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２年后适当的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以国防尖端科技为先导向辅以民用科技普及推广完成民族科技水平的提升，实现现代化．．

   
农业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以工补农，逐步增大机械化在农业耕作中的比例，减轻农民在农业中的手工劳动量，辅助以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天然绿肥以及７３年后引进国外１３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后逐年大幅度增长的化肥用量，完成农业的粮食增产。

   
70年代推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规划，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类似于前苏联工业化过程的宏伟计划，不过新中国在建国后的工业基础相比较之要薄弱得很多，所以建国后执行了一条高积累压缩消费以民族制造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经济路线，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７０年代中期，在第一个阶段基本结束后，此时应该进行国家政策转换，与中国已经迅速成长的轻重工业生产能力相对应，需要在投资政策上加快工业的装备过程并相应扩大消费者的购买力。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得这个转型没有及时进行，结果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所谓经济学家和党内财经专家，信奉一些极为可笑而且毫无根据的信条，妨碍了这个转型的实现。这个转型后来是在７９年后无意之中完成的，是典型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然而在７９年完成转型后，中国的经济却事与愿违，天不遂人愿，７９年后的种种的事件将中国在７０年带开始的四个现代化伟大进程拦腰斩断，彻底断送了中国在２０世纪末实现中华民族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一.农业方面:

   
在80年解散了人民公社后，中国农业恢复了传统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农经济方式，在开始阶段，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在二十多年中所进行的五项重大措施:
“灌溉；化肥的施用；遗传学基本定律；矮杆谷物培育；高产杂交玉米”的基础上。同时，70年代后期到84年的粮食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量施用农家绿肥的基础上，
化肥用量大幅度的增长，从而在短期内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

    　　84年之后，虽然化肥用量同样突破了3000万吨乃至
4000万吨大关，但由于农田土壤肥力在施用了过量的化肥后急剧下降，中国农田粮食亩产在84年基础上
停滞不前，维持在 260 ---300 公斤左右。

    在看一看以下的数据（引自新中国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973 年重新对外开放的中国引进13 套国外大型化肥设备，至此，化肥产量开始
逐年大幅度提升。

    中国 历年农用化肥产量（万吨）

    1975年 524.4

    1978年 884.0

    1979年 1065

    1980年 1269.4

    1985年 1775.8

    1990年 2590.3

    1995年 3593.7

    1998年 4085.6

    2001年 4253.8

   
然而农业粮食增长了不少，农业仍然从90年代开始深陷三农泥潭，裹足不前。由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缺乏出路，滞留农村从事农业，结果带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也长期处于充分利用状态，换言之，劳动力过剩使得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并不灵敏，而最近20多年的粮食生产开始的急剧增加，最开始是因为化肥投入增加引起的，后来化肥投入投入不再起作用了，粮食生产波动则主要是出于自然因素特别是水旱灾害的影响。

   
由于单个农户的剩余有限，难以承担意外风险和学习成本，因此行为模式更加趋于保守，对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接受能力下降。由于传统大家庭制度的解体，今天的个体农户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小农”，连传统耕作技术都已经难以顺利在父子之间进行传递了。

   
今天农村耕作技术退化是非常严重的。原来在集体化时期留下的水利设施，由于年久失修和解决不了运行费用问题，普遍陷入荒废，导致抗旱除涝条件急剧恶化，这足以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而失去了合作生产组织作为依托，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为代表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完全停止，粮食增产完全依赖化肥的投入增加。

   
农民还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低成本教育和医疗服务，农村“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比例越来越高。

   
这些问题在中国农村已经存在许多年了，这些都是在单个农户的家庭中无法解决的。

问题不在于以有限的国家财力去给农民收入做一些微小的调整，而在于农民缺乏适当的合作去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20多年来化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已经发挥到顶点，此后的粮食需求增长要靠什么来维持
??

    二. 在民族工业方面

   
从1979年起，中国就开始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70亿元，当时的国家基础建设资金为４４３．８亿元），中国的赤字与西方国家不同，决不是仅仅意味着一个财政问题。

   
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企业，一直依赖财政拨款进行投资、设备更新改造并提供流动资金，财政的紧张最先受损害的是企业所必须的资金支持。

   
在毛泽东时代，财政支出之中，50%以上是基本建设投资和企业更新改造支出。但是遇到财政赤字之后，第一个所抛弃的’负担’;当然不会是政府的各种开支，而是对企业的支持。到1983年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并实现’拨改贷’，北京有经济学界人士把这个过程通俗地形容为’吃完财政吃银行’，因为由于财政开支的费用方面开始急剧膨胀，已经没有财力对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了，企业在已经无法从财政获得必须支持的情况下，只有转而去找银行想办法.

   
由于财政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担负整合资源，支持企业的能力，因此改革特别注重发挥和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由于财政由’建设财政’转化为’吃饭财政’，在’六五’期间没有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项目投产，"七五’开始出现全面的比例失调和紧张。

   
以电力供应为例，七五开始在许多地方，企业已经强制进行每星期’开三停四’或者’开四停三"。为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只要是办电厂，国家将保证按照商定价格给予收购。由于当时洋人还不太愿意大规模到中国投资，因此国内党政军公检法一起出动，响应国家号召来投资建设电厂，当然各级电力管理部门及其职工，更是近水楼台踊跃争先。

   
由于刚刚从毛泽东时代过来，他们也都是穷光蛋，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银行，于是在各级政府的积极行动下，发电行业由长期的瓶颈状态迅速转入极度过剩状态，今天中国火力发电行业的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不足4200小时（一年为8760小时），具有70%以上的提高潜力，换言之，仅仅10多年时间，中国火力发电行业吸引的过剩投资，接近人民币8000亿元。

   
与此同时，一个规模巨大牵涉到各级政府和电力管理机构的庞大利益集团形成，并盘踞在国民经济之上，虽然1990年代发生通货紧缩，由于过剩投资一样需要分摊和收回，武汉市居民用电价格仍然上升80%以上。

   
1996年国家成立电网建设公司，也准备逐步实施"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措施，几年改革的结果是今天已经成立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分公司，因为竞争上网的改革，无法保证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实现。

   
这个企业吃银行的过程没有能够持续多久，首先是因为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得多方面的资金需求与日俱增，而企业并不能在获取贷款上占据优势，特别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和政府经商、房地产热潮的’竞争’之下。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980年代的’洋跃进’过程（“改革“怎么能够没有政绩呢？）。

   
这个过程中，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产品成为投资热点（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这些都是紧俏货，价高利厚），其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几乎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产工厂，今天这三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已经达到90%以上，这些投资都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并且银行已经永远无法指望收回了。

   
这个投资过程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宏观失控，行业总体规模和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必要的限度；二是市场无节制开放，国外产品的更新换代（如机械表被电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快，有的工厂还没有形成实际的生产能力，产品的市场寿命就已经过去。此外，成百条电视机、汽车和摩托车生产线的引进，也让人吃惊。
今天，世界电视机生产能力为7000万台，其中4000万台生产能力在中国，整个中国的市场容量不足2000万台，生产能力闲置50%以上。

    特别需要指出，这一个’;吃完财政吃银行’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最辉煌的年代。

   
今天几个行业破产，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投资无法收回。进而导致今天银行坏帐比例接近40-50%的根本原因。由于国家宏观失控，加上地方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使得中国社会资源的浪费，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而另一方面80年后的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的倒退 又给与 民族机械工业和机床产业以致命性的打击。本来国家大幅度削减了基本建设投资后，如果还有农业机械化的支持，民族机械工业和机床产业还是可以勉力支撑的，而在中国农业全面倒退到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农经济后，农业机械在农村的生产销售的市场发生了极大的萎缩，可以说80年后小农经济的倒退彻底断绝了中国民族基础工业机械工业和机床产业从农业中获取发展资金的途径和继续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前景。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族机械制造业和机床产业的全面亏损破产根源正在于此，这也造成了建国前30年的高积累的工业制造业的成果丧失殆尽。

   
在丧失了农业机械的资金支持的工业升级换代的民族中国民族基础工业机械工业和机床产业,在蜂拥而至的欧美日的相对先进的工业品面前,无奈的处在了竞争力软弱无力的地位，这也进一步的拉跨了民族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