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家的学说十分倾心。而道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家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性趣。可能是由于国人对性问题的忌讳（尽管这种忌讳如今已越来越少），不愿意将李约瑟这位伟大学者、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与性这种事情联系起来，所以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论述一直不太为国内了解和注意。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二卷时，见到高罗佩（R.H.van Gulik)赠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自著《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1951年由高氏于东京私人印刷50部），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述此事云：
    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记，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  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61页)
　　高氏似乎接受了李约瑟的意见，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序言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R.H.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P.XIV)  不过在正文中高氏对李约瑟的意见仍有很大程度的保留。
    二十年后，李约瑟又谈到高罗佩以及自己与高氏当年的交往，对高氏有很高的评价：
    除了可敬的亨利·马伯乐（H.Maspero)之外，本学科（指“中国传统性学研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高罗佩。一九四二年的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他。作为荷兰的临时代办他正准备离开重庆，而我正去就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职位。后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他和水世芳小姐的婚礼上，我们交谈过一次。……战后，我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和他有过一段很长的通信联系。我使他相信，用道家的观点来叙述和规范性技巧没有任何异常和病理问题，这同他源自深厚的文学素养的信念相一致。(张仲澜：《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李约瑟序)
　　水世芳是高罗佩所娶的中国妻子——令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甚深的高氏十分倾心的一位大家闺秀。

    李约瑟说自己“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这毫不夸张。他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为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叶德辉编的《双梅景暗丛书》而欣喜不已，他称此书为“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关于房中术的章节，主要就是在叶德辉此书所提供的古代文献和高罗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
    李约瑟在书中讨论了“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中气真术”等房中学说。他对这些学说持相当欣赏的态度，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在谈到《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古籍以及其中的各种告诫时，李约瑟说：
    在成都有一位深研道教的人给我的回答使我难以忘怀；当我问他有多少人照此教诫行事时，他说：“四川的士绅淑女或许有半数以上是这样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62页)
　　他还从另外一些角度对道家的房中术大加赞赏：
    承认妇女在事物体系中的重要性，接受妇女与男人的平等地位，深信获得健康和长寿需要两性的合作，慎重地赞赏女性的某些心理特征，把性的肉体表现纳入神圣的群体进化——这一切既摆脱了禁欲主义，也摆脱了阶级区分：所有这些向我们再一次显示了道家的某些方面是儒家和通常的佛教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65页)
　　尽管大部分房中术学说其实是明显男性中心主义的。

    在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之后，李约瑟继续对性学史保持着浓厚兴趣，不久又“再度投身于这一论题的研究”。他密切注意着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1972年，当华裔瑞典人张仲澜（Joland Chang)的《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法》（The Tao of Love and Sex)一书出版时，他对之大加赞赏，热情向读者推荐：
    更光亮的明星出现在这片领域，他就是我们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张仲澜。我把他论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性学著作推荐给不带偏见的读者。由于训练有素，他找到了独特的语汇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男女以及中国文化在心灵、爱和性方面所显露的智慧。(张仲澜：《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李约瑟序)
　　张氏的书主要是根据古代房中术文献，结合现代社会情形讨论性技巧的，其中还包括他对自己性生活经历的现身说法。
    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主旨，不仅仅是帮助人们享受性爱，更重要的是认为房中术是一种健身、养生之术，甚至是一种长生（长生不老）之术。道教中的其它许多方术，如导引、行气、服食、僻谷等等，都有类似的主旨，以享受人生，长生可致为号召。对于这一点，李约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信的！他说：
    因为中国炼丹术最重要的内丹部分和性技巧密切相关，就象我们所相信的，它能使人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张仲澜：《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李约瑟序)
　　李约瑟一生倾慕道家和道教，他坚信：
    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66页)
李约瑟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美好信念走完他的人生历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失误本不足怪，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怎样去认识。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最近在悼念李约瑟的文章中有一段感慨∶
    遗憾的是，当今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中，附和李约瑟的多，能以具体证据证明李约瑟低估中国成就的较少，愿指出李约瑟有高估中国成就之误的更少。常把感情和政治因素掺杂到学术研究之中，可说是中国的大不幸。
　　而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家-道教的学说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对于这种热爱，他本人并不讳言，例如，1985年他在为中国大陆出版的《李约瑟文集》所作序言中说∶
    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既然已经成为某种宗教热情，有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道教的学说又特别使他迷恋，因此他脑海中有时浮现出“长生不老”之类的信念，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有人因此而将他引为近年某些招摇撞骗、别有用心的伪科学宣传的护法，则又是对李氏的大不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