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人并不是在经济理论与方案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台的,他们经济观念的最终形成,对经济新思想和新建议的集合,出自于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年代德意志经济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一场由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对正统主义经济与货币理论的反叛。正是借助了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纳粹党人才为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理想目标找到了一种能付诸实践的经济纲领。也正是在纳粹政权的手中,“改革派”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建议,才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优先权”的指令性经济措施和金融技术工具。
自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以来,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无疑是对德意志社会影响最为深刻、最为持久的重大事件。它重要的结果就是,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于1933年1月30日被以库尔特·冯·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总统为首的统治集团扶上了德国总理宝座,从而将德国历史由民主共和制的魏玛共和国时代(1918—1933)带进了极权独裁制的法西斯第三帝国时代(1933—1945)。
关于“希特勒为什么能上台”的问题,各国史学界的研究已提供了多方面的答案。笔者认为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是在失业率高达30%的经济危机局势下,在1932年7月国会大选中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的。议会竞选上的成就,无疑是这个极右政党能给兴登堡统治集团造成持续性政治压力、最后夺取权力的一个广泛而根本性的前提。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极右政党若仅靠民族主义的煽动性宣传和权谋政治上的技巧性手段,而拿不出一种比其他政党更有说服力的经济与就业纲领,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投它的票,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它最高的社会支持率。这是因为,处于危机局势中的民众,除了受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外,本身又是最讲求实际的。那么,纳粹党是如何形成它的经济观念的?又是如何制定出这样一种经济与就业纲领的?为什么其他政党未能制定出这种纲领?这种纲领制定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背景?这种理论背景又与凯恩斯主义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 纳粹党经济观念的形成
根据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前发表的言论来给纳粹党的经济观念下定义,显然十分困难,因为这些言论几乎没有涉及具体的经济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一直将经济看做“第二位的东西”,“是无条件地隶属于政治优先权的,是政治的仆人!”*因此,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是留给下级党的主管部门的。
当然,希特勒也有他自己的经济观,例如,“生存空间方案”就反映了他强烈的反现代主义经济观。对此,希特勒曾在1928年的《秘密之书》中做过这样的概括:“德国应放弃所有在世界工业和贸易政策上的尝试,通过独立于世界市场之外的自给自足,摆脱那种不受控制的、有害的工业化。它应集中力量,夺取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个世纪规定生活方式。”显然,造就这样一种“具有防范危机能力的”未来经济“新秩序”的幻想,不仅在他身上具有原则性和一贯性,而且对纳粹党经济观念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性。
但是在纳粹建党初期,党内的“经济理论权威”并非希特勒,而是工程师出身的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特别提道:“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尔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发生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已经发现我们组织新党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此,希特勒看中了费德尔发明的一个理论公式,它的奥妙在于对“创造性工业资本”与“贪婪、掠夺性财政资本”进行了区别。希特勒认为,这“使我们对于德国财政行政的国际化有着可能的抗争性,同时又不致因为和资本斗争的缘故而危及民族独立生存的原则”*。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将“贪婪、掠夺性财政资本”与“犹太人—国际财政寡头”视为同一,就能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导向反犹主义,并为纳粹党招徕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
纳粹党的第一个纲领———1920年2月24日的《25点纲领》中的经济要求就是费德尔起草的。这些要求包括三种成分。第一是纳粹党始终追求的目标:例如“要用足够的土地(殖民地)来养育我们的人民,移居我们过剩的人口”(第2条)*。只不过这里谈论的“殖民地”,在4年后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中,被改称为“东方生存空间”罢了。
第二是刻有中间等级烙印的要求:例如“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在
国家和各邦以及地方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所有小工商业者”(第16条),“对卖国贼、高利贷者和投机商处以死刑”(第18条)。这些要求与纳粹党奠基人及当时大部分追随者的社会出身、利益相一致,并在后来“没收犹太产业”的活动中,多多少少兑现了。至于第7条“驱逐所有非国家公民”,第4条“剥夺犹太人的国家公民权”*,这些种族主义要求,更是变成残酷的事实。
第三种成分反映出纳粹党对战后初期“时代精神”的一种让步:例如“要求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
财的非法所得”(第12条),“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第13条),“要求参加对大企业的利润分红”(第14条),“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偿没收土地的法令”(第17条),这些都出于一种想从其他重要的社会集团,尤其是农民、工人中召集队伍的战略考虑。这种“让步”后来自然给纳粹党带来了“重新解释”这个“不可更改的党纲”的必要性。1928年5月,针对人们对纳粹党是否将来会实行“国有化”的怀疑,希特勒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讲道:“与我们的对手方面做出的解释相反,纳粹党是以私人财产占有为基础的。但与此同时,从原则性和进攻性上讲,纳粹主义经济观念是反自由主义的。对于自由放任、自由的企业家主动权和竞争、市场经济的自由物价和工资形态来说,这里没有位置!因为我们要奉行的原则是先公后私!”至于费德尔提出的第11条“砸碎高利贷奴役(BrechungderZinsknechtschaft)”,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尽管在1930年前后仍保持在纳粹党的政治语汇中,但在解释上不断做出修改,从“废除所有利息”,过渡到“降低利息”,最后是“合理公平的利息”。这表明费德尔的理论,已处于形成中的纳粹经济观念的边缘上了。
《25点纲领》实质上是个政治纲领,只反映出纳粹党经济观念的最初萌芽。1929年10月经济危机爆发
前,纳粹党尚没有一个设计完好的具体经济纲领,但它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元素已经具备:“夺取生存空间”的目标,进攻性的反自由主义;国家政治目标和指令对经济的优先权;“先公后私”的意识;后又加上伯恩哈德·克勒尔(BernhardK¨ohler)提出的“民族同胞人人应享有的劳动的权利(Rechtauf Arbeit)”,也就是“充分就业”。纳粹党经济上的准备工作,夺权后的经济政策实践,都是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基本架构之上的。
1930年9月14日,德国举行了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26%猛升到183%,国会议席也由12席上升到107席,一跃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为做好接管政权的准备,1931年1月,奥托·瓦格纳(Otto Wagener)受希特勒委托,在纳粹党“慕尼黑第二组织系统”内组建“经济政策部”,该部的任务是:重新确定党的经济政策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
1931年2月,在希特勒主持下,“经济政策部”就党的经济原则进行了长期讨论。3月5日,由奥托·瓦格纳与其副手迪特利希·克拉格斯(DietrichKlagges)共同执笔,制定了《纳粹党经济政策的基本观念与目标草案》。该《草案》提及的“国民经济是政治的仆人”、“纳粹主义的经济运行”等,意味着“在国民经济中,通过国家监控和领导,保证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统治”,并规定了“在一种以自给自足为方向、独立于世界市场的经济中农业的优先地位”。“扩大国家生存空间”被认定为“在国民经济上具有迫在眉睫的紧迫性”,也是“新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而“必然提出对外政策上的要求”。该党对私人财产占有和利润刺激的积极态度,通过“健康的竞争”得到了申明,并宣布:“对自由的企业家主动权,在涉及财产获取和使用的方式上,将通过法律进行限制”。该《草案》对“投资、物价和工资的特别控制”,对“企业中权威领导与追随者”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同时宣称:“经济上的自我管理”与“等级结构”将与普遍流行的中间等级意识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分离”*。这表明纳粹党已形成自己经济上的基本观念和具体目标。
希特勒阻止这个文件的公布并不令人奇怪,此刻,他正在寻求与大工业界上层建立更密切的政治联系,而“这个文件的公布,无疑会引起经济界的惊异”。他当时对他的亲信赫尔曼·劳希林(Hermann Rauschning)谈到:“我虽赞同这个草案,但此时宣布,时机尚不成熟。因为这种新的社会经济理想,要在夺权10年至15年后,在一代纳粹主义青年成长起来以后,才可能完全实现,在此期间,只能让它的火焰在关闭的大门后发出光芒。”1931年11月底,在希特勒的参与下,“经济政策部”再度就党纲的经济观点进行了商讨,会议备忘录以《纳粹党的经济纲领》(以下简称《经济纲领》)一书的形式由瓦格纳于1932年3月在慕尼黑出版。这部《经济纲领》只公布了若干条后来得到贯彻的经济政策措施,如《民族工作法》、《工资与物价控制法》、《劳动委托管理人制度法》等。瓦格纳对此做了说明:“遵照元首的‘保密令’,这个《经济纲领》并没有公布纳粹党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理论和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经济纲领》与《草案》一样,只在边缘上涉及就业措施,并仅在限制妇女就业、引入青年义务劳动军、限制进口、资助移民垦荒计划方面开出了药方。众所周知,不断上升的失业一贯被希特勒之流用来作为魏玛民主体制的罪证,而在600多万失业大军面前,纳粹党自己也没有拿出能减少失业的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建议,这只能说明:到此时为止,纳粹党并未拥有这样的计划,它虽已有了自己的经济观念和目标,但尚缺乏实现的手段。
失业危机越是尖锐,纳粹党就越是感到上台接管权力的时机正在临近,也就越是紧张地寻求令人信服和实际可行的就业纲领。这种手足无措清楚地反映在纳粹出版物中相互矛盾的建议并行而出的现象中。但纳粹党全国党组织领导人格雷戈尔·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1932年5月10日的“国会演说”以及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的发表,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局面。
二 从《经济紧急纲领》到《经济建设纲领》
为1932年7月31日国会大选做准备,格雷戈尔·斯特拉塞奉希特勒之命,于5月10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了一份纳粹党详细的“就业纲领”,并在同年6月10日以《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以下简称《紧急纲领》)的书面形式公之于众。这份纲领特别提到“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通过投放生产性贷款(ProduktiveKreditsch¨opfung)来资助公共工程”*。因此,应将它与纳粹党过去提出的所有经济政策手段区别开来。
《紧急纲领》首先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我们经济上的疾病不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
是由于现存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活跃起来,并通过大量公共劳动计划,如开垦荒地、改良土地、修筑高速公路与运河、兴建工人居住区等来复苏内部市场。为资助这些计划,应投放生产性贷款。这种贷款的20%—30%可通过筹措来满足,余下主要部分可通过节省下来的失业资助金、提高的税收来满足”。为扫除人们对重蹈1923年“超通货膨胀危机”的普遍担忧,它还特别提到:“如此之少的贷款额,不会对货币稳定性产生任何危险”*。纲领第二部分宣布的“普遍经济措施”,从后来的发展看来,就像是它的蓝本一样。例如,它预先规定了第三帝国的贸易准则:“德意志民族的需求将最大限度地通过自己的产品来满足,在进口所需的原料方面,宁可选择友好的欧洲国家,对它们原料的接受,可通过德意志工业制成品来补尝”*。这种“自给自足”以及“双边贸易”思想,正是后来第三帝国经济部长黑加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1934年9月《新计划》中贯彻的内容。另外,《紧急纲领》宣布的“国家对外汇不受限制的管制”、“资本抽逃法”以及“通过出口补贴与进口加价组成的体制来实行一种有选择的马克贬值”等,都成为沙赫特后来推行的对外贸易政策措施。而“国家对私人银行行使监控权与干预权,私人银行有向国家报告业务情况的义务”,正是1933年12月《关于金融机构的帝国法令》所贯彻的内容。此外,“国家应对物价实行控制,并对新工业设备的生产行使批准权”,也成为1933年7月《强制卡特尔法》的实施内容。至于塑造“健康的农业”*的建议,也在后来“帝国农业阶层”的市场秩序中大部分得到实现。显然,这个纲领对于纳粹夺权后的经济政策具有方针性的指导意义。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以前,没有任何纳粹党出版物像这份《紧急纲领》那样,如此鲜明地事先勾画出普遍的经济准则和众多以后经济政策上的特有措施。
作为纳粹党正式宣布的经济政策准则,《紧急纲领》印成小册子到处发行,从宣传上为纳粹党这次大选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7月大选的结果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自由主义”中间派政党如民主党、人民党、经济党选民中的43%,“保守主义”右翼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选民中的33%,坚持农业与地方特别利益的政党选民中的46%,以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为方向的社会民主党选民中的7%,以及过去不投票的非选民中的18%,投了纳粹党的票*。纳粹党的社会支持率增长整整一倍以上,获得了374%的选民和230个国会议席,一跃成为了德国第一大政党。
但在1932年7月大选获胜6周后,希特勒又下令收回这个纲领。现存资料相当清楚地表明,大工业界顶尖
人物的担忧和拒绝态度对此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32年5月20日,即斯特拉塞“国会演说”10天后,一份由大工业界资助、在企业家圈子里极有影响的私人通讯录———《德意志领袖通讯》以担忧的笔调写道:“这决不是斯特拉塞个人思想的一种倾诉与发泄。这次讲演用批评式的腔调反对企业家,从观点上讲是试图接近工会的,斯特拉塞对这些政治集团进行的‘反资本主义’呼吁,特别令人担心。这使我们感到,催促纳粹党领导就他们真实的经济和社会纲领作出一份明白无误的解释变得更为重要。”*大工业界圈子对《紧急纲领》的拒绝态度不断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告知纳粹党。金融专家黑加尔玛·沙赫特此时正在主持一家由大工业界资助的研究机构,其目的在于从经济政策上使大工业界与纳粹党进行沟通,他在1932年8月29日的信中向希特勒建议:“在以后的大选中,尽可能不要去拟定详细的经济纲领”。9月8日“德意志工业全国联合会”业务领导人雅可布·赫勒(Jacob Herle)转交给纳粹党一份备忘录,拒绝了《紧急纲领》中的所有建议,并特别指出:《紧急纲领》宣布“劳动的权利,十分危险”*。围绕希特勒总理位置的阴谋诡计此时已经开始,希特勒不能不理睬这些能在此事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和集团的想法与批评。为平息大工业界上层的不安,他委托与纳粹党“经济政策部”接近的“全国金融协会负责人”奥托·克·菲舍尔(OttoChr.Fischer)转告大工业界上层:“在纳粹主义旗帜下,人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个不同的经济纲领,一个资本主义纲领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完全必须。人们不要让选举宣传上的因素弄糊涂了”*。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斗争中,纳粹党果然用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与瓦尔特·冯克(WalterFunk)起草的《经济建设纲领》(以下简称《建设纲领》)取代了《经济紧急纲领》。
对这两个经济纲领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与《紧急纲领》宣布的详细措施相反,《建设纲领》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进行一般表述和解释的集合性文件,它力图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其措词也完全可以做不同的解释。首先,《紧急纲领》中没提到的“砸碎高利贷奴役”的口号,改头换面地作为“普遍降低利息”的要求提了出来。其二,为了迎合大企业家,宣布了某些与《紧急纲领》对立的措施。如《紧急纲领》“对高收入者提高税收”的要求,被“减少或完全消除有碍生产的税收”的许诺所取代;《紧急纲领》宣布过的“对投资和物价的控制”,被“放松物价”的许诺所取代。其三,尽管农业仍被称为“内部市场和德意志经济的脊骨”,但也强调:“当整个德意志经济不健康时,不可能提供德意志健康的农业。”并宣称:“对内部市场的促进……只有在照顾了对德国不可缺少的出口时才有可能”*。其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与《紧急纲领》中“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康采恩”、“资本主义新闻界”等“反资本主义”影射相反,“资本主义”之类的词句在《建设纲领》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出现,“劳动的权利”也没有提及。
尽管这两个经济纲领都是竞选煽动的表达,针对的是不同的选民阶层,但《紧急纲领》是纳粹党长期进
行经济政策准备的结果,它的意义超越了宣传战的需要,它列出的详细建议和要求,比《建设纲领》中那些有意熨平、模棱两可的老生常谈,早得多地与后来的经济措施发生了直接联系。在斯特拉塞失去影响并在1934年6月20日“罗姆事件”中被处决后,后来的纳粹出版物中,当然再也找不到归因于他的《紧急纲领》了。但从影响上讲,在斯特拉塞死后,《紧急纲领》仍然以某种方式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建设纲领》对大工业资本的迎合态度,使纳粹党在1932年11月国会大选中付出了代价,它的社会支持率由374%下降到331%,国会议席也由230席减少到196席。它之所以仍能保持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与这一点分不开:即在涉及就业资助问题上,这两个纲领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例如,与《紧急纲领》详细列举的公共工程相比,虽然《建设纲领》只一般性地涉及“在国家和私人投资基础上实行定单分配,安排直接就业”,但它特别补充说明:“纳粹党人还有一个特别的就业纲领”*。在“对整个货币—银行业国家化”、“对银行和外汇周转上实行国家监督”的要求上,两个纲领完全一致。除此之外,《紧急纲领》中“投放生产性贷款”的提法,不仅在《建设纲领》中得到保留,而且得到更特别的强调,并对这种贷款的数额进行估计:“它将通过帝国银行筹措大约30亿马克”*。这就清楚地证明,自1932年春天以来,纳粹党已经有了一种非正统主义的经济设计,尽管有来自企业家联合会的尖锐批评,但仍然坚持这种经济设计。
三 受挫的“自由工会就业计划”
纳粹党人坚持这种非正统主义经济设计,表明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之外进行长期寻找之后,终于发现了经济理论上可用的知识和实践上可行的建议。这场寻找与发现有这样的理论背景:
在1932年初的德国,围绕着“自由贸易”还是“自给自足”,“自由市场”还是“国家干预”,“坚持
金本位”还是“脱离金本位”,展开了一场广泛的经济理论问题讨论,除经济学家外,政治家和时事评论家们也热烈地参与其中。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中列举的那些建议,如兴办公共工程、扩大赤字贷款、脱离金本位,连同修筑高速公路、投入青年劳动义务军计划等,早已在公开讨论之中。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是在纳粹党《紧急纲领》中,才头一次被一个具有群众性规模的政党所接受,而它们本来又是有可能出现在纳粹党最重要的反对派之一———社会民主党以及“自由工会”的经济纲领之中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全德意志工会联盟(即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自由工会”)的就业计划。由于布吕宁政府
的“紧缩政策”加剧了经济危机,1932年1月,“自由工会”成员中的失业率已高达43.8%,因此,尽快提出解决失业问题的新方案,对稳定并扩大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选民队伍,为下一次国会大选做准备,显得极为重要。
该计划根据起草者———三位在工会联盟“经济政策研究所”工作的经济学家———姓名的大写字母
(即Wladimir Woytinsky,Fritz Tarnow,Fritz Baade),也被称之为“WTB计划”。它产生于1932年1月26日,其核心是,“立即将100万失业者投入到公共大型工程当中去,通过帝国银行提供能再贴现的债券与追加性的纸币,对他们进行资助……所需款项的三分之一以上,能通过节省下来的失业保险金和提高的税收来满足。”该计划被主要作者弗拉迪米尔·韦廷斯基以《劳动》为题,于同年2月发表在《工会组织》杂志上。
“WTB计划”在内部引起争论并几经修改,上交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讨论时,立即遭到反对。坚决反对这个计划的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权威鲁道夫·希尔费尔丁(RudolfHilferding),此人在20年代因发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一书而名声大噪,并两度出任过共和国财政部长,他完全支持布吕宁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布吕宁也经常求教于他。希尔费尔丁将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中必要的反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在某种条件下能够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来出现”,而“WTB计划”被他视为“徒劳的、阻碍发展的、力图医治现存资本主义体系缺陷的尝试”。在他看来,“周期性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现象,并加速着资本主义的没落。从长远来看,克服经济周期性的积极尝试并不能阻止这个进程;从短期来看,只会危及货币的稳定性,造成通货膨胀,危及工人的局势。”*从这种观点出发,希尔费尔丁呼吁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团反对这个计划。
社会民主党、全德意志工会联盟“经济政策研究所”领导人,弗里茨·纳夫塔利(FritzNaphtali)也
对该党最后否决这个计划起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通货膨胀的危险”,因为根据他的计算,“20亿马克是不够的,只是一个大得多的赤字性信贷扩张的开端,这种独立于国际的德国就业措施,只会支持人们去跨向一条内部借贷的道路”*。因此,社会民主党于1932年2月24日用纳夫塔利提出的“有奖借贷”计划取代了“WTB计划”,也是拿这份“有奖借贷”计划参加1932年7月国会大选的。这个计划中,已没有“通过资助公共工程来解决就业”的任何有说服力的纲领了,而纳粹党在这次大选中提出的《经济紧急纲领》里,恰恰有着与社会民主党否决掉的“WTB计划”同样的内容。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丧失掉它德国第一大政党的地位,而且它原有选民的7%还倒向了纳粹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5月10日的“国会演说”中,格雷戈尔·斯特拉塞不仅赞扬“WTB计划”,而且还
这样称赞韦廷斯基题为《劳动》的论文:“对于这样的就业纲领,人们绝对会表示赞成。我本人并不认识韦廷斯基,与他也没有什么联系,甚至不知他年轻还是年老,但与那个由犹太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相反,他赞成‘生产性贷款’,也就是赞成经费的来源方式,正是他,头一个将这些东西送入德意志民族的这场讨论中去的!”*这番话显然表明,斯特拉塞并不知道韦廷斯基是一位有犹太血统的德国人。
这种来自纳粹党的喝彩绝非偶然,它表明:将这种利用国家定单解决就业、利用国家“财政主权”进行资助的非正统主义经济思想纳入到纳粹主义的经济与国家观念中去,要比纳入到民主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国家观念中去容易得多,因为这种经济思想与纳粹党的国家权威主义倾向之间,本身就十分接近。因此,这种经济理论上的非正统主义建议,能够合乎逻辑地集合到纳粹主义的经济方案中去。
四 经济“改革派”理论对纳粹党的影响
格雷戈尔·斯特拉塞竟能在涉足经济问题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制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经济纲领,这一点十分令人可疑。带着这份疑问,联邦德国史学家格哈德·克罗尔(GerhardKroll)经过多年研究得出这个结论:“斯特拉塞的《紧急纲领》几乎是逐字逐句从那位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经济评论家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文章中抄袭而来的!斯特拉塞惟一的功绩在于:他技巧性地将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观点变成了一种政治紧急纲领的语言。”这个结论从格雷戈尔·斯特拉塞的弟弟奥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得到了部分证实:“当时我与格雷戈尔并不认识他,但读过他的名著《经济转变》,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思想决定性地影响了格雷戈尔。”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RobertFriedl¨anderPrechtl)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经济评论家、现代商业和金融理论家,也是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支经济理论界的“改革派”队伍与维尔讷·佐姆巴特(WernerSombart)领导的新保守主义“行动圈子”、奥特马尔·施潘(OthmarSpann)领导的“普遍主义学派”一样,有着德意志“历史学派”共同的历史渊源。这三派都偏爱德意志经济思想中传统的反自由主义方向,都怀疑当时普遍生效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模式的适用性,并强调“民族特性”和经济政策中的民族目标优先权。但它们之间也各有特点:“行动圈子”主张“独裁专制式的”“德意志社会主义”;“普遍主义学派”则主张现存经济结构“退回到中世纪行会等级制度中去”;而“改革派”除主张“民族经济的自给自足”外,还着重探索经济技术和金融手段上的“革新”。正是这一特点,使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不仅最强烈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讨论,而且也成为向纳粹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实际建议的人物之一。
早在“相对稳定”的1926年,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就曾发表过一篇令人们“普遍感到意外”的论文《慢性劳动危机》。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一种有关劳动力供需之间的差异理论:“由于工业过分合理化,进行独立经营的中间等级和军队数量上的减少,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面对的却是劳动力需求的不断萎缩。而世界贸易的普遍危机和美国工业日益上升的竞争力,已使德国不可能通过出口来克服这种慢性劳动危机。因此,除了‘土壤改良和合理化’外,德国没有别的出路。要确保德国原料和能源的自给自足,除了将100万城市工人移居到乡村去这种‘德国重新农业化’外,还须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与投资转向农村。”他还提出“修筑2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的计划”,谈到“用煤聚化与氢化合等现代化处理程序来生产作为进口替代品的合成推进燃料(这些后来都在第三帝国时代成为了现实)”,并指出:“这些工程靠私人企业家的主动性不可能贯彻,因为这种生产的短期赢利太少而风险太大。惟一的方法在于借助公共之手直接操作,并通过长期的国家贷款来资助,这种资助方法只是一个金融技术上的问题,它将得到解决,因为它必须解决!”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转变》一书中,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提出失业的真正原因在于“精神因素”的理论:“两种重要的物质生产因素:劳动力和劳动机器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第三因素,精神上的东西,缺乏的是判断力、活力、意志、领导!”*他还批判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观点:“资本不意味着别的,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生产资料,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再度运转起来,惟一的方法在于,必须使正在流通的支付手段总额与经济循环的需要相一致,这只有当正统的货币政策的过时原则被抛弃,只有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摆脱了金本位时才有可能。”他继而推导出用“生产性贷款”来克服失业的理论:“要想克服失业,国家就必须放弃那种灾难性的紧缩政策,放弃那种依赖私人和国际借款的完全不现实的计划,取而代之的应是在全体人民那里借贷。国家通过追加性的货币或生产性贷款的方法,就能获取对生产和商品局势的支配权。”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计划是建立在对德意志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改组的基础上的,在这里,他清楚地代表了德意志“自给自足”的思想。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在这个世界上,经济时钟已指向了日益增长的自给自足方向,指向了在封闭的经济空间内尽可能达到自我供应的努力。对德国来说,出现了尽可能限制进口、在原料和食品上自给自足的需要……一个这样的欧洲经济空间,即使不能在全世界占据统治地位,也至少能与地球上其他经济空间并存。”显然,“农业优先权”、“自给自足”与“大空间经济”、“国家财政主权”一样,都属于纳粹主义经济观念突出的组成部分,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一直公开表达着这种思想倾向。直到1937年初,他仍将纳粹主义经济政策看做是对他理论的一场成功实践:“那些由我当时代表的思想,今天已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贯彻和证明。尽管在这个第三帝国里,由于我的犹太血统,我的名字已无人提及,我既不能在国内、也不能在国外发表文章,这是令人惋惜的。但我仍然要说,我参与并影响了这种新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塑造!”*经济学博士海因里希·德雷格尔(HeinrichDr¨ager)也是一位对纳粹党经济纲领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为寻求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早就与一批德国著名的经济“改革派”理论家,如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延斯·耶森(JensJessen)、鲁道夫·达尔贝格(Rudolf Dalberg)、威廉·格罗特科帕(Wilhelm Grotkopp)等人建立了联系,当他通过世袭成为吕贝克的一位工业家后,这些人立即成为了他本人出资于1931年11月底建立的“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的重要成员,威廉·格罗特科帕还受聘为协会秘书长。
这个研究协会积极宣传德意志“改革派”关于“通过赤字财政资助公共工程、扫除失业”的理论,为
此目的,举行过一系列公开的报告会和讨论会。当时极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维尔讷·佐姆巴特和恩斯特·瓦格曼(ErnstWagemann)的报告,还通过出版物、无线电广播做过进一步宣传,挑选出来的会议“精彩论文”寄给“全世界感兴趣的收信人”,其中包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
德雷格尔于1932年2月写下的《通过生产性贷款来实现就业》一文,既没有引起布吕宁政府、也没有引
起巴本政府以及企业家联合会顶尖人物的兴趣,却被费德尔于同年6月发表在《纳粹图书馆》杂志第41期上,同时发表的还有《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并附有费德尔与德雷格尔的前言。在前言中,两人都强调“这篇论文的作者绝不是纳粹主义者”。费德尔还声称:“这甚至是一个优点,恰恰通过作者的非纳粹主义者性质,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那些与我们还很疏远、并不清楚我们的队伍在经济领域所信奉的东西的人,都具有一种特别的价值。因此,这篇论文在扫除人们对‘货币试验’的担忧上做出了贡献。”*若将德雷格尔的论文与《紧急纲领》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两者都一致赞成那些大型公共工程、工人居住区建设、荒地开垦和高速公路建设计划。与《紧急纲领》不同的是,德雷格尔试图从数量上计算出“用于生产性贷款”的规模。他从原则上拒绝任何一种以私人借款方式为基础的资助,认为“那只是一种对潜在购买力的倒腾,对有效的就业来说,只有足够规模的信贷扩张(Kreditausweitung)才是惟一出路。”在他看来,“这种信贷扩张到1932年年底,总数应为15亿马克,若要完成计划中的公共工程并最终消除失业,需要在6年时间里有一笔总数为300亿马克的信贷扩张”。而到1936年底,通过帝国银行资助的贷款已接近这个数额,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德雷格尔所计划的民用大型公共工程的。
今天看来,德雷格尔的论文对《紧急纲领》制定上的影响被严重低估,因为他的论文手稿是在斯特拉塞“国会演说”和《紧急纲领》起草前提交给纳粹党经济政策主管机关的。除了在行文和统计材料上有明显的类似性外,连“生产性贷款”这个概念,也显然是从德雷格尔那里借来的,也是在斯特拉塞“国会演说”中才头一次出现在纳粹主义术语中的。这说明斯特拉塞除了受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影响外,也受到了德雷格尔的影响。此外,在《紧急纲领》收回后,德雷格尔的论文在《建设纲领》中仍被称为“具有启发性的文献”。这就充分证明了德雷格尔以及“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的努力是德意志“改革派”理论与纳粹党经济纲领设计之间真正的中介环节。
两位具有官方身份的“改革派”理论家的计划,也影响了纳粹党上台后的经济政策:一位是长年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著名经济学家恩斯特·瓦格曼(Ernst Wagemann),另一位是后来在施莱彻尔政府中任“就业委员”的经济学博士冈特·格雷克(G¨unter Gereke)。
瓦格曼于1932年6月制定过一个计划,其核心在于:重组银行体系,修改流动资金率,部分摆脱金本位,监控支付手段的扩张。他认为,“40%的货币应摆脱帝国银行拥有的黄金或外汇储备,通过高达30亿马克的长期帝国债券来满足。由此产生出来的自由支付手段,就能用于对帝国、各邦或地方法人团体的公共工程的资助。”从根本上讲,《瓦格曼计划》就是修改现存帝国银行规章、用赤字财政提高公共之手支出能力的计划,这个计划立即引起巴本政府中那些与帝国银行有利益联系的官员们的坚决反对,但在“改革派圈子”和纳粹党那里却得到了强烈共鸣。费德尔这样赞扬瓦格曼:“作为第一流的现代研究者和学者,他走了一条新路,这条道路从根本上讲与纳粹主义者12年以来提出的有关货币体制的要求完全一致。因此,他的计划为我们的建议提供了有声望的证明。”*正因为如此,瓦格曼还在1936年成为了戈林“四年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格雷克博士早有自己的思考,他在1932年12月初成为施莱彻尔政府的“就业委员”后,通过与德雷格尔领导的“研究协会”紧密合作,拟定出一份详细的就业计划。尽管施莱彻尔曾有贯彻这个计划的打算,但该计划却立即因大工业界的拒绝态度而告吹,当这个计划仍以《就业》为题于1933年1月28日发表时,离希特勒上台只差两天了。希特勒对《格雷克计划》中提出来的大型公共工程和资助方法几乎未加改变的接受,是因为纳粹党自1932年春以来自己就有与之相同的原则与方法,并已将此收到自己的经济纲领之中了。
总之,“改革派圈子”的宣传活动,在于寻求他们的计划能被执政者所采纳,这种努力虽然在布吕宁、巴本、施莱彻尔政府身上屡遭失败,却被希特勒纳粹党作为夺权后自己就业措施的起点来实现。正是通过这个“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纳粹党在经济理论上的“改革派思想特点”才为人们所熟悉。
五 德意志“改革派”理论与凯恩斯主义
在货币理论方面,德意志“改革派”也属于“名义学派”。这种理论与“金本位主义”、“商品符合论”相反,突出的是货币作为循环手段的功能,而不是作为价值积聚的手段。货币具有的不是物质上的价值,而是在社会认同和国家立法基础上发挥的功能。
这个学派自从20世纪初由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FriedrichKnapp)创立以来,一直拥有不少追随者。但要将这种理论方向称之为一种“德意志特色”未免过于夸张。所谓“德意志特色”,并非指惟有德意志“改革派”才偏爱这种理论,而是由于这个事实:这种理论在德国遇到了较少的抵抗。在当时的讨论中,德意志“改革派”不仅引证克纳普的理论,也同样引证美国欧文·菲舍尔(Irving Fischer)、英国约翰·劳(John Law),首先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的理论。由于1933年后,凯恩斯的理论经常被引证来为这种政策辩护,德意志“改革派”也经常自称为“凯恩斯前的凯恩斯主义者”,因此,对德意志“改革派”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做某些提示是必要的。
在“改革派”中,威廉·劳滕巴赫(Wilhelm Lautenbach)被称之为“德国的凯恩斯”。这位经济学家早
在1931年3月就提出了购买力总额(Gesamtkaufkraftvolumen)方案和乘数效果(Multiplikatoreffekt)的数学公式,并为国家劳动部咨询委员会起草过一份专家意见书,提出“要用数十亿马克资助公共工程来与危机作斗争”,但该计划遭到布吕宁政府的拒绝。在劳滕巴赫看来,“30年代初开始的这场经济讨论是为我本人提出的实际建议奠定科学基础服务的,这些建议与其他改革派成员的建议相类似,都具有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尽管凯恩斯直到1936年通过发表《货币通论》才最后完整地提出他的理论,但他体系的基本架构在德国30年代初开始的这场讨论中已众所周知。他1931年6月发表的《麦克米伦报告》以及《货币论》被译成德文后,立即引起了德意志经济理论界热烈的讨论。
1931年5月,在柏林技术高等学校的一次报告中,威廉·劳滕巴赫这样讲到他提出的经济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与剑桥国民经济学派、特别是与凯恩斯的观点相一致的,这些观念都一致认为:存款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总进程。不过,在方法论和体系上,我自己是完全独立于凯恩斯而得出这些一般理论上的主要结论的。”*凯恩斯自从20年代初在“赔款问题”上做出同情德国的表态后,一直在德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著作大多被译成德文,1932年初还应“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的邀请,在汉堡举行过一次公开报告会并引起了轰动。不仅是“改革派”,而且还有纳粹主义者,都经常引用凯恩斯的话来支持自己的思想和建议。1932年春,奥托·瓦格纳将凯恩斯的《货币论》拿给希特勒看,瓦格纳后来讲道:“我们俩人(指瓦格纳与希特勒)当时还就这本书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这本书中介了这种感情: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凯恩斯主义对德意志“改革派”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对纳粹党经济纲领形成上的影响,几乎没有被人评价过,倒恰恰是凯恩斯这位大经济学家自己指出了这种思想发展史上的关联。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德文版前言中,他这样写道:“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这种摆脱在英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但我能设想,所有这些可能会对德意志读者产生某些不同的触动。这是因为,在德国一直就有它重要的经济学派———历史学派,他们早已对运用古典主义理论分析同时代人的重大事件的足够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因此,我可以期待:当我向他们完整地提供一种就业与生产理论时,当这种理论在重要的关系上偏离正统主义观点时,在德意志读者中,我会遇到比在英国读者那里少得多的抵抗。……比较起那种‘自由放任’所造就出来的生产与分配理论,这种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适应一个极权国家的关系。”由此可见,在纳粹党巩固了极权独裁统治后,在德意志第三帝国里,非正统主义经济理论及其货币、金融技术上的方法与措施,能比在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得到更快速、更有效、更彻底的运用,这种发展绝非偶然。
六 结 论
理论上的抽象和分析是事先受过训练的学者们的领域,这个领域,由于其术语的丰富性和数学模型的专有性,只能为一个有限的知识圈子所掌握。这个圈子对经济和国家主管机关的影响,取决于入主或是力争入主这些机关的集团或政党对学者们提出来的措施付诸实践的热心程度。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围绕着“经济理论问题”展开的这场讨论,实质上是一场争夺社会和政治诸力量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那些民主主义政党,还是那些保守主义政党,或是当时正在台上执政的统治集团,都证明了它们自己是更软弱的对手,而且首先证明了它们自己在经济理论领域里是更软弱的对手,因为它们都仍然将自己局限于古典主义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框架之中。
如果人们因纳粹主义空洞、平庸的表述就低估它经济观念的意义,那将会曲解它。恰恰相反,正是诸如“先公后私”、“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劳动的权利”之类到处适用、故意含糊不清的口号,才为纳粹党的经济观念造就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在经济危机局势下是很容易被极不相同的社会阶层所认同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念到处适用的表述,恰恰能将经济“改革派”明确的计划和建议集合起来,即使这些计划和建议出自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前提。
“改革派”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并非特殊的“德意志现象”,而是由世界性经济发展与危机引起
的对正统主义经济和货币理论反叛的一部分,它的萌芽当时在许多国家都同时出现。然而,对德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改革派”的非正统主义理论和建议尽管在布吕宁、巴本、施莱彻尔政府那里屡遭拒绝,却被一个具有群众性规模的极右政党抓住了。纳粹主义者之所以抓住“改革派”的思想不放,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上的辩护、实践上的计划和贯彻的方法,而且“赤字政策”、“国家干预”的思想,本身就能与他们的国家和经济观念相适应。因此,纳粹主义的经济观念与“改革派”的“革新措施”,成为自1932年初以来纳粹党正在形成的经济纲领中具有互补性的组成部分。正是通过对这种纲领的宣传,纳粹党才终于使自己成为了当时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个政党虽然没有取得议会的大多数,但一直保持了它在经济危机最深重时期德国政治舞台上最高的社会支持率,它给兴登堡统治集团造成的持续性政治压力,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
总之,纳粹主义者并不是在经济观念和理论领域里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上台掌权的。他们经济观念的形成,对经济上新思想和新建议的集合,出自于大危机年代经济理论界热烈的讨论。正是借助了“改革派”的帮助,纳粹主义者才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准则提供了一种能付诸实施的经济纲领,也正是在纳粹政权手中,“改革派”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建议,才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优先权”的指令性经济措施和金融技术工具。这充分说明:纳粹主义者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讲是一群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群“最可怕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从不拒绝采用最现代化的技术措施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空间目标”。
〔作者李工真,1952年生,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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