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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答皮介行先生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7-08-08

 

    公事缠身,您8月3日的信现在才复,见谅。

    信中,您针对中国传统政治学中道、德、法的关系,指出得道为德,以德立法,您的原话是:“因此法要具公正性.首先必须保障权力行使的公正与无私。如果没有办法保证法权体系各机关.各官员的公正.对道德的信守.那么任何法都无法彰显公正”。

    您开口就把道理解为“宇宙存有”,这是错误的。传统上中国人不会有这种观念,您之所以这样说,是受到西方教育影响太深的缘帮。打个比方说吧,中医说五脏六腑,可远远不单单指实体器官,更主要的指功能器官,注重各脏腑间的关系。在中国人心中,道也是这样的,主要不是指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终极存在,而是与“理”或自然秩序高度相关。

    较早将“道”抽象哲理化的是老子,韩非是第一个注释《道德经》的人,我认为他对道的理解很精当,至少不像我们这样容易受到西方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为了掌握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不得不去学习中医知识,研究这个中华原文明的活化石)。

    《韩非子·解老第二十》中说: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参考译文: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动力,是万理构成形式的总汇。理是构成万物的外在形式,道是生成万物的根本原因。所以说,道是条理化了的东西。万物各有其理,彼此不会相侵,所以理成为万物的制约力量。万物之理各自不同,而道却完全集中了万物之理,所以道不能不随具体事物发生变化。因为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没有固定的规则。没有固定的规则,因而存亡之气由道赋予,一切智慧由道发授,万事废兴由道决定。)

    这个道,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德、反映到整个社会系统就是法。所以《黄帝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1973)开篇就讲: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虚无(刑)形,其()冥冥,万物之所从生。(参考译文: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道体虚空无形,寂静深远,万物赖之以生。)

    那么德是什么,如何得到德?

    皮先生,我实在想不通,就算大家崇信儒家,也不能崇信谶纬神学时代的儒学,您怎能说:“一个人对道的深刻感通才是有德.离道背道就是无德。是以德是人道对天道的感通奉行.参与创赞。”我想我这种笨人一辈子都感通不了道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假圣人可能行;问题的根源可能全怪我妈妈——妈妈的生日要到了,我深深信仰我的德行感通能力并不比所谓新儒家或您心中理想的执法者差!

    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德是“道之功”,是抱法处势,无为而治的精神修养。《韩非子·解老第二十》解释说:

    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参考译文:道有所积聚,而积聚又有所功效;德也就是道的功效。功效有实际表观,有实际表观就有光辉;仁也就是德的光辉。光辉有它的色泽,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义也就是表现仁的事情。事情有礼的规定,礼有文采的外观;礼也就是义的文采外观。所以《老子》说:“失去道之后,就失掉了德;失去德之后,就失掉了仁;失去仁之后,就失掉了义;失去义之后,就失掉了礼。”)

    台湾的陈鼓应先生在分析“德”这一概念时认为,总统了德的全部内涵,超越了政治个人层次,但不离韩非对《老子》的注解。陈鼓应先生认为国人心中的“德”有三个基本意义:一是“道所显现于物的功能”;二是“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它的属性,亦即表现它的德”;三是“道落实到人生层面时,称之为德”,即通常说的人的“德行”。

    关于“德”与“得”的关系,在道家和法家中,真正的德是“不得”,而不是您所说的“得”,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深邃大道啊!还是《韩非子·解老第二十》: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参考译文:德是内部所具有的。得是从外部获取的。《老子》“上德不德”这句话,是说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不游离自身。精神不外露,自身就能保全。自身能够保全,也就叫做“德”。“德”即得到自身。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以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得到安定,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如果有为、有欲,德就无所归宿;德无所归宿,就不完整了。如果使用了,思虑了,德就不能牢固;不牢固,就没有功效;没有功效是由于自以为有德。自以为有德,就没有德;不自以为有德,就保全了德。所以《老子》说:“上德不自以为有德,因此才有德。”)

    皮先生,您心中的德道关系最多只是儒家对德的理解(儒家还保存一定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老子“道”的本义相差极远。我总说儒家是中华文明的异化形态,要不宋儒怎么将诸子百家都打成了“异端”。当代儒家“民主化”了,又要和诸子百家平起平坐。直到今天,世人也很少体悟到诸子百家才是中华文明的主体。用仲大军先生的话说,儒家是一座小山,我们要超越儒家这座小山,看到中华原文明的大山!

    中华原文明大山是什么?是道家哲学、是法家政治、是中医技艺、是纵横家外交、是兵家军事……

    简而言之,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核心是道生法,法生德,以德固法,以法明道的阴阳辩证体系,不是什么得道成仙(大德圣人),以德治国——历史证明,那样只会退化到人治社会中去;原因很简单,德不能用天平称,不可参验,你说你肚子里有五斤德,我说我肚子里有八斤,怎么办,只有靠“中正”大人的主观判断了,当然二十一世纪察举制有了更好听的名子,叫“民主推荐”!

    进一步说,没有制度的制约,您信中描绘的“德治”灵丹妙药(“德就很不一样,德可以不涉及权力,德只是个人生活经验、感受、良知之言。对道,对义,对仁的体会。德主要必须行之于己,也可以用来劝人讽世,用来彰显人间应该如何?人只要透过言说,就可散德于人间,影响人的想法与观念,进而影响社会与制度。”)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道德力量会促进法制,但道德力量不会促成法制。黄老经典《管子》云:“教训成俗而刑罚省。”


    皮先生,您对法的定义既不符合西方学术原则,也不符合东方学术原则,法当然要靠暴力机器来维持,人类自从进入发达文明社会以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也不赞成法成为专制的工具,你看秦朝,一百多年的法制社会,秦二世说变法就变法,将伟大的秦法变成了以督责原则为基础的暴法,二世而亡。

    如何让国家政治领袖不敢随心所欲的变法,我看要学习西方,让国民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中来,这就是您说的“全民制法”吧!那样的话,法就会从专制的奴仆变成个人权利和国民整体利益的守护神。主权在民是现代政治的真谛!

    皮介行,最后请允许向您推荐一本书:陈焕章(1881-1933)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年它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后,美国多家出版社曾重印该书。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曾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它还对当今美国农业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常平仓制度)。

    陈焕章这本书问题多多,比如对于中国古典经济学核心轻重理论(较完整地保存在《管子·轻重》十六篇中),他竟然说管子思想是重商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孔子那样的世界主义,所以不必要讨论他的经济思想,提到管子的唯一理由是拿他与孔子对比。

    “孔子的经济体系不是国家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在孔子之前,经济理论大多像商业学校的教条,以国家为单位,主要代表人物是管子,他是实践重商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最成功的相,他也是今天我们所知第一个提出完整经济学体系的人。但是我们没有闲篇谈及他的经济学,我们提到他的原因是拿他与孔子作较”(《孔门理财学》,141-142,岳麓书社,2005)

    事实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提倡一种自由主义的小农经济,这与中国古典经济学由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表象上看(本质上东西方哲学方法、经济血统迥异),儒家经济学近似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法家经济思想近似于F·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

    由于陈焕章放弃了轻重理论,导致他根本无法提示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就如同我们编中医教科书,不讲阴阳辩证,阴阳平衡,只讲某某类病当使用何种药治一样——当陈焕章用西方经济学逻辑阐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时候,他却抛弃了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灵魂。

    今天,面对中国大陆的流动性过剩,那些从西方取经回来,又“食洋不化”的经济学家已经不知什么叫量资币、权轻重(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黄帝书》:“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陈云所谓:“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即资币平衡)!在美国杰出战略家鼓吹的全球化大潮之下,我们商品外泄,货币越来越轻,如何辩证施治?上医医国,了解中国哲学方法,能解决经济这一复杂巨系统疾病的“上医”,今在何方?!

    话说回来,陈焕章这本书仍有诸多可取之处,比如他指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陈焕章还意识到儒家的某些经济主张(如井田制)从来不是现实经验总结,只是社会政治理想而已!这对一个曾经在上个世纪初提倡孔教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想想吧,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尽管诸多历史学家都记述说秦二世而亡不是由于秦法是暴法,而是秦二世胡亥更法的直接结果,但儒家两千年来却坚称秦法是暴法,哪怕在《秦律》出土三十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新儒家还对此坚信不疑,误导国人心智,让他们看不到自己民族秦汉大黄金时代及其背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存在!

    据我所知,《孔门理财学》,这部对西方学术界、政界影响巨大的作品,国人知之甚少。作为海外名家名作系列,岳麓书社于2005年出版了英文影印本,印数也不多。所以我想请您在台湾查一查,1949年以前或以后是不是有人曾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我们能不能推动它的中文版在华语世界早日出版?这不仅是儒学研究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件大事!

                                                                       先生以为如何?

                                                                        等待您的回信!

                                                                                        祝好!

                                                                                          翟玉忠

                                                                                              200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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