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孩童般探索与发现之情研究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始终徘徊在作者心头：为什么中国古典经济学会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早熟？

    如前所述，重要的一点就是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从六千多年前开始就试图从整体的角度观察世界，用整体尚中（平衡）的哲学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对于人体和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关注整体是极为重要的。中国人通过自觉运用系统论的黑箱方法，通过对价格的把握，用储备调节市场——她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关注二者的持续平衡发展；她们关注的不单单是生产和消费，更关注供给和需要的平衡；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还有二者间利益的均衡。

    有时侯你会感到西方文明的落后性是极为明显的。华佗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发明了麻沸散，而西方医学家使用乙醚进行全身麻醉是在19世纪40年代，长时期内欧洲人在外科手术以前，先把病人用棍子击昏，或者放血至昏迷后再进行手术；西方人直到上个世纪初还用烧毁农作物，向河里倾倒牛奶等方法解决市场不平衡问题，而中国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用储备碾平各种因素带来的经济周期。

    直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不能脱离牛顿世界观的影响，相信理性经济人的加总能够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市场的自动平衡。现代系统论已经用科学理论清晰地证明，对于复杂的巨系统来说，系统并不是其要素的简单相加，整个系统会显示出与要素完全不同的独特性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不一定走向自动平衡，有时会走向更加远离平衡状态——至少在经济学领域，今天亚当•斯密的理论已经成了中世纪的神学！

    催生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早熟的市场经济。考古证实，到商代晚期，平民已开始用当时的钱币贝做随葬品，少者一枚，多者数十枚，说明当时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另外从商代制陶器、骨器等的手工业场所规模也能看出，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李文治、江太新二位先生在《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一书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发现，到秦汉时期，中国农民经济商品率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乃至百分之二十以上，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国地主经济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生产的主要是粮食，其他产品获得都得依赖市场，这就决定了地主制经济必然与市场联系，离开市场就无法进行再生产，以前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误解。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西欧中世纪那样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不过完全西化的学者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坚定的认为，西方有奴隶制中国就要有，西方有自给自足的封建时代，中国也要有一个——自甲午战争以来，西化思想之愚昧常常如此！

    华夏文明至晚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备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这就是上计制度，内容包括：户口、垦田数、财政收支、治安、绿化等多个方面。（《后汉书•百官志》补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1993年初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 号墓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郡县级行政档案，其中有相当完整的上计内容，除了上述几项，还包括：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拯救流民等多项；西汉宣帝时，颖川太守黄霸曾因“蓄足功用”等业绩获“治为天下第一”的好评。《汉书•黄霸传》中记载他：“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蓄养”。

    可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比以GDP为核心的西方模式要科学完善得多，GDP只是一个社会中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是资本的总流量，除了战争条件下，几乎不能作为国民福祉的标尺，更不用说他根本就没有算上环境成本。于是中国有人又从西方引进了绿色GDP，就是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问题是环境成本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根本就不能实际操作。连国家统计局也承认：“绿色GDP这个概念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诸实践又是非常困难的。”

    让我们少一些作秀和愚蠢，回归八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本身吧！在未来的八千年里，从环境到金融，中国古典经济学必将成为人类经济理论是新起点。此时此刻，幸运地站在这个新起点上，我们听到了历史女神的呼唤——她预告了地球上一个沧桑古老而又勃发生机的新文明的来临！

附录：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摘自本杰明•格雷厄姆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华尔街教父》第十六章，该书中文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话（当然得假设将来会有百世），我希望他们会将我当作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说起这个计划，我还得从一个逃学者讲起。1912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马齐博士门下接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但仅仅持续了4个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弃了经济学及其他所有课程，到美国捷运公司上了日班。当我于次年2月份返回学校时，我已无法再将经济学纳入我的课程表，于是几乎未经丝毫犹豫就放弃了它。虽然我在这门“乏味的学科”中缺乏训练，但这并没有妨碍我最终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财务领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权威，事实上我还是“经济学”的权威，如果从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专门含义上去考虑的话。我用自己学习金融的同样方法——通过阅读、思考及实践——掌握了我现有的这些经济学知识。

在大多数关于货币理论的标准性著作中，你都可发现我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创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似乎还未忘记它。伟大的凯恩斯勋爵还就我的新观点写了篇文章。（应该承认，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写给我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也将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货币（简称为CRC）这一概念初次进入我的脑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时，“富裕中的贫困”现象也许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现了。那时与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产普遍过剩。商品价格一落千丈，经济由此陷入各种金融困境，由此又导致失业增加及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在我刚开始研究这次大萧条及其带来的普遍性灾难的时候，我就认为这种状况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肥沃的土地、制造的能力及科学技术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那么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得天独厚地丰富的国家，人们竟然无力购买自己的产品，忍受着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家里却四壁空空的痛苦，这在逻辑上是荒谬可笑的。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异常问题的出路，我首先考虑到了那些黄金生产者的处境。当其他人处于困境之中时，他们却总能从中解脱出来。无论产量多或少，他们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证价格立即卖出黄金，甚至还能从经济大萧条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因为工资及他们所需物品的价格下降了，从而减少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许多经济学家曾建议实行某种计划以使物价能大体维持在某个水平上，但这些计划都未能获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时最有名的要数欧文•费希尔的“补偿美元”计划，他在计划中建议纸币的含金量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而我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得出了一个与他十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组（或称为“市场一揽子”）基本原材料作为货币本位，取代原本由黄金承担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商品组合（组合内的各种商品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关系）的所有者（或生产者）总能将它们上交财政部以换回固定数量的纸币，而纸币的所有者则可用纸币买回相应数量的各种商品。

我个人认为，商品本位计划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通过以商品确定纸币的价值，并在纸币与以它定价的商品之间建立双向的可兑换性，从而尽可能直接解决稳定价格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将建立起一座沟通商品世界与货币世界的桥梁——允许暂不需要消费的商品换成或当成是货币，反过来，必要时货币也能转换成商品进入消费。这种主张让人联想起《圣经》里著名的“七丰年七灾年”的故事，也让人联想起约瑟夫的明智之举：积蓄盈余以备将来之需。

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这个方法并未试图使每种商品的价格都保持稳定——就像过去所实施过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谓“价格固定计划”一样。我的计划允许每种商品的价格按其供求状况有所浮动，而同时又要维持商品组合整体价格的稳定性（至少要将它的浮动限制在较窄的幅度内）。

要将这一在理论上很吸引人的计划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困难。服装制造商及其他无数商人是否能够以固定价格将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卖给美国财政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问题了：质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颖，价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东西是否已经过时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钱买下这些东西，政府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

如果我们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这一限定的领域，那么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萧条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战后的繁荣使美国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指数在1913—1920年之间大大上涨，但是在1922年又发生了暴跌。

假设我们将自己的职责限于为几种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无限需求，情况又会怎样呢？由于这些原材料通常构成了实物经济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能像保证黄金地位那样确保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能保护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数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经济萧条再次发生时的有害影响。基本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于其他商品，将前者的价格稳定住了或许就能很好地稳定住消费品的价格。少数几种主要原材料（一般说来不会超过30种）占全部初级产品总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稳定了这30种原材料的价格，也就可以防止整个经济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但是，稳定基本原材料价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能否为1蒲式耳小麦，为1磅黄铜，同时又为1磅咖啡定个不变的价格，直至给30种商品都分别定个不变的价格呢？这样做显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商品间的相对价格（商品间的比价）总是波动很大，这是由各个供求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是否仅仅是暂时性的？如果是的话，对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相对生产成本的长期变化，因此它们往往是长期性或准长期性的。过去人们为了稳定各种商品的价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对食糖价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例子，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非常不成功。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所谓的“为维持商品或服务价格而提供补贴的计划”。他们喜欢引用一个古老的例子——早在公元301年，迪奥克莱蒂安皇帝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试图固定物价，但最终失败了——由此证明固定物价是行不通的。

对于试图稳定多种商品各自价格这一计划的内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决物价稳定问题的出路在于：固定住一组重要商品（或叫“市场一揽子”）的整体价格，只让它在有限的窄幅内浮动，而同时允许篮内的几种商品按自己的相对供求关系变化情况有所浮动。换句话说，我建议对一组经过精心挑选、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商品组合赋予与黄金同样的货币地位。这意味着新的货币发行是通过以货币交换生产者的基本商品这一形式进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储备为后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