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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作云:从《天问》看夏初建国史 
作者:[孙作云] 来源:[] 2007-07-28

   要想了解我国历史上的国家的起源,必须研究夏初建国史,因为夏朝史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国。

    研究夏初建国史,从哪里着手呢?铜器铭文和《诗经》、《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凡言及夏代者,多言鲧(禹父)、禹治水之事,而很少说到夏代建国始末,依靠这些史料,很难勾稽出夏初建国史。我认为,屈原所作《天问》中问夏史部分,可以补充这方面的缺陷。

    《天问》问夏史部分,凡十五章六十句,其中问及夏初建国史,十二章四十八句。《天问》是屈原观看楚宗庙壁画有感而作的疑古诗,也可以说是咏怀诗。当时,楚国流传着许多夏代故事,这些故事未经儒家修改,史料价值极高。屈原据此记载的夏事,与北方所传的夏代历史,有真伪之分,有精粗之别。

    《天问》问夏初建国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

    反映夏朝初建时我们民族摆脱氏族社会风俗习惯的情景。例如第一、二章问: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
        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
        胡为嗜欲同味(今本误作“嗜不同味”),
        而快朝饥(今本“饥”误作“饱”)?

    这里是说:禹和涂山氏女娲(禹妻、启母)本来是同族人,如何能结婚?屈原是根据同姓不婚的原则,对此加以质问的,然而他居然能指出:禹与涂山氏女娲是一族人,这一点在任何古书中没有记载。我们从语源和神话传说中知道禹是蛇氏族和以蛇氏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根据民间传说和古代艺术画像,人首蛇身的女娲也是蛇氏族人。按照氏族社会最重要的禁例,同一氏族的人不准通婚,而必须与另外一个氏族的人结婚,这叫做“氏族外婚制”。可是到了氏族社会末期,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这种禁例逐步废弃,禹和涂山氏女娲通婚,正反映了氏族社会的解体及其风俗习惯的破坏。

    接下去两章,问伯益与启争夺王位事: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罹)孽。
        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皆归[身矢][竹大羊勹言],而无害厥躬?
        何后益作(祚)革,而禹播(蕃)降(隆)?

    这里说:禹老了以后,沿袭自古相传的酋长选举制度,先把职位(王位)传给伯益,但实际上是把王位传给儿子启。这就引起了伯益与启争位的战争。先是伯益战胜启,把启囚禁起来;可是不知启用什么方法,从拘留地逃出,纠集群众反攻,伯益的人缴械投降,益被杀(见古本《竹书纪年》)。谁都知道:酋长选举制是氏族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而王位父子继承制则是财产父子继承的私有财产制度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伯益不达世变,妄想走老路,失败被杀,是必然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旧的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已经不能维持了,必然地要被新的国家组织所所代替。

    《天问》记载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就是启杀母亲涂山氏女娲。在问伯益与启争位的下章说:

        启棘(亟,经常)宾帝(帝字今本误作“商”),九辩、九歌;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境)地?

    从文法上看,这一章的主词是启,因而“勤子”的是启,“屠母”是启,“死分竟(境)地”也是启。启为什么屠母呢?我以为:这是在夏国建立之初,对于旧的氏族社会风俗习惯即“母权制”的铲除。母系氏族社会,女子在社会中有权,虽然经过父系氏族社会的一次“革命”,但母亲在家庭中依然有相当的权威,这种风俗有时沿袭到阶级社会。涂山氏女娲大概就是这一类人物,因此,启把她杀掉了。《山海经》有“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的说法,若不是被屠杀,她的肠子怎么会被挖出来呢?这故事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情况的。


                                 (二)

    在王位继承问题解决以后,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这就是王的诸子争夺王位。《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日(今本误作“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无子用乎家讧。”《天问》说“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境)地?”“屠母”见下,“勤子”即爱子,即启传位给儿子太康,而不象禹那样,还得绕个弯把王位汆给伯益,然后再传给儿子启。“死分竟(境)地”,就是启死了以后,五子各占一方,争夺王位。

    启的五子,今可考者只有三子:长子太康,居斟寻,今河南偃师县与巩县之间,寻水附近;次子中(仲)康,古书不言居何处,《史记·夏本记》只是说:“太康崩,弟中康立”。但我们知道:太康久猎不归,国都斟寻为东夷族的部落酋长后羿所占据,“中康立”,如何立呢?考仲康的儿子夏后相居帝丘,今河南北部濮阳,而相之立,正当羿占领斟寻之时,因此推知:中康原来居帝丘,仲康死,子相在帝丘继位,故古本《竹书纪年》说:“后相即位居帝丘”;启季子武观居斟灌,“斟灌”即“武观”,斟灌在今濮阳东北,山东西境范县西,旧观城县。武观曾经一度叛乱,故此地又称为“畔(叛)观”。
三子各据一方,真是所谓“死分竟(境)地”,可见新兴的夏国建立以后也是四五无裂的,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


                                 (三)

    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开始出现。《天问》中说到,启经常到上帝那里做客,并取得神乐《九辩》、《九歌》(不是《楚辞》里的《九辩》、《九歌》)。说在上帝那里取乐是假话,但由此反映出的新生统治者在人间的享乐却是实情。古书凡有关禹的记载,都说他勤劳节俭,至于启,古书则多说他好酒耽乐,饮食于野,步舞洋洋,声闻于天。这说明:禹是一个由氏族社会的酋长转变而成的国王,所以在他的身上还保存许多劳动人民的习惯;而启,是阶级社会形成后的地地道道的国王,是最大的奴隶主,所以他只知道剥削、享乐。人们的毁誉,不正合乎他们的身份么?

    还有启的儿子太康、仲康,曾孙少康,他们为什么被后人称为“康”呢?“康”有“康乐”、“康娱”之意,正说明他们过的是剥削生活。特别是太康,久猎不归,残民以逞,人民对他怨声载道。《诗经·唐风·蟋蟀》中说:“无已太康(不要过分享乐)”,“好乐无荒”(好乐是可以的,但不要过分享乐,以至于荒唐),给太康的得名下了个注脚。


                                 (四)

    新兴的国家夏朝建立之后,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夏朝周围的许多野蛮部落,仍旧逗留在氏族社会阶段。由于私有财产制度已经萌芽,这些野蛮部落把掠夺看成和生产同样重要,因此到邻近部落或国家争夺土地,抢劫财物。太康统治时期,人民反抗太康,东夷族的大酋长后羿乘机南侵,占领了太康的国都斟寻,引起以后一系列的战争。夏国人民在反抗野蛮部落的战争中终于获胜,使多难的新兴的夏又得以恢复发展。

    《天问》用了七章二十八句的长篇幅叙述这次变乱(即自“帝降夷羿,革孽夏氏”至“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是有关这一场大变乱的最详细的记载,可与《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的记载对读,其细节超过了《左传》。

    这些野蛮部落酋长有:后羿、河伯、韩浞、豷、浇。变乱的经过是:后羿杀河伯,霸占了河伯之妻洛嫔,并占领了太康的国都斟寻。韩浞一时投降后羿,又杀后羿,再霸占洛嫔。韩浞命令儿子浇,杀武观,占领斟浂,又杀夏后相,命令儿子豷,居斟浂(一称“斟戈”,简称“戈”)。当后羿占领太康的国都斟寻的时候(或稍后),有夏遗臣名靡,自斟寻逃出,东北依有鬲氏(今山东北部德州),并在这里召集夏亡国遗民,图谋恢复,曾一度占领斟寻,杀韩浞。后来韩浞之子浇反攻,又占领斟寻,靡又退保有鬲氏。夏国人民因为不堪忍受野蛮部落的压迫,纷纷东至有鬲氏,在靡与少康(夏后相之子,启之曾孙)的领导下,终于杀了浇,恢复了夏国。打退野蛮部落的侵略,使新兴的夏国得以恢复,是夏国人民的力量。
    在夏国人民和少康杀浇的时候,曾得到北方游牧部落狄族的帮助。这是根据《天问》一章:

        汤(荡)谋易(狄)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汤”即“荡”;“易”即“狄”,古易、狄二字通用;“旅”,众也;“易旅”即狄众。夏国人民与少康杀浇,是得到狄族的帮助的。由此可见:我国的历史从来就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

    这就是《天问》为我们描绘的夏初建国时期的部分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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