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地猪肉价格飙升，商务部的反映是必要时动用储备猪肉以平抑价格。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相信这纯粹是欺人之谈。道理很简单，所谓储备猪肉，从来都是为了解决猪的季节性生产与消费不平衡的矛盾，而且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放弃计划经济后，猪肉的储备数量越来越小，根本不可能用于抑制价格。
 
    如果商务部真的要在抑制猪肉价格上孤注一掷，姑且不论眼下究竟掌握多少储备猪肉，其结果完全可以预计：未来的价格涨得更快。以往教训告诉我们，买了储备铜，铜价上去了，买了储备镍，镍价涨得更快。同样的道理，布什政府真的敢向市场出售原油战略储备吗？
  
    目前中国经济在猪肉供应问题上所遭遇的困境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早在建国初期，它就是困扰决策层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道理也不复杂。依照陈云的说法，“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会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有关文献表明，国内城市人口1950年为6169万人，1951年增加到6636万人，1952年为7163万人，1953年增加到7826万人，3年累计增加了165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多收了三五斗，饲料短缺，加上生猪收购价格偏低，农民养猪积极性受到打击。
  
    如今的情况与建国初期颇为相似。统计数据显示，最近10年，城市人口累计增加了2040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40万人。然而，与10年前相比，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累计减少了706万吨。更糟糕的是，近年来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远高于猪肉生产者价格。例如2004年粮食价格上涨26.5%，而生猪价格涨幅仅为12.8%；2005年粮食价格上涨了1.4%，而生猪价格下降了2.4%；2006年粮食价格再上涨2.6%，生猪价格则大幅下降9.4%。
  
    受猪肉生产者价格大幅下降影响，2006年底肉猪存栏数量由上年的50335万头减少到49441万头。别小看这1.8%的减幅，所谓价格从来都是由边际产量决定的，除非需求发生大的变化。应当说，仅就这一点来看，目前的猪肉供应问题与当年的情况也是非常相似的。在陈云1956年撰写的“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一文中，所依据的数据是1955年猪的数量由上年的10000万头减少到9000万头，到1956年6月又减少到8000万头，倒退至1952年的水平。
  
    陈云当年用来解决猪肉供应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方设法增加供给。不过，令人感动的是陈云找出解决办法的途径。这一途径就是他一贯坚持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来自各阶层人士包括农民的不同意见。他知道，大规模养猪的最大困难不是精饲料，而是青饲料。目前，这依然是分散养猪的主要原因。他也知道，养猪大致需要三个阶段，一是刚生下来的奶猪需要吃流食，因此需要强化母猪饲养；二是满月后的克郎猪为撑架子需要吃青饲料，因此分散到农户饲养而不是由人民公社集体饲养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三是崔肥的时候需要吃精饲料，因此必须给农民留足谷物加工副产品，并适度减少粮食收购计划。
  
    到了1961年，猪肉供应依然是一个问题。陈云为此到上海青浦搞调查，并写出了一些列“青浦农村调查”文章。针对当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错误倾向，他明确指出私养要比公养好，一是好在饲料比较充足，二是好在私养猪每个月长肉比公养猪多两倍……他进一步列举了母猪私养的好处，例如私养母猪保胎工作做得好，不容易受惊吓；私养母猪更注意接生，发现母猪要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圈旁守护，防止母猪压死苗猪；私养母猪更注意保护奶猪，对比较弱小的奶猪，农民会把他放到母猪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养成习惯，于是奶猪大小长得比较均匀……

    说起来商务部官员的行政级别也不算很高，既然当年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可以深入到农村搞清情况，如今为什么分管领导不能去蹲点到农村看看母猪的生育状况以及奶猪的存栏数量呢？不掌握这些基本情况，不去想方设法增加猪的生产及供给，真的可以抑制猪肉价格上涨吗？

    不客气地说，靠猪肉储备调节市场，听上去逻辑正确，但严重违反实际。无论如何，做官不能高高在上，更不能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是老爷，自以为是的是官僚主义。

    有必要再说一遍，当前猪肉供应短缺只是一系列限制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错误的表象之一。真正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该不该纠正宏观调控政策上的失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