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新法家
翟玉忠:新法家不反对西方民主!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7-07-16

    最近拜会一家中央级出版社的总编辑,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玉忠,你怎么反对西方民主?!”

    一位网友还写了篇长文,列出新法家的罪状之一就是:“新法家反对西方的民主……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派、一个领袖原则。”

    后来听说,那位副总编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看了我的《中国被赶上了民主悬崖!!!》。于是我把自已的文章拿来读,其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反民主的东西,我只是说不能迷信民主,将民主神圣化、万能化,民主既解决不了中美战略关系问题,也解决不了青年救业问题。再说,西方政治体制很大一部分借鉴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人家就能看到中国好的东西,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民主的时候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政治中好的东西,比如社会功勋制。

    至于民主资本化的痼疾,我想不借鉴也是可以的。人家有好的理念,单单因为没有钱在电视上作广告就失去参政的机会,这样不好,也不符合民主原则——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自由民主能走多远,西方人自己也有疑问;有些美国朋友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变成了金融寡头政治,公司组织内部就没有任何民主可言。

    我想,民主至少是部门监督的一种形式,在西方政治中的确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很多值得国人学习的地方。在民主已经被象牙塔里的学者雕刻得一般公众难以理解的今天,笔者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本质属性是能让弱者表达。尽管现实不会十全十美,但西方民主还是为弱者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机会。

    如果不让弱者表达自己,一个社会早晚会陷入奴隶社会——山西黑砖窑的奴工是不能表达的,陕西黑心棉工厂的童工是无法表达……

    弱者的沉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沉没!

    至于那位网友对新法家的误读,可能是因为他看了我的《论最高领袖原则》一文。在这个文章中,笔者一方面对中国政治结构的瘫痪、政令不通感到担忧,另方面我强调:“面对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我们只能在吸取西方民主经验的基础上实行最有效率的一党制,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如果说多党制容易造成决策无效率和国家分裂的话,那么一党制则容易造成个人独裁。”

    这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是基于蒋介石式的概念,而是基于中国古典政治学对朋党政治的反对。中国古典政治学则将国家看成一个整体,最高领袖代表国家整体利益执政,我在《论最高领袖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最高领袖应由民主选举产生——我还说过,侯选人应取得相应的社会功勋。

    现代政治的一个普遍原则是:通过代议制将最终选择权交给人民。

    中国新法家揭示的中国古典政治学理论可能会让那些背诵西方大部头教科书的学者感到不解,因为中国古典政治学除了部门监督之外还主张全民监督,这种监督不是全体国民都去监督国家政治领袖,现实中也作不到,中国古典政治学的全民监督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监督,在出现了危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时,“强迫”弱者表达,同时“强迫”强者为弱者表达。

    在全民监督体制下,黑砖窑老板的妻子有举报的义务,他年长的孩子也有,监工也有,当地行政官员有、奴工更有,这里除了被压迫的奴工,谁没有举报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读到这里,那些大骂黑砖窑厂长的先生们该大骂秦始皇了——中国人啊,你何时才能理解那个光芒万丈的伟大时代!

    许多严肃的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政治血统不同于西方。比如承认中国文化中的社群主义民主因素的美国学者郝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Roger T.Ames)就曾指出,西方不证自明的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在中国人那里应是反社会的,中国人社会意识中某些主要部分与西方人完全不同。在《中国人的秩序观》(辑入《从非洲到禅:不同样式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一文中,两位学者写道:

    “如果用我们的民主,就有一个流行的概念,即人的概念中包括有天赋人权、自由选择、独立、自主等等。而用中国的价值观来看,其完全不是自证和规范的,甚至最贤明的中国人都传统地把这些概念看作是反社会的。

    有学者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即如我们这样的)当然必须认为‘人人生来平等’的口号是适应于所有的人。于是,中国人也就是与我们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在某些非主要方面,如他们使用筷子、他们眼睛形状不同等等。这种论调对轻率的报道是负有责任的,美国媒体的不少新闻报道便采纳了许多陈词滥调”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是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社会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他通过大量心理学实验得出结论:由于东亚人群体与欧洲人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社会心理差异,导致他们对人权和社会政治秩序理解的不同。东亚人可以接受等级制度和群体控制,西方人则喜欢平等和个人行动的空间。

    正是由于西方政治传统不同于东方,所以当我们引入西方民主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学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引入民主的这块古老土地的性质如何?不能为了证明民主思想的种子在中国古已有之而生搬硬套。表面上这种思维方法可以为提倡民主的人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帮助他们与阻碍民主进程的人论战,事实上它是饮鸠止渴,害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亦不断受到严重挫折。

    严复坚信:“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有也,故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黄老思想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最成熟形式,北大西洋的民主国家怎会有?无为指抱法处势而言,西方文明到今天仍缺少“势”“时”这些动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1904年,刘师培写了《中国民约精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出“中国的卢梭”,后选人包括老子、庄子等。他还将《易·泰卦》中:“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解释为:“《易经》之旨,不外君民一体,乃民约既成之后之情,非民约未立前之情也。故人民之对政府有处常时之利权,有处变时之政策。所谓处常时之利权者,则通上下之情也。”

    此等牵强附会足以气死理性的学者和算命的先生,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研究的主流思想。安乐哲和郝大维在《儒家民主主义》一文中提到了这种思维定势的潜在危险:“为了论证儒家思想与民主相兼容,许多学者从典籍中寻找与当代民主能够发生共鸣的材料。这样做必然会出现问题,因为解释以往的事件,几乎都可以跟当今的事务有所共鸣。然而,还有无数偶然因素,特别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当今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制度化。正如政治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所说,所有文化都包含着矛盾性的政治潜能,如果中国领先于欧洲实现了民主化,那么历史学家们可能宣称,整个中国文化都是民主的,而且这种民主是独一无二的。 ”

    更有甚者,有人看到《周礼》中有“致万民而询”的制度,就认为民主在中国流源远矣。《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小司寇的职责,掌管有关外朝的事务,召集民众而征询他们的意见:一是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征询他们的意见,二是当国家要迁都的时候征询他们的意见,三是当国家需选立嗣君的时候征询他们的意见。外朝的朝位,王面朝南而立,三公和州长、百姓面朝北而立,群臣面朝西而立,群吏面朝东而立。小司寇揖请他们依次进前接受王的征询,用众人的智慧辅助王的思虑而进行谋断。”(原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声明而弊谋。)

    事实是,上述制度并没有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相反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萎缩了——中华民族走向了远离“致万民而询”的另一种政治形态,咨询机制中民众因素减弱了,社群自治因素却得到强化……

    学习西方民主,不能囫囵吞枣。我们不仅要更深入理解西方民主本身(包括好的和不好的方面),还要研究移入民主的东方古典政治学土壤,因地制宜(也包括好的和不好的方面)。只有采取这样的科学态度,西方民主之花才能在中国沧桑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相关文章:
·翟玉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译序
·王耀海:形成新法家
·翟玉忠:读余云辉博士《关于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探讨》
·翟玉忠:不能脱离中华文化背景理解《大学》三纲及“定静”
·翟玉忠:为中华续慧命——六经书院2023-2024年度工作报告
大六经工程 |  国学网站 |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 |  联合早报网 |  时代Java教程 |  观察者网 | 
环球网 |  文化纵横网 |  四月网 |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  学习时报网 |  求是网 | 
恒南书院 |  海疆在线 | 
版权所有:新法家网站  联系电话:13683537539 13801309232   联系和投稿信箱:alexzhaid@163.com     
京ICP备0507368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3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