为中国所有家庭主妇贡献自己的智慧，要让所有人吃得起猪肉！翻箱倒柜，非要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答案，大致找到了两条：

一是生猪保险。8月1日，保监会出台了《关于建立生猪保险体系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紧急通知》，规定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金额定为每头1000元，保费为每头60元。其中，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负担48元，保户自负12元；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责任包括洪水、台风、暴雨、雷击等自然灾害，蓝耳病、猪瘟、猪链球菌、口蹄疫等重大病害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建筑物倒塌等意外事故——生猪保险的出台对农户是好事，但对于稳定猪肉价格则起不到多大作用。蓝耳病出了，猪肉价格还会照样上涨。

二是生猪期货。现在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据说年底就要出台。我们知道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风险转移，就是可以将生产者的风险转移给投机者，生产者通过套期保值有效规避了市场价格波动风格，更多投机者通过参与期货风险投资获利；期货市场还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期货价格能够有效地对该期货合约的到期日的现货价格进行预期。

期货的确可以使价格波动变小（越是生产者对期货市场敏感越是这样，为了尊重一下那些“洋八股”先生，请暂时将中国生猪以散养为主的基本事实忽略），但这里有个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现货市场的供应没有巨大的波动。因为期货“发现”的是没有意外出现时未来的价格，如果现货供应由于某种原因出现问题，期货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另外，如果期货投机过度或者对意外事件过激反应，都会导致现货市场巨大的波动，并且造成相关联产品的连锁反应，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十几年来，国家为了稳定市场，不得不多次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平仓就是这个原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一位博士不久前在《北京青年报》上撰文，指出生猪期货好处多多。有了生猪期货交易，广大养殖户不仅可以根据期货价格波动，及时了解生猪的未来价格走势，并根据市场信息进行农业生产和销售决策，合理调整养殖规模和饲养周期，还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先卖后养”规避风险，减少生猪养殖的盲目性，减缓现货价格的不合理波动。

要知道，期货市场是个“双刃剑”，如果看不到脱了缰的资本会通过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反而认为是期货自动减少市场波动，简单是颠倒黑白——长期以来，期货市场都被认为是高度投机的场所。直到1954年哈罗德· 欧文通过对谷物期货市场、黄油市场、鸡蛋市场的研究后得到结论：期货市场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套期保值者，而不是大量投机者——期货市场是一个套期保值市场。

人类历史上期货从来没有被当作平抑物价的机制，它只是减少生产环节风险的机制；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平抑物价机制常平仓，因为是中国人发明的，当然早就被诸多国人忘在脑后了。

常平仓是什么机制呢？简单说就是用基本商品储备稳定现货价格。我们可以把常平仓比作一个蓄水池，市场上商品价格过高时，常平仓就将储备的商品投向市场，增大市场供应，让市场回复到正常水平；当市场上商品价格较低时，常平仓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商品，减少市场供应，让商品价格恢复正常水平。

如果说芝加哥处于美国东西部的交通枢纽的位置以及十九世纪美国商品粮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了现代意义的期货市场，那么中国发达的农业和大陆性气候生存环境的恶劣催生了常平仓制度。在甲骨文中，我们就发现了商王让自己的臣下巡查仓禀的记载：

己巳卜，贞：令吴省在南[]（此字上面一个“亠”，下面是“回”，古代“廪”字。陈梦家《综述》536页解释说：“[]是积谷所在之处，即后世仓廪之廪。”）

这句卜辞的意思是说，商王命名吴之人省视在南地的仓廪，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国家级别的公共储备——储备是常平仓建立的先决条件。

从《周礼》中，我们能明显看出西周初年国家保持粮食这种基本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在具体操作上，《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的操作与李悝的“平籴法”十分相似，也是以“有余补不足”的哲学原则来平抑物价，并将赋税的多少同年景的好坏联系在一起——中华政经制度源流远矣！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廪人》条：廪人掌管谷米数，以备国家分颁群臣俸禄、救济民众或恩赐、发给[庶人在官者]食粮。依据年成的好坏计算王国的开支，知道够用不够用，并报告上级用谷[的原则]，据以制定适于丰年或荒年的不同用谷标准。凡民众吃粮，每人[每月]四鬴，是上等年成；每人[每月]三鬴，是中等年成；每人[每月]二鬴，是下等年成。如果每人[每月]吃不够二鬴，就命令国中饥民迁移到产粮多的地方，并告诉王减省国家开支。（原文：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賙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仓人》条：“仓人掌管所收入谷物的储藏，分辨九谷的名称种类，以备王国所用。如果谷物不足，就减省委积的支用；谷物有余，就把它储藏起来，以备灾荒年而颁用。凡国家有大事，供道路委积所需的谷物和饮食。”（原文：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有馀，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凡国之大事，共道路之谷积，食饮之具。）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司稼》条：司稼掌管巡视王国野地的庄稼，辨别各种谷物的种类，全面了解它们的名称，以及它们所适宜种植的土地，作为下年种植的法则，悬挂在邑中里门上。巡视野地的庄稼，根据年成的好坏制定出征收赋税的法则。掌管调度民众粮食的多少，而救济人们的急困，公平地颁授所征收储积的粮食[给急困之民]。（原文：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兴。）

常平仓发展成熟于东周至秦汉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范蠡的“平粜法”与李悝的“平籴法”。李悝平籴法是按年成丰歉和灾情大小的不同情况，把丰收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三等。上熟年份每百亩收余粮三百石、中熟年份每百亩收购余粮二百石、下熟年份每百亩收购余粮一百石；把灾荒年成分为大饥、中饥、小饥。大饥则把上熟收购余粮抛出，中饥则把中熟所购余粮抛出，小饥则把小熟所购余粮抛出。这样就能保证即使有灾荒也会因有储备而保持粮食市场稳定。据班固《汉书·食货志》载：“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显然，班固视李悝的平籴法为魏国富强的基础。

常平仓政策的理论架构在汉武帝时代已经基本成熟，当时主管经济的桑弘羊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到西汉宣帝年间，担任大司农中丞的耿寿昌正式建立起了常平仓制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寿昌遂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日常平仓。”这里耿寿昌运用价值规律，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有效平抑了粮食市场，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中国市场上不再有西方经济中直到今天还存在的将“牛奶”倒入阴沟的野蛮行为。

历史上常平仓制度在中国置废不常。但至中华全境沦陷于满清时，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清朝常平仓款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收入、截留漕粮以充实常平仓的资金和富民捐谷；常平仓的作用除了平抑物价，还包括出借给农民作为籽种口粮，以解决一部分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困难，同时达到仓谷出陈易新之目的。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储备的质量，每年出陈易新的部分约为总储量的百分之三十。

常平仓储量随着清朝国力的上升曾不断扩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渐空虚以至枯竭。至清末，对于全国极大多数地区来说，经济的稳定器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将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引入了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李超民先生《美国70年来农产品立法和相应的农产品常平仓计划的现实意义》一文，http://www.shagri.org/readnews.asp?newsid=10034）

钱穆先生对国人数典忘祖，常平仓制度为外人所用，自己却一无所知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30~31页）

不过，尽管钱穆是一代史学大家，学识渊博，但在写《如何研究经济史》时竟然也没有提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轻重之术，甚至连《管子》这本书都没有提到，只讲了儒家的几句格言，《货殖列传》、《太平广记》之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提《管子》轻重十六篇，就如同研究美国只研究阿拉斯加一州一样。中国儒化之深，钱氏亦难逃儒家思想巢臼！可叹可悲！（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57~74页）

此次猪肉价格上涨牵动着千家万户，所以马上有政府官员站出来要动用国家储备肉平抑物价。据来自中国机械化养猪协会的消息，我国现有344家中央储备肉基地场，储备量为14. 5万吨，其中中央6万吨，地方8.5万吨，且很大程度是活体储备。而2006年中国猪肉总产量达到51.97万吨，储备肉只占我国猪肉总产量的0.28%。这点储备肉还不够一天供应，去平抑物价岂不荒唐！

原来，国家储备肉本来就不是为了平抑全国性的肉价上涨而设立的，功能似乎回到了西周以前，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的灾情、疫情——那些政府官员手上根本没有足以控制市场波动的猪肉，所以为了稳定市场只能发表“善意的谎言”！

保险、期货……西方好的经济机制当然要学，但中国好的制度模式也不能丢。期货只有在常平仓之下才可能真正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常平仓使投机者永远不敢超越常平仓划定的价格界线。一位作期货界的业内人士说的很干脆：“如果没有常平仓的后盾，生猪期货应不会减缓现货的波动！”

这位朋友所说的常平仓当不单是指猪肉储备，更重要的是占生猪成本相当大比重的农产品（特别是豆粕和玉米）的储备，因为上半年肉价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养猪饲料价格上涨，二是2006年下半年全国性的猪疫病。

数十个世纪以来，常平仓制度使中国人渡过了多少自然的灾难和市场本身的风险——失去对常平仓的记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这个沧桑民族维系其千年发展的制度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