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启蒙运动，复兴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努力有如在文明沙漠中寻找宝石，你必须耐心地、一层层地除去蒙在它上面的儒学尘土，方能让中国千年黄金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光芒重现。

    早想写有关宋以后儒家蒙学经典的东西，俗物缠身，总是耽搁了；只是最近两件事极大地刺激了我，才下决心于这暗夜中坐下来起笔。

    先是一位善良的母亲骄傲地向我夸耀她在教自己两岁多的孩子《三字经》，再是《三字经》作者王应麟家乡宁波的学者呼吁：让《三字经》尽快走进中小学校园（2007年05月28日《现代金报》）——《三字经》是中华文明黑暗时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荼毒少年心智已近千年，我们怎能让它继续披着伪善道德的华彩外衣害人心智！

    《三字经》开篇就讲儒家“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这与中华原文明科学自然主义人性观，人情论，人皆趋利避害相差甚远。一个人小时候诵读这些东西，长大后，无论是经商还是参政，他都会以为人的禀性是善良的，通过道德教化，人人都能成圣。

    于是中国社会中有了各种形式的教育运动，也浪费了太多宝贵的社会资源。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的治国理念被人忘记了，代之以以德治国的人治，政令不通、腐败横行；一位商人甚至要将儒家理念应用于经营之中，日前他给我来信说：“今天的法已经不少了，可执法的不按法律办事，这就是一个道德缺失的问题了。”

    这位先生还在祈求儒家再一次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看不到儒家会使社会结构整体失灵，政治失控；至于企业管理，笔者知道江浙一代，许多企业实行亲亲管理都赔了夫人又折兵，企业没有章法和制衡机制。亲人“最可信”，市场打下来了，却成了三叔二大爷的，老板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字经》有大量篇幅是关于劝学的，比如：“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 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分别讲路温舒、公孙弘、孙敬、苏秦、车胤、孙康、朱买臣、李密勤学苦读的故事的。表面看起来，每个故事都催人泪下，但这些故事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学而优则仕。让孩子们像唐人刘晏那样当官，所谓：“彼（指刘晏）虽幼，身已仕。有为者，亦若是”。另一部蒙学经典《千字文》直接指出：“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这样的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是畸形的，极不利于儿童对科学、艺术的探寻，最后董仲舒那样“三年不窥园”的学习方法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治学的标准，一代代儒家清谈误国者多矣！学而优则仕是以中国古典政治学社会功勋制的全面解体为代价的，知识记忆代替了事功和军功；在国人的心灵底层，秦汉持续三百多年的基本政治制度——军功制成了野蛮扩张的工具，事功制成了虚无飘渺的臆想——直到上个世纪后半叶秦汉律以及西汉政府档案的出土（尹湾汉墓简牍，1993年），我们才得以基本上看清了社会功勋制的全貌！

    再见支撑华夏文明最伟大时代的基本政治制度——生此春秋，何其幸也！

    儒家长足登上政治舞台是在西汉末年元帝(刘奭，前75～前33年)时期，他一上台，就将没有任何功勋的孔子第13世孙孔霸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以祀孔子；并将太学博士弟子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

    中国大黄金时代崇尚为社会立功勋的务实开放风气由此为之一变，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大儒夏侯胜如此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

    王应麟将这些话变成：“人遗子， 金满籯。 我教子， 唯一经”。（《增广贤文》写作：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

    《三字经》还努力用道德伦理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而不是通过法治。孝悌之道本没有错，却被灾难性的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上面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无妇顺”，“父子恩，夫妇从。 兄则友，弟则恭”，接下来便说：“长幼序，友与朋。 君则敬，臣则忠”。简单说，《三字经》的道德劝诫的归结点是儒家亲亲人治原则。

    除了儒家基本经典书目，《三字经》也提到了诸子书。但只有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和庄子：“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这种误导简直是灾难性的，是没有火焰的“焚书坑儒”。因为这五子中，三个是儒家，道家只讲老庄一系，根本就不讲黄老法家一系。要知道，后者是中华原文明形态的顶峰！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沙马王堆黄老书出土后，我们才清楚战国百家最后总统为黄老哲学，司马迁说韩非等法家人物都归本于黄老是何意——西汉的治国理念长期都是法家，法家才是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学真身。

    此外，《三字经》中还讲到了儒家伪史，包括近乎荒诞的禅让。文中除了讲“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 称盛世”（《千字文》作：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还讲到赵匡胤接受了后周“禅让”的帝位，建立宋朝的事：“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 南北混”。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赵匡胤发动了一场政变（“陈桥兵变”）取得皇位的，哪有什么禅让，就算作者是宋朝人，如此篡改历史、误人子弟也显得太不道德！今天的孩子读这样的历史，怎么能如《三字经》所讲的“知兴衰”呢？

    《千字文》、《弟子规》、《三字经》、《增广贤文》一样，因其简洁，朗朗上口，在加上满嘴仁义道德，使这种文化病毒的传播极快，成为中华原文明儒化最主要的工具。《千字文》中明确赞扬汉法贬低秦法，说萧何遵照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西汉大治，韩非主张用严厉的法律治国，结果自己死于酷刑：“何遵约法，韩弊烦刑。”历史事实是，那个约法根本“不足以止奸”，后来萧何还是把法家制定的秦律拿了过来。

    清初秀才李毓秀（1662年~1722年）作的《弟子规》，其内容极为愚腐落后，比如：“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之类，既不符合科学卫生又与现实相去甚远。李毓秀还反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之一——全民监督，反对人以人之间为了公共利益互相监督，说什么，别人的短处绝对不要揭露出来，别人有秘密不想让人知道，我们就不要说出来。赞美别人的善行，就等于是自己行善，因为对方知道了，就会更加勉励行善 ；宣扬别人的过恶，就等于自己作恶，如果过份的憎恶，就会招来灾祸。（原文：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既是恶。疾之甚，祸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