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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还我哲学——中国古典哲学初探(上)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7-10-08
 

写在前面

 

看到五花八门研讨会上学者们面红耳赤的争论,什么公有私有啦,唯物唯心啦,灵魂肉体啦、应然实然啦、右派左派啦、民主专制啦、现代传统啦、人治法治啦……就产生复兴中国古典哲学的冲动,好让那些研讨会上的先生们明白,他们只不过是用西方概念武装的“学术香蕉”,泊来摆在那,好看不中用!因为他们在谈另一个文明的故事。

 

也听到了好多由此产生的笑话。最近的是一位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籍华裔女作家讲给我的:

 

她的儿子是一位正直的艺术家,热爱中国,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次,在客厅里(我喜欢那里充满各地民族风情的艺术品)和自己的美国朋友讨论中国人权问题。此时,正好跟随家里多年厨艺很高的保姆走了进来,这些人立刻想听听中国保姆的看法:“你怎么看中国的人权问题?”

 

保姆一愣,脱口而出:

 

“这是道什么菜?”

 

管她什么菜,反正那些学者只管说,不管作!

 

这就使得在中国作学术简单得多了,不用大脑,只要用剪刀和浆糊就行。当然先要会一、两门外语,最好是去外国一下,去不了欧美也要去一下港台,哪怕是去一两年,一两个月、一两个星期都行。假如你成为国外某位教授的学生,特别是这位老外有点名气,那基本可以断定,你的祖上定是积了阴德的;回到中国,尽管去研究结构或大学里拿高薪好了,因为即使你没有任何学术创造,只要沾了洋导师的灵光,你就是中国本土的学术权威!

 

我也懂一、两门外语,二十岁刚出头就学世界语,三年后就创造了一个叫《GRANDA UNUECA  KREDO》(大统一信仰)的理论体系,还发表在了法国的世界语杂志上(大概是叫“ASISTILO”)。慢慢看到所谓的“大理论体系”系多了,才知道逻辑自洽,自己说服自己多么容易——尽管那些理论一无是处,毫无用处!

 

后来听到朋友们留学日本的就说要学日本、留学德国的就要学德国、留学美国的就要学美国,越发大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天底下中国只有一个,且一个民族的未来必是其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这么多洋先生,中国这个小学生非被压垮不可。不是吗?过去一百年,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德意合作主义模式,苏东社会主义模式都学了,到头来还不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反思改革”,我们外来的思想负担真是太重了。

 

话说回来,学也要“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自己的东西都不清楚,还学个什么?

 

于是我就静下心来,研究中国原生学术体系。很快就明白中华文明远非“封建传统”、“专制工具”几个字所能概括的,写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领域的文章后,发现最基础的东西还在哲学里面,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思想这个世界的方式。可哲学研究实在太庞杂,最近几年间总结了中国本土哲学的三个范畴:道法(不是西汉中华文明被儒化后的道德)、名实(各家都有论述)、阴阳(政治经济学上的轻重),但不敢写出来,凭主观臆断《论语》、《老子》的人不是太多了吗?都成了“超女”,还是不要去凑热闹得好。

 

知道中国原生态的哲学只有在中医中还被应用,就小心翼翼地向天津中医药大学一位老师请教,没想到这位朋友也对胡适、冯友兰们用西方学术范式任意肢解中国哲学大为不满,坚持要我先写出来再说。是啊,西方哲学是西方有闲阶层的个人精神产品,这与中国学术起源于国家完全不同,怎么先秦诸子一下子都变成了古希腊的智者和辩士呢?还列出了什么老子哲学、孔子哲学、庄子哲学、韩非子哲学……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不是引用《易经》中的话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吗?那么中国哲学最终同归于何处呢?

 

再读《黄帝四经》首篇《道法》,顿悟全文正好是笔者总结的“道法”、“名实”、“阴阳”三个范畴——思接千载,不胜惊喜,欣然下笔,遂成此文。

 

还我中国哲学

 

由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全盘西化的缘故,这里我们不得不首先讨论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

 

20019月,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Derrida)来中国讲学时就告诉中国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因为按照西方学术标准,中国的确没有哲学。

 

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绪论》中解释西方广义上的哲学要概念时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于死亡,它也还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吗?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中国原文明中既缺乏虔诚宗教因素又缺乏实验科学因素,更谈不上界定哲学了。

 

东方最早用“哲学”概念的是日本人。1874年,日本学者西周首次使用“哲学”一语翻译英文的“Philosophy”。但直到三十多年后,中国人才用哲学一词指称自己的传统思想,始作俑者是两位留美的先生。1919年,胡适将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扩充,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为题出版。这本书表面上看来不过是以西方人易理解的方式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某些思想家的通俗读本,没想到,这部用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总结中国思想的书会开一代风气,1934年同样留美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涂着西方脸谱的中国哲学如幽灵一样从中华文明的沉沉雾霭中走了出来。

 

东西方文明血缘不同,比如西方哲学知识论在强调区别主观和客观时才有完整的意义,而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主客互系的。中国没有“西式哲学”,怎么办?胡适和冯友兰用了同样的方法,一是将哲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大幅度扩展,二是拿着大剪刀将诸子思想裁剪,凡是能放进西方哲学筐子的,都放进去。

 

胡适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则提出:“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对于裁剪中国诸子思想这方面,二人并没有隐晦。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就公开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也明确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从所谓的“中国哲学”这一概念诞生那天开始,她就遇到了生存危机,因为其内涵根本就是经不住理性地考察。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

 

如果非要用西方哲学范式解读中国人思想,为什么不能用中国人的思维范式解读西方哲学,而非要西学指导中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回答显然难以服人,难到西方自然科学发达哲学也必定同样发达,他说:“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就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

 

还是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得清楚:“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为什么西化不易中止,一言以蔽之,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明自信心被彻底摧毁,他们的目光只有一个方向:西方!

 

到今天,中华文明西化一百多年后,中国哲学危机已经达到“合法性”的层面。如果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能返本开新,而是离中国的人灵魂越来越远,那么中国哲学发展的西化模式显然失败了——中国哲学就需要重整河山!

 

200012月,在广州中山大学主办的“现代性与传统学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景海峰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在现代学术形态中所对应和临摹的,显然是这样一种经过学科化、专业化之后的‘哲学’,它的目标就是要建构成有清晰界定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但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固有的,而是现代知识形态建构中的一种想象的推及,只能是戴着中国面具的西方式哲学。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生、宇宙的思考,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所提出的问题和西方哲学也不尽相同,有些是根本无法类比的。如果硬要设定有所谓‘普遍哲学’的形式,那么中国哲人的许多思想就无法纳入其中。这种实际状态的含混性,就使得‘中国哲学史’的边界极其模糊。假如推论到极端,要么说中国没有哲学(那是用了西方哲学形态中某些极为严苛的标准来衡量的),要么中国哲学就变成一只无所不装的筐(那是把所有可称之为思想的东西都视为哲学的缘故)。冯友兰三十年代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范式,显然是较为接近西方哲学标准的,这固然便利了专业化的学科建制的需要,但同时也远离了中国哲学的精神。”

 

在“哲学”已经成为中国本土学术语言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抛弃“哲学”这一概念,但必须重新界定中国哲学概念,并站在中国哲学内部重构其基础框架,而不再用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和话语去诠释中国哲学。

 

在探索中国本土哲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提及吕嘉戈先生。吕嘉戈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是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人、前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的公子。在长期的中医实践中领悟到了中国哲学的精华,20033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方法——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一书。

 

吕嘉戈也看到了胡适、冯友兰“西化”研究方法对中华哲学的破坏作用,他说:“自公元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以西方哲学方法来论述中国哲学方法时,将把握‘道’的方法给抹煞了,代之以古代学者人人成了哲学家, 80 多年过去了,中国哲学界没有改变以胡适的这套以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西化思路。虽然哲学界中有一些学者在呼唤中国哲学,但不是哲学方法,可是至今非但无人能很清楚明白地讲清和应用这套方法,并提纲携领地将它们呼唤出来,反而却越发加大了‘肢解’的范围,将本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各个学说,却分别冠以某某哲学。这样,对哲学均以不同学科不同人名命名,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混乱局面,使后学者无以是从,它对国人的误导是致命的,对中国文化的肢解和破坏也是不可低估的。”(《中国哲学方法·绪论》)

 

为了浓缩中医还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吕嘉戈先生区分的“哲学”和“哲学方法”,认为胡适之后的中国哲学界只讲了“哲学”而没有讲“哲学方法”。他写道:“哲学方法与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方法是研究人类文明以及认识是如何得来的或如何被创立的学问。在人类脱离动物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后,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均有了自身的认识,在人类文明及文化、科技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以及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提高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否则,任何学科的理论以及科技上的发明与发现都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哲学则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问。与哲学方法相比,哲学所研究的人类思维的内涵,是在哲学方法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故哲学方法与哲学二者,应是哲学方法在先,哲学在后。” (《中国哲学方法·绪论》)

 

中国哲学方法是以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整体观方法论就是让人们从宏观的位置上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古人用“道”这个概念说明;形象整体思维就是实现整体观方法论的思维方式,此处的“形象”是指形象化方法。 形象整体思维的思维过程主要有三个内涵:包括取象比类方法(对万物的认识要取其时空变化,察明其阴阳五行属性)、形象化方法(将具体事物形象化为形而上的形象,不仅不像单纯抽象那样生硬冰冷而无生气,反而使论述变得生动活泼,朝气勃勃,成为人们愿意接受的形式,如将廿八宿分为四象)、尚中合和原则(在把握了事物的宏观后,其次还要把握事物的中或核心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不偏不倚地对宏观的表述上更进一步达到清晰完美,自然而然地避免了走向极端化)。

 

可以肯定,如果吕嘉戈先生不是一位出色中医,他不可能对中国哲学探索得如此深入,因为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大黄金时代”(柏杨语)成熟的中国古典哲学形态只有在中医中完整保存。最近先生告诉笔者,他的《中国哲学方法——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即将再版,甚慰!

 

笔者认为,吕嘉戈先生提炼出“哲学方法”是重要的一步,“哲学方法”这一层次才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但他和胡适所说的“哲学”包括太多的政治、经济学,甚至是实用技艺内容,比如说《管子》中讲到了许多哲学理念,但这本书主要讲的不是哲学,而政治经济学;《黄帝内经》中也有许多哲学内容,但它大体都是讲医学的;另外吕嘉戈先生认为阴阳五行是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所把握的地球上最大的宏观,认识阴阳五行是理解和掌握中国哲学方法的关键所在,这值得商榷。

 

大家知道,五行学说中医在人体这个复杂巨系统中的应用相当成功,但引入政治学上的努力就一直不太成功。战国时邹衍用“五德终始”论证新政权取代旧政权或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实为荒诞。《管子·五行》用五行安排时节、应时治事,相比传统“月令”体系,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意。到西汉董仲舒,已经把五行理论神学化,儒家逐步以天人感应的巫术精神主导了国人的政治神经,遗害千载。

 

所以,我们应对中国本土知识结构中哲学及其他内容进行更精确划分,同时使之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与西方神学、哲学、科学这种三层知识结构不同,中国只有哲学和其他知识两个层次。笔者将中国古典哲学定义为中国人思想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她是中国本土知识结构中实用技艺、政治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是这些实用技艺和政治经济制度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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