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内含有“软权力”这个概念，《外交政策》是首次发表这个概念的杂志。从那以后，这个概念在全球传播开来，其速度就像Google的搜索速度一般。一家英国摇滚乐队Ladytron甚至用这个概念作为他们新专辑里一首歌的歌名。但是，随着它被广泛的使用，“软权力”这个名词的含义也被扩大和曲解，有些时候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范围。那么，在处理当今所面对的挑战时，确切的软权力究竟是什么，它该有多么重要呢？

“软权力是指文化权力”

这个观点部分正确。

权力就是在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实现权力有三条基本的路子：高压政治（俗称“大棒”），金钱（俗称“胡萝卜”），吸引力（就是“软权力”）。英国历史学家尼阿尔·芬古逊（Niall Ferguson）把软权力作了如下的描述：“诸如文化和商品这样的非传统力量。”——然后，却突然又说：“它，的确，很柔软。”当然，外国人喝可口可乐，穿麦克尔·乔丹的T恤衫，这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他们施加了权力。这种观点将权力资源与行为混为一谈。权力资源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取决于事务的前后关系。这个事实并不是软权力资源所独有的：如果在沙漠作战，大批的坦克部队会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而在诸如越南这样的沼泽丛林环境中，就不会取胜了。

一个国家的软权力有三个源泉:它的文化（它能够吸引别人的地方），它的政治价值观（它在国内外实践这些价值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它的对外政策（这些对外政策应该是合法，并被道德的政权所使用）。以伊朗为例，西方的音乐和电视对毛拉(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来说是应该遭到排斥的，但却吸引了很多年轻的一代，这些东西在这些年轻人当中传播了自由与选择的思想。美国的文化在一些伊朗人中产生了软权力效应，但对其他人却不起作用。

“经济力量是软权力”

不是这样的。在最近一篇关于应对伊朗问题所应作出抉择的文章上，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谈到“选择经济制裁这样的软权力。”但是，如果你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那么制裁一点都不“软”。很明显，制裁倾向于高压政治，因此它是硬权力的一种形式。经济力量能够转化为软硬两种形式的权力：你可以对其他国家采用制裁这种强硬的手段，也可以用你手中的财富去吸引他们。正如沃特·鲁斯埃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曾经说的“经济力量是一种弹性很强的权力；它的诱使作用和他的强迫作用是同样的。”毫无疑问，一种成功的经济是创造吸引力的重要源泉。有些时候，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区分经济关系的哪一部分构成了软权力和硬权力。欧洲的领导人将其他国家希望加入欧盟的愿望视为欧洲软权力的一个标志。今天的土耳其正在改变其人权政策和国内法律，以适应欧盟所制定的标准。那么这种改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准入这种经济诱因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欧洲成功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吸引力造成的？很明显，一些土耳其人更多地对硬权力的诱使作用作出回应；而另外一些人则被人权与经济自由的欧洲典范所吸引。

“软权力比硬权力更仁慈”

并不完全是这样。由于软权力被炒作为硬权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张以道德为重的学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经常采用软权力。但是软权力只是一种形容，而不是一种道德化的药方。和任何形式的权力一样，它可以用来做好事，同样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希特勒、斯大林，在他们助手眼中，他们手中拥有大量软权力。来软的并不一定比生拉硬拽好。如果我想偷你的钱，我可以拿枪逼你，也可以用一项快速致富的计划来诱使你投资，从而诈骗你的钱，还有，我也可以劝你把你的财产花到一场刺激的旅行中去，第三种方法运用软权力，但结果还是偷窃。

软权力落在不合适的人手中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同样可以提供一些很道德上很出众的手段来达到某些目的。圣雄甘地（Mohandas Gandhi）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对软权力的选择，相比亚瑟·阿拉法特对枪的选择，两种选择所造成的后果，甘地和金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吸引更多的温和派人士，而且从效果与伦理这方面来讲都是深入人心的；而阿拉法特的强硬战略，相比之下，杀害了无辜的以色列人，并且使以色列的温和派拿起了枪。

    “硬权力能够衡量，而软权力则不能”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吉姆·号戈兰德（Jim Hoagland）曾抱怨说，软权力，就像全球化一样，概念的弹性太大，根本没什么用处。跟其它人一样，他也没有理解权力资源与行为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对软权力资源进行量化是非常有可能的。比如说，可以测量和比较文化、沟通能力、外交这些资源，因为这些可以为一个国家创造出软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意调查可以量化一个国家吸引力的变化情况。其实，硬权力也并不是号戈兰德（Hoagland）说得那样容易量化。对硬权力资源表面上准确的测量在很多情况下是肤浅的，也可以称为“有形的谬论”。比起北越来，美国拥有更多可以测量的军事资源，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输了越南战争。软权力能否创造出我们想要的行为，要取决于事件的前后联系，以及权力资源转化为结果时所采用的技巧。

199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内含有“软权力”这个概念，《外交政策》是首次发表这个概念的杂志。从那以后，这个概念在全球传播开来，其速度就像Google的搜索速度一般。一家英国摇滚乐队Ladytron甚至用这个概念作为他们新专辑里一首歌的歌名。但是，随着它被广泛的使用，“软权力”这个名词的含义也被扩大和曲解，有些时候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范围。那么，在处理当今所面对的挑战时，确切的软权力究竟是什么，它该有多么重要呢？

“欧洲侧重点在软权力的使用，而美国的侧重点则在硬权力上”

确实如此。罗伯特·卡干（Robert Kagan）有一种很形象的比喻：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则来自金星。虽然这种比喻有些夸张，但是他却包含了一个核心的真理。欧洲成功地运用它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吸引力获得它想要的结果，而美国的行为则表现出好象它的军事压制能力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单纯依赖软权力或硬权力中的一种都是错误的。能够将它们有效地结合起来的能力才是“巧妙的权力”。在冷战期间，西方使用硬权力遏制了苏联的扩张，但是它同样使用软权力来侵蚀铁幕之后的共产主义信心。这就是巧妙的权力。在今天，如果想要精明一点的话，欧洲应该在其硬权力资源上多投入一些，而美国则应该多注重发展自己的软权力。

“布什政府忽视了美国的软权力”

这种观点比上一个观点更正确。2003年，当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被问及关于软权力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政府和国家也为这种无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幸运的是，在布什的第二届任期内，随着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卡伦·休斯（Karen Hughes）入主国务院，也随着一些私营部门不能容忍的失败导致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的名声受损，布什的第二任班子显示出了对美国软权力更多的关注。总统开始强调对外政策的价值，同时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预算。

“有些目标的实现只能依赖硬权力”

这是毫无疑问的。北朝鲜的独裁者金正日对好莱坞电视的喜好并不会影响他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只有硬权力才可能阻止他，特别是如果中国同意经济制裁的话。同样，软权力也不足以阻止伊朗的核计划，尽管政府现行的正确的多边外交政策可以吸纳新的国家加入到孤立伊朗的联盟中来。还有，20世纪90年代，软权力在诱使塔利班放弃“基地”组织(al Qaeda)上也是行不通的。只有美国军队才能做到。但是其他目标，诸如推动民主和人权，软权力能更好地予以实现。强制推行民主有它的局限性——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就是很好的佐证。

“军事资源只能产生硬权力”

这种观点不尽其然。一提起硬权力总会是人联想到坦克、军事人员和导弹。但是军事造诣和能力有时候也能够创造出软权力。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创造出不可战胜的神话来构建人们对他们的希望，并吸引别人加入到他们当中去。正如奥萨马本拉登曾经说过，能够吸引人们的是强壮的马而不是软弱的马。一支运作良好的军队能够成为人们投来羡慕目光的源泉。2005年印度洋海啸和南亚地震之后，美国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的出色工作，重塑了美国的吸引力。比如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合作与训练项目能够建立跨国际网络，从而加强一国的软权力。

当然，滥用军事资源同样会削弱一国的软权力。二战之后，苏联拥有雄厚的软权力，但是由于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用了硬权力，反倒破坏了他们的软权力。但是对军事法则的粗暴蔑视、对军事平衡性的漠然，同样会削弱一国行动合法性。2003年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初期的军事效率使一些外国人很羡慕，但是占领后军事力量不足所带来的尴尬，以及阿布格莱卜（Abu Ghraib）监狱的虐囚事件则削弱了美国的软权力。

“软权力很难运用”

部分正确。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外交政策。他们可以在公共外交、广播、项目交换上花钱。他们能够发扬大众文化却不能改变它。基于这一点，能够创造软权力的核心资源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政府控制的。这就是最近对外关系委员会建议成立公众外交合作机制的原因，他们建议是模仿美国公共广播合作机制，这是为了能够吸纳更广泛的私人组织和个人参加（这些组织和个人不愿意成为官方组织的一部分）。

“软权力与时下的恐怖威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