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仲大军《王权政治、官僚政治与民主政治之比较》,以为宪政才是王。发来一篇小文(指杨鹏谈“特权市场经济” ——编者注),供参考。
二,翟玉忠5月4日回信
谢谢来信,想在认真拜读您的文章后才给您回信,所以迟复,见谅。
如果其他人说出中国自古经济领域更是“特权市场经济”一潭污水之类的话,我是不会奇怪的,但您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感到大为不解。
首先,随着科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统一,即用系统论解释市场和政治这样的复杂巨系统,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已经解体。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Brian Arthur阐述的边际收益递增意味着市场不能自动平衡,相反会带来巨大的不平衡,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用政府这个上层系统调节市场不平衡。本来Brian Arthur已经发现他的全部哲学基础是道家,可他竟然不知道道家已经有自己的经济学——就是黄老道家的轻重理论,集中在《管子》轻重十六篇中,这种经济学远无不是简单的“特权市场经济”能概括的。
其次我知道您是注过《老子》的,那您应该对汉初国家经济政策不是老庄无为,而是黄老法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您在文章中还是强调文景之治最像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文景时期进行了大量战争准备工作,汉武帝打败匈奴是在文景之治基础上的,你读贾谊、晃错的经济学观点就会发现,汉朝的经济政治是一以贯之的。最近我读西方人关于道家的东西,发现他们也将道家等同于老庄,甚至得出结论道家没有具体政策主张——事实是老庄基本没有,但黄老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最后顺便谈一下“宪政才是王”的问题,在西方没有这种提法,如果有大体可以说是“上帝是王”,因为西方宪政实际来自宗教契约;中国古典政治学应是“宪政是道,道是王”,中主(您对法君的理解有错误)遵道——中主当由民主程序选择,这一点上我是同意学习西方的,我只是反对政治中“资本为本”,这点我们有区别。
我认为“特权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描述中国现实的一些状况真的很好,因为不受监督的特权和不受调控的市场一起导致了社会系统的严重失衡;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概念,您看能不能将您的文章发到我们新法家网站上?
三,杨鹏5月6日来信
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出入的。甚至有时,理论与现实是反过来的。
说中国有“特权市场经济”的传统,只要看看汉武帝搞的一套经济政策以及结果,再看看历朝历代的官商垄断,就明白了。拿出管子理论来否认特权市场经济,不妥。管子的理论构想如能顺利实现,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红色资本家”的领导的存在,给官员调控经济的特权,官员不仅懂经济,而且不腐败,那是对人性的幻想。有管子这种特殊材料的人在,可以行得通,不然问题多多。即便管子自己,也是生活极侈奢的,这点让孔子很不高兴。世界上有没有“特权+效率+不腐败”的市场经济,新加坡曾有那么一点样子,日本战后顽命发展时,也有这么点样子。中国改革以来,没见过。说文景之治是进行了战争准备的,这是常识。只要是国家,都有战争准备的。美国以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立国,难道就不搞战争准备了?
你研究法家,我认为要注意两种不同的法家的区别,一种是战争时期一统天下的法家,那是综合战争组织者(以商鞅为代表)。这种法家与儒家的区别,是儒家是反战的。二是国家统一及和平时期的法家。那是依靠刑律维护王权和国家稳定的法家。这种法家与儒家的区别,是法治还是礼治的区别,是平等还是特权的差别。法治相对礼治,讲法律面前的平等。礼治是差别对待的。
文章可以在你网上发。
四,翟玉忠5月6日回信
法家讲可参验,就是你的理论好不好,逻辑自恰只是一方面,更要看实际效果,就是可参验.
汉武帝在中国的贡献至少可以同林肯相对于美国的贡献比吧,却成了罪人,说是劳民伤财;我们不谈管子是什么材料作成的,也不管他多么腐败了,单从他保卫华夏文明的贡献上来讲,也是很大的,孔子不也这样说吗?对于文景治下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可以看一下汉初关于马的政策。
从西方拿来概念就用在中国——MBO,WC什么的,也不管香臭,这样会出大问题,以后单单重建国家工业体系方面我们就要付出怎样高昂的历史代价!德国、日本、美国,哪个发达国家不是“红色资本家”领导经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怎样评价中国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说他们真傻(比这还难听)。
我没有否定中国特权带来的腐败,但治腐败不能光凭西药,这种药只存在于中国少数知识分子的幻想之中。美国的立国基础比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复杂得多——经济中唯我独尊的国家主义、政治中保守的基督教思想,那才是美国真正的立国基础!
另外以商鞅为代表的晋法家和管仲学派为代表的齐法家、以及后来的黄老法家没有太大的区别,汉律的发现基本上能证实这一点。如果将和平时期的法家和战争时期的法家区别开来,很容易忽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部分——对我来说,法家是一座通住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桥,它将我引向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由于东方人独特的系统思维方式,这一不依赖于先进实验工具的社会知识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吹响了人类二十一世纪文明复兴的号角。
我知道美国政治比中国清廉、经济比中国发达、国力比中国强大,但不能因此就亦步亦趋,对于政治经济这样严重依赖于历史路径的复杂巨系统,照搬别人不仅不可能,结果只会带来混乱。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都是以西方人作标杆国家(大约每三十多年换一个国家),引进别人的东西老是出现排异反应,最近一次是还没有结束的反思改革运动,你信心十足还要再学十年、我的朋友们已经急不可奈地要再学日本;我们也该反观一下中华文明自身的现实基础了,无论头上的星空多么灿烂,脚下的大地才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出发点!
五,杨鹏5月7日来信
管它东方还是西方传统,只要能有助百姓不受欺负,有助于百姓有自由的选择、有平等的人格与法律、有成长与发展的机会,都是好事。只要从百姓生活需要出发想问题,许多问题就简单多了。百年来,真正全面照搬别人并伤害百姓的,可不是老百姓自己。
六,翟玉忠5月7日回信
同意!!!
问题是对于社会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以自由平等为起点的制度设计总会造成巨大的不平等,会产生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正反馈和马太效应,不会自动达到不同阶层的利益平衡,西方政治经济学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它值得所有欲学习西方的人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