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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薄命
在今日之中国，所谓的财富故事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不，外国人作裁判，全国性的福布斯富豪榜及胡润百富榜已经不过瘾，又出了个“省级富豪”。制造这个省级富豪榜的是过去一百多年常常敢领天下先的湖南。9月23日，“2007湖南富豪500强”出炉，梁稳根以188亿元的身价居榜首。
既然有省级富豪榜，推而广之，未来肯定有“市级富豪榜”、“县级富豪榜”……这下书斋里的学者们可有的干了——除了翻译西方人的书，用剪刀和浆糊拼接一下作学问，还可以指点江山，玩弄数字，序列富豪，也算得上一种进步了。
不过中国的富豪们似乎并不买账，大体是因为富豪榜上的许多人都出了事儿，于是大家戏称光着金光的诸多富豪榜为“杀猪榜”、“通缉榜”、“出事榜”云云。
富豪榜也没有产生任何榜样力量。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项关于“青年人眼中的中国富豪”的网络调查，调查的结果发现，在3990名参与者中，有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品质是“很差”或者“较差”，认为中国富人整体品质“好”或者“较好”的，只占3．95%。要知道，这些青年将是未来社会的主导力量！
在8月31日下午四川广元煤老板携巨款驾车被炸死后，一位商界朋友马上打来电话说述说自己的感受，他说有句老古话叫“红颜薄命”，现在是“富人薄命”，自己就是个“薄命富人”。除了花70%的清醒时间应酬各级官员，方方面面——看到这样的新闻，晚上睡觉也要睁半只眼。
于是就有太多的富豪将资产转移到了国外，包括那些自称要捍卫民族品牌，扛起爱国大旗的先生们；也难怪，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们刚把科斯产权理论读完一半，就照本宣科，断言公有制产权不清，主张把公有产转给私营企业家。问题是中国大多的私营企业家拿不起四、五十年共和国积累起来的产权，干脆转到了国外，据说只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权才是清晰的。
最近的例子是由爱国心浓重的法国人为我们提供。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达能与娃哈哈商业争端中，今年4月底法国达能董事长兼CEO弗兰克·里布在公开场合表示：“（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一直宣称爱国，但他的非合资公司大多由海外的离岸公司控制，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原来，1998年以来，宗庆后妻子施幼珍、女儿宗馥莉已在海外注册11家离岸公司，而在目前39家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中，有28家由离岸公司参股设立，其中包括法定代表人是宗馥莉的外资公司9家。在外资绝对控股的10家中，Ever Maple Trading Ltd控股6家。另据不完全统计，在这39家非合资企业中，由宗庆后及妻子施幼珍、女儿宗馥莉等家人控股的至少有28家。
富人说自己红颜薄命，干脆“嫁”到了美国，青年人眼中富人形象不佳，“仇”起了富来——看来中国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什么是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
资产阶级
“美国！当然美国是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在小范围的调查中，这是笔者得到的最为普遍的回答。再问下去，回答仍相似：美国人是私有制，自由民主，具有良好的商业生态。
不过也有不屑回答的人，面对中国公共政策被权钱联盟垄断的事实，一位老先生直接将今天的富人和官僚一道统称为“资产阶级”，宣称他们应统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据笔者所知，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用街头巷议式的“红眼病”理论能解释得了的。
首先，美国是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吗？
美国政治、经济乃到外交一直受到资本家阶层过于强大的威胁，大萧条时代那些资本大老对国民财富的掠夺是触目惊心的。尽管罗斯福主政期间对这些资本集团进行了抑制，但直到今天美国的富人阶层仍然过于强大，甚至威胁到了民主本身。最近一期美国《外交政策》（9/10月号）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利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作者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作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民主却没有发挥其维护公正的职能，而且民主正在被强大的资本侵蚀。他认为：“民主日渐衰弱主要是因为各公司日益激烈地争夺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于是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游说、公关乃至贿赂和回扣，设法出台使它们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法律法规。结果形成一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竞赛，它淹没了普通公民的声音。”
罗伯特·赖克没有指出的是，美国资本富人集团是通过对外掠夺的形式做大国内经济蛋糕，然后通过将民主资本化的形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一个遇到经济危机就吹起战争号角（今天的次级债危机中，虎视里海石油的美国战争日程表上锁定的目标是伊朗，一看美国各大报纸便知）在一个能够通过观察投入竞选资金的多少预言竞选胜负的国度里，民主的势微是必然的。这里，资本为王！
全世界很少有人否认计划经济时期公有经济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这也是那些西方取经回来的经济学家称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吧（统计和经济现实不完全支持这种观点）。的确，当时的平均主义，人浮于事是真实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问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是当时的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恢复了奖金制度，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与国家“分肥”（前几天这一制度又恢复），理论上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当然以上招术于建设美式商业社会不灵，于是张五常之流北上，扛起了产权改革大旗，私有化的“经济大革命”，其破坏程度比“文化大革命”更甚——国家战略产业被残酷肢解，老百姓福利被野蛮剥夺，那些经济学家们还口中念念有词地要国人忍受震痛！盗版一句相声用语：
一群混蛋！
西方人及受过长期西式教育的东方人大多会倾向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西方文明的知识架构由此而来。灵与肉、物质与精神、自由与专制、异教与天主教、左派与右派、公有与私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成为西方学术理论话语的核心部分。东方文明不是这样，她主张阴阳互根，相生相克，阴和阳不是彼此些严格对立的，他们是不断变化，互相转化的，所以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中从来没有过私有和公有的争论，史实中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的能力。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在解决的目标上，西方人倾向于一方除掉另一方，中国人则以偶对体的平衡为目标。最好的例子是中医和西医，西医的主流是对抗性疗法，而中医则是通过损有余不补足恢复身体内部阴阳平衡。
我们还是回到经济学中去——在中国人的逻辑体系中，不会有非公有就私有这样的逻辑。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理论家们就注意到了“大锅饭”问题，怎么解决呢？当时科斯的祖先还在丛林里披着鹿皮采集干果，当然就不敢，也不能来中国指导自己从未落足过的土地了。所以中国人的解决方法不是私有化，而是明确信托责任（反对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的郎咸平教授强调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对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思想中，这叫作“审名分”，孔子“正名”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些，不过他主要是讲政治层面。
尸佼是商鞅的老师，在流传下来的《尸子》一书中他举例说：“指使众人按诏令一起劳作，大家都慢慢腾腾的，要是在分得的田地上劳作，就快得很，这是什么道理呢？是因为后者有过错是无可逃避的。职责也是‘土地’，不可不分呀。君王与臣子如共有一块‘土地’，那么为臣者有过错就能够有所逃避。因此说，用墨绳来测量，那么不直的木材就有缺陷；用水平仪来测量，那么不平的地面就有缺陷；确定了名分，那么群臣中名实不符合的人就难逃其责了。”（《尸子·发蒙》原文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措准则地之险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
《尸子·分》和商鞅学派的著作《商君书·定分》都专门讲审名分，可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中建立社会层级、落实信托责任在我们先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在产权理论上，中国人强调明确的公、私产权关系以及政治经济生活中公私相分的重要意义。《商君书·定分》用一则“百人逐兔”的故事说明这一点：“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乱哄哄蜂拥而上，要逮住他，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都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像奔马似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如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确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因人而异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代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好比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具体内容，如不同教师传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评议，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文字的它的具体意义。所以，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原文：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也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当我们看到经济责任明确的秦汉律法，看到两千年后仍寒光闪闪的标准化制作的秦汉长剑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为这个古老文明伟大的经济思想所折服！
至于中国的富人是不是资产阶级，也是值得讨论的。
在中国社会中，由于个人在社会阶层中流动性较强，所以国人心目中的阶级概念只是社会分层的形式，起源于古代大臣们按不同级别站立于朝堂上的位置。
受到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最早倡导阶级斗争史观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刘师培。1908年3月，这位思想多变的国学大师在他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合册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一文，其中明确写道：“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即《共产党宣言》——笔者注）；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则民鸣君译斯编之旨也。”（汪宇，《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阶级对立思想一传入，立刻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认为它根本不适用描述中国社会。
1925年11月17日，梁启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题为《国之保护与奖励》文章，反对将西方政治学概念生吞活剥地引入中国。
“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政客们并不见得都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的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 ”
中国数千年来是按不同职业进行横向社会分层的，这就是四民分业的观点，大体包括士、农、工、商四类（东汉班固以前很少讲儒家士大夫），他们是平等的。在中华文明形成期的周朝，人们将商人同手工业者、农民和商人一道称为“大农”、“大工”、“大商”。认为商业和商人是国家的根本。
西周治国理念的重要典籍《逸周书》在总结文王的文治武功时称国有“五大”：一，大智指行用谋略；二，大武乃收敛勇力；三，大工是操劳工事；四，大商为流通货物；五，大农即借贷粮食。（《逸周书·文酌解第四》原文：一大知率谋，我大武剑勇，三大工赋事，四大商行贿，五大农假贷。）
古籍《六韬·文韬·六守》引用周初姜太公的话说：
“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投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译文：太公说，这三件大事就是大农、大工、大商。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助合作，粮食自然会充足；把工人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相协作，用具自然会充足；把商人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通有无，财货自然会充足。三种行业，各得其所，人民无忧无虑。不要打乱这种区域经济，不要拆散他们家族组织。臣民不得富于君主，城邑不得大于国都。）
为了保证良好商业秩序和商人具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周朝设有“司市”一职，其职能除了市场管理，还包括由政府（泉府）收购商人滞销积压的货物。《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司市》载其权责：“（司市）按照次和叙的设置来区分地段、划分市场，按照货物的不同来分类陈列店铺而使买卖公平，用政令禁止出售细巧侈靡的物品而使买卖合理，通过招致商贾而使货物丰盛、钱币流通，通过度量确定价格而招徕购买者，通过质剂结成买卖双方的信任而避免争讼，用胥师、贾师等小吏来禁止假货而杜绝欺诈，用刑罚来禁止暴乱而铲除盗贼，通过泉府的收购或赊予来体现与民同财货。”（原文：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以量度成贾而征价，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
著名经史学家蒙文通先生（1894-1968）通过对《左传》及其他先秦古籍的研究发现，西方历史中商业文明的兴起导致封建社会灭亡的观念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他在引述了周朝诸侯对商业的重视后指出：“由以上诸事论之，足证周代诸侯大夫，不惟不与商贾相妨，且以安定为此时代之美政。商业社会与封建政治相辅并进。然则‘商业经济之决然腐蚀封建社会’，其说决不能施之于国史。”（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表明，西汉（公元前一世纪）以前，中国曾经存在一个繁荣的“大商”时代，这个时代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形态迥然不同。
“大商”时代
由于当代的中国学者受西式教育程度很深，以至于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常常闹出笑话。这些笑话不是因为这些学者常识不渊博，更不是研究肤浅，而是思维方式使然。
举例说，在研究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著作《管子·轻重》十六篇时，两位国学大家竟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胡寄窗先生认为，《管子·轻重》代表商贾利益、重视商贾及其发展。而马非百先生认为，《管子·轻重》代表地主阶级和专制君主利益，其排斥富商蓄贾的思想非常突出。
为什么会两人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这是因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百姓均平，反对一个阶层单独主政。进一步说，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一直强烈的反对“以资为本”，是主张“以人（国，这里的“人”是社会整体）为本”。一方面，《管子》一书的作者强调商人和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反对商人或资本垄断国家利益，胡寄窗和马非百二位先生各执一端，所以才会出现一家认为“重商”，一家认为“抑商”的情况。
诚如《六韬·文韬·六守》中所讲的，一方面商人是国家的“三宝”之一，另一方面“臣无富于君”。关于中国“以人为本”的商业社会，《六韬》中论述得过于简单，《管子》一书论述就很详尽了。
《管子》的作者认为，人民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最早谈到“以人为本”的《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强调了国家整体，而不是部分势力强大的必要性：
“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做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霸王之业的开始，也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原文：夫上夹而下苴、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所以，《管子》一方面强调商人是国家的柱石，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贫富严重分化，“商贾在朝”，资本腐蚀社会，人剥削人，像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兹将相关论述摘录如下：
《管子·乘马第五》论商人及商业之重要意义：
“有市，无市则民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黄金百镒为一箧，其货一谷笼为十箧。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译文：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民用缺乏。六里见方的地域，称之为“社”；有居民的邑，名之为“央”，要征收关税和市场税。按黄金百镒为一筐来算，货物一谷笼算作十筐；集市的商人如果达到三十人，从正月到十二月年收黄金一镒，这就是征税。每年的春分公布税率，立夏则按月核实，秋天则统计总的征税情况；还要统计商民人数的增减。）
《管子·小匡第二十》论社会分工和商人的社会意义：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译文：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旄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论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危险以及节制资本的意义：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译文：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管子·权修第三》论资本力量过大对政治权力腐蚀：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译文：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能准确；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是办不到的。）
蒙文通先生1944 年作的《汉代的经济政策》（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一文中，花了大量笔墨盛赞中国节制资本，百姓均平思想的伟大，认为这一思想解决了罗伯特·赖克指出的那种资本过于强大导致的西方社会顽疾，足以为我中华文明之骄傲。
“《董子书》以为‘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篇》——笔者注）。是知董子之义，实超于墨孟之俦（音“chóu”，同类——笔者注），故舍其说而不循也。《管子书·侈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至于忧。’此又晚周之说而董生之所本耶。董生使富不至于骄，贫不至于忧，是则贫富之不可废，而应有其度。贫富不废，是自由也。贫富有度，则平等也。平等而自由，固至上之制。岂今世各国所能跂及（犹企及——笔者注）者哉？我建国最高原则之树立，良以此也。董生忌乎大富大贫，曰‘节制资本’，是去大富。曰‘平均地权’，是去大贫。我固有之文化，足以定今日之国是，其义独高于欧美，顾不信欤……凡欧洲中封建贵族与工商资本，资本与劳动之争，为患稽天者，于中国史悉无之。一若中国民族独不解阶级斗争之事，而孰知此即晃错、董子之消患于无形耶？欧美今日所不能解决者，中国于二千年前已处之有其方。是安得以我自然科学之后于人，而谓我历史亦后于人耶？”
现代资本主义是西方历史千百年自然演化的结果，不能，也不可能任意移植到其他地方。现代西方好的东西要学，但“以资为本”，导致资本侵蚀社会公平公正的坏东西绝不能学——更不能紧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或鹦鹉学舌，或亦步亦趋。
中国的未来必然是中国历史数千年自然演化的结果。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风雨，雄立东亚，必有其因。她的优点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炎黄子孙不能看完十八世纪从未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的书就宣判中华文明“封建落后”，然后弃之如蔽履。
——今天，在中国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呼唤节制资本、关怀贫困、百姓均平、“以人为本”的本土商业理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