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逻辑地位的提高，根源于把逻辑当作一种“方法”而不是一门“学问”的看法。这样，它就具有了普适性，可以打破学科的局限，凌驾于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的科学”，发展逻辑就是发展科学所必须；从英国输入的经验的、归纳的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的逻辑学者，于是他们都成了经验派、归纳派，这是近代逻辑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近代逻辑正是率先充当了西学攻击旧学的锐利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早期思想启蒙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近代逻辑学的第二大特点。
近代逻辑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几千年来，先秦墨家、名家有关“辩”和“名”的学说一直是逻辑思想上的至高成就（原因是停滞不前），而这一状况在西方逻辑系统输入的冲击下彻底改变了。在中华大地上沉睡了几千年的逻辑学复兴了，它被视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一切学问之母”。一股学习逻辑的热潮渐渐被掀起。西方逻辑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墨学一时成为显学；印度因明也身价倍增；比较逻辑发凡……近代逻辑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受此殊遇？它有什么时代特点？它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我想，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逻辑学的专业局限，需要放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来思考。
一、从技术到科学再到逻辑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魏源、龚自珍等有识之士放眼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早期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旗号，学习外国“利器”、“兵械”，希望实现“船坚炮利”，以抵抗外侮。奕、曾国藩等保守派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夜郎自大”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文武制度出西人之上，唯火器万不能”。于是兴办军事工厂，以求“自强”。可是他们的美梦被接二连三的战败打破了。晚期洋务派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以“求富”为目的，发展民用工商业，兴办新式学校，设立译书机构。翻译了《代数学》、《声学》、《光学》、《电学全书》、《格致启蒙》、《化学鉴原》等科学著作。这是重视科学教育的开始。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把目光投向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他们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等思想武装自己，提出“立宪法”、“开国会”、“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对封建传统是妥协的，因此遭致了失败。戊戌变法是一场很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的失败，才是中国人重新审视自我和真正向西方学习的开始。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西学中并没有输入哲学。严复译《穆勒名学》是在1905年，译《名学浅说》是在1908年。此后逻辑学才日渐繁盛起来。
大体上看，至此，西学的东渐经历了从技术到科学、从科学再到逻辑的一个过程。这一线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五四运动对于“塞先生”的颂扬和提倡。严复在翻译这两本书的同时，还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社会科学著作，后来经历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另一旗号“德先生”，这可以看作西学传播的另一线。
为什么作这样一番陈述呢？我想说明的是：凡早期接受西方学说的思想家们，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明末李之藻所译《名理探》，从1631年开始刊刻问世后，长期无人问津，以致三百年后，国内公私藏书中遍寻其刊本而不可得。而三百年后逻辑成为显学，这要怎么解释呢？我想理由很简单，就在于它是否实用。明朝末年我们没有世界的概念，没有“自强”、“求富”的忧虑，因而没有必要去学习它。逻辑学的繁兴，不是为了学术上的交流，而是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
逻辑学果真有解决这问题的本事吗？看看“五四之子”殷海光的著名推理吧：“中国要富国强兵，必须发展工业；中国要发展工业，必须研究科学；中国要研究科学，必须在文化价值上注重认知特征；中国要在文化价值上注重认知特征，最必须而又直捷的途径之一就是规规矩矩地学习逻辑。”
殷氏把逻辑视为“认知特征”，无独有偶，王星拱则把它称作“科学方法”：“自孔德实证主义，穆勒实现逻辑革命以来，科学方法之重要渐渐所承认了。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个名字说，就是实质的逻辑。” 可见，逻辑地位的提高，根源于把逻辑当作一种“方法”而不是一门“学问”的看法。这样，它就具有了普适性，可以打破学科的局限，凌驾于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的科学”，要发展科学，就必须发展逻辑。这就是近代逻辑学人的逻辑。
严复、梁启超、胡适都充分肯定了逻辑的至高地位。
严复说：“而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说：“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了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增加了。”
胡适则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
二、作为科学方法的逻辑
既然逻辑是科学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严复等人引进的是英国哲学家穆勒、耶方斯等人的思想。他们在认识论上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在逻辑方法上重归纳、轻演绎。于是中国近代的逻辑学者都成了经验派、归纳派。我以为这是近代逻辑思想最显著的特点。
严复明确指出：“科学之正鹄，在成外籀（指演绎法——笔者），其不为外籀者，坐未成熟耳。”
梁启超认为，归纳法的产生，是近三百年来“论理学的面目……完全革新”和“科学勃兴”的“原动力”。他说：“演绎法只能推论其所已知之理，而归纳法专以研究其所未知之理。倍根氏所以独荷近世文明初祖之名誉者，皆以此也。”
胡适则坦白地说：“我的首要兴趣是归纳法”。
然而他们又不是极端的“全归纳派”：
“内籀（指归纳法——笔者）外籀之相为表里，绝非二途”。 严复受穆勒影响，认为归纳法可以包含演绎法，演绎要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夫外籀不与内籀对也，而实为内籀之一术”。后来他也肯定了“外籀之术”是“满证之术”、“确然不疑者”，“谓诸科学皆有渐成外籀之势。”
而胡适后来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演绎的方法。
除了重归纳轻演绎外，在认识论上，他们相信“经验”，反对“唯理”，重视“印证”，并以此来批评中国传统旧学。
严复说：“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指旧学——笔者）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 ；“不知古人所标之例所以见破于后人者，正坐阙于印证之故。而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见报，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
梁启超认为，我们的认识由三种方法得来：说知，闻知，亲知。“最靠得住的，自然是亲知……所以现代科学精神，无论治何种学问，总以经验为重。”
对于演绎法的轻视与对旧学的批判密切相关。后来学者们渐渐纠正了这一态度，如严复所说，把归纳、演绎、印证视作“明诚三候”，缺一不可。
三、逻辑与旧学
西学东渐实际上是一个中西学交锋的过程。在思辩的、科学的、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的西学面前，传统旧学的弊病暴露无疑。而逻辑正是率先充当了西学攻击旧学的锐利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思想启蒙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的逻辑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逻辑思维。这是近代逻辑学的第二大特点。
严复是运用逻辑强烈批评中国旧学的第一人。他认为旧学“外籀甚多，内籀绝少”，多从古书演绎今义：“然而外籀术重矣，内籀之术乃更重……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故曰：生今为学，内籀之术，乃更重也。” ；他批评中国旧学“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 ；“将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倾向这桶，倾来倾去，总是这水，何处有新知识来？”
他还批评旧学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心成之说”，不管学问的根基是否可靠，就妄加演绎，“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
“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
不但“九流之学”这样，历代所谓的“正统之学”也是如此。
“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
他认为这些弊病不仅在学术上产生了恶劣影响，还危害到国计民生。“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的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
梁启超也看到中国知识界传统上都忽视经验与归纳，只是单纯的盲从古人。“秦汉以后儒者所学，大率偏于闻知说知两方面。偏于闻知，不免盲从古人，摧残创造力。偏于说知，易陷于‘思而不学则殆’之弊，成为无价值的空想。中国思想界之受病确在此。”
四、挖掘本土逻辑
对于逻辑这样一门外来的、而且如此经典的学科，近代知识分子虽然承认它的功用和地位，但在心里还是有些不甘的。他们不相信逻辑是西方的特产，积极挖掘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寻找证据反驳中国无逻辑论。他们找到了墨子，奉《墨经》为“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 一时间墨学成为显学。
严复在《名学浅说》中说：“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章士钊则说：“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妄言也。其谓人不重逻辑之名，而即未解逻辑之理者，尤妄说也。”；“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
孙诒让在《与梁卓如（梁启超——笔者）论墨子书》中说：“尝谓《墨经》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学之因明论者。” 可见，孙氏的研究，是以挖掘墨子思想中的逻辑因素为目的的。
胡适更夸张：“平心而论，墨家名学所有法式上的缺陷，未必就是他的弱点，未必不是他的长处……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点……都说得很明白透彻，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这是第一长处。” 胡适反对逻辑形式化，认为“法式”是逻辑的“累赘”，说不重法式是墨家的长处，显然是在为墨家护短。
对于晚清墨学研究者的评价，栾调甫认为他们是怀着证明“海外几何传自冉有，泰西工艺出于墨子”的企图。这话虽然刻薄了些，但是近代学者“夜郎自大”的心理痼疾是实实在在的，尽管他们对于旧学做了许多的批评。
梁启超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一错误，他在给张其煌《墨经通解》的序中说：“近人或以经文全部，与印之因明，欧之逻辑同视，子武（张其煌）以为……经说虽往往应用辩术，然并非以释辩为主。若事事以因明、逻辑相傅会，或反有削趾适履之虞。”
综上所述，我以为，近代逻辑可以释义为逻辑方法和逻辑思维两个方面。逻辑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是发展科学所必需的，这种观念是把近代逻辑奉在至高地位的根源。逻辑思维的提倡，是因为它可以“开民智”、“启民心”，这是思想启蒙所要求的。于是，在中西学的交锋中，逻辑成了西学攻击旧学的锐利武器。而最能体现逻辑学科严密性质的逻辑形式则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遭到胡适等人的批驳，这一状况直到后来数理逻辑的引入才有所改观。近代学者对于中国无逻辑的说法是难以接受的，对于旧学的遭遇也是同情的，于是他们对本土逻辑和印度因明作了大量研究，导致了近代逻辑学界的多元化繁兴。
参考资料
彭漪涟：《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温公颐、崔清田：《中国逻辑史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武汉出版社，199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