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1123年（殷帝辛三十五年）周文王建立起国家储备制度并发行商品储备货币（CRC，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到公元1937年“现代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出版《储备与稳定》一书，中国古典经济学比西方经济理论整整先进了3160年；无法走出甲午战败的阴影，一百多年来早已对中华文明失去自信心的人马上会断定这是“国粹主义 +狭义民族主义”的夜郎自大！是“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的最陈腐的老生常谈！是“一切古已有之”愚昧思想的牵强附会……幸好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写这本书的时侯谦逊地加了个副标题，以提示人们这一理论的中国起源： 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正确的中文译法是：现代常平仓！
在西方环境经济学出现以前，中国古典经济学就将生态纳入了经济管理和国民核算体系；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依旧迷信市场会自动带来均衡的时代，中国古典经济学早已经将百姓均平理论数理化；当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希望以“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的身份流芳百世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践这一理论数千年之久。问题是，这一伟大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从国人的记忆中被删除的呢？
一 兴起与沉沦
归根结底，中国古典经济学几成绝学的原因是中国两千年的儒化和近一百多年的西化。
甲午战争已经逝去113年，但时光并没有使国人走出战败的阴影。这场战争使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的理论化为泡影——既然后起西化的日本最终战胜了我们，那么不彻底的西化，具体说是政治经济体制不彻底西化就是罪魁祸首！于是西化成了唯一的道路，历史有了戊戌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后来一波又一波的西化运动。
支撑全面西化的是一个简单却荒唐的逻辑：军备不如人是因为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是因为制度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是因为文明不如人，更有甚者，连汉字都不能要了，要斩草除根地割断我们绵延八千年的文明脐带。
笔者不是否定过去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英雄史，在中国原文明已经全盘儒化的背景下，西化，而不是东方文艺复兴成为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尽管一战后欧洲人开始怀疑西方文明的基础，但中国当时根本就不具备全面的文艺复兴条件。清代诸子刚刚整理完中华原文明著作，还没有人从思想的角度去诠释那些从故纸堆中抢救出来的古老文献。
由于完全不同的地理、历史背景，一百多年来西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法律及法制机构几乎都引入了，却没有法治；经济理论及经济学教科书也大多译了过来，经济学家快成了过街老鼠；民主选举在农村放开了，却是贿选成风，没有资本就用鸡蛋拉选票……今天中国学术界更是西化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说北大一位教授在翻译“Mencius”时，竟然不知道这个人是中国的孟子，将之译为“孟休斯”。《储备与稳定——现代常平仓》一书的中译本是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译者竟将文中的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译成了“积谷防饥”。
说到学术界的儒化程度，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西方学者和政界人士常常会对秦汉黄金时代大为赞赏，称秦始皇是伟大的战略家，但中国学者很少有人这样作，他们仍然沿袭汉初大儒陆贾的思维定势诅咒这位法家治国的伟大领袖是暴君；中国学者对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千年黄金时代似乎视而不见，反而将儒化后的黑暗时代骄傲地看成中华文明本身——今天所谓的儿童启蒙经典不过是儒家那些漏洞百出的经典罢了——包括伪造的历史。
儒化和西化还使国人失去了消化西方文明的能力，唯西方马首是瞻。明明常平仓制度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竟派人到美国去学习常平仓制度；明明现代公务员体制源自科举制，今天国人却让美国高官来华宣讲公务员制度。这种西方文明独尊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华文物制度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只剩下有意或无意，情愿或不情愿的全盘西化。唯一认识中国的窗口是西学，事实上单单通过西方人的眼睛内观中国有如以管窥豹——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经济制度的时候，他们最多只学到了常平仓这样的经济政策，对后面的储备原则一无所知。西方人在学习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只看到了科举制，他们对中国大黄金时代以事功精神为基础的社会功勋制则不甚了了——西方传教士最先看到的儒生公务员和法家制度下的文法吏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儒化和西化两座大山的重压下，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和健康心态。他们对所有偏离西方学术轨道的思想都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对于自己攻击的对象一点也不了解。
我们说中国古典经济学是伟大的，是因为中国古典经济学出色地解决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均衡，社会上人与人的平等及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管子》开篇一语道破了直到今天仍困扰着西方文明的上述问题，书中强调经济生活必须符合自然本身的生产原则，用人为储备碾平市场经济周期（《管子•牧民第一》原文：“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最集中论述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文献是《管子》一书，主要集中在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中，其间也大量提到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散在《地数》、《国准》、《轻重甲》、《轻重戊》等篇中。作者认为轻重理论（这是古人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称呼）发轫于中华文明之初，八千年的伏羲时代。甘肃大地湾等处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七、八千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简单，人们还处于胼足脂手，刀耕火种，开拓蛮荒的时代。
《轻重戊》对那个时代描述说，伏羲执政时，就创造了八卦来预测阴阳，发明九九算法来印证天道，从而使天下归化。神农氏执政，在淇山南部种植五谷，百姓才懂得食用粮食，从而使天下归化。燧人氏当政，钻木取火，以烧熟肉食，百姓免除了生食中毒之病，从而使天下归化。黄帝时代，实行了伐光山林、枯竭水泽的政策。虞舜时代，实行了火烧山林，消除群害。为民兴利的政策，并且建立了土神社庙，里巷门间，开始让人民知礼。这两个朝代，人们没有怨恨、凶恶和反抗，从而天下也归化了。夏代，开凿二十条河流，疏浚十七条淤塞河道，疏三江，凿五湖，引四泾之水，以测度九州高地，防治九条大泽，让人们懂得城郭、里巷、房屋的建筑，从而使天下归化。殷代，修立栅圈，驯养牛马，为人民兴利，从而使天下归化。周代，遵循八卦，印证明阳发展，从而使天下归化。（原文：宓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上亡下虫]，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
《国准》一章更为明确地记载从周人开始（确切的说是从殷末开始）中国人开始用储备调节经济。上面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储备各种物资。（原文：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
作为一个族群对自然环境的反应，自然灾害常常是中国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催化剂。《管子•山权数》记载，在水旱之年，夏禹和商汤都曾用发行货币的方法缓解危机，似乎夏朝和商初还没有商品储备制度。作者写道：“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原文：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
作为“孔子删尚书之余”，《逸周书》对周人完善中国古典经济学作了极其详细的阐述。其中两章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来，两者都是讲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灾救荒的，但《籴匡解第五》采用的只是增产节约和国家参与市场买粮（“舍用振穹，君亲巡方，卿参告籴，余子倅运，开禀同食”）这样的手段，按照《国语•鲁语》的说法：“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大匡解第十一》则开始大规模建立粮食储备，同时以储备的粮食作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这里的货币已经具有商品本位货币的基本特点——储备的目的不单纯为了救济或买卖获利，而是为了稳定商品市场。当出现通货膨胀的时侯，就应发行重币，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稳定金融市场。
公元前1123年的周文王时代的确发生了很严重的饥荒，因为除了《逸周书》，地下文献《竹书纪年》也作了记载，上面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大匡》首先讲了文王召集各级官员共同商讨救济之道，然后阐述了具体政策：
“对官员的任职进行了考察，了解了各地该办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赈救灾荒。广泛救助灾民，官员不得违抗。查究清退骄顽凶残的人，收捕放逐对抗不满的人。谨慎地连系那些怠惰的，使什伍自相担保。感化劝勉游手好闲的，把事情办得合于节度，一年四季都顺顺当当。使农夫各自养家，家家男子都出门耕种。仓廪分设各地，各地命令农夫纳粮。按规定征收谷物，竞相比赛积藏。藏粮不要买卖，买卖市场就不再均衡。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丰年也不急于偿还，真正进行救助，便于辅助百姓生财。到了财生食足，能够收取再作征收。按人口供给食物，人人有食才可征取赋税。外地食物不足，就开关周济粮食。粮食少的就不转运，但孤寡不得抛弃。粮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转运外乡。边城粮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够众人守城就行。派出众人帮助劳动，赶着车子送回他们，不分早晚运送粮食。”（原文：官考其职，乡问其利，因谋其灾，旁匡于众，无敢有违。诘退骄顽，方收不服，慎惟怠堕，什伍相保，动劝游居，事节说茂，农夫任户，户尽夫出。农廪分乡，乡命受粮，程课物征，躬竞比藏，藏不粥籴，籴不加均，赋洒其币，乡正保贷。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财殖足食，克赋为征，数口以食，食均有赋。外食不赡，开关通粮，粮穷不转，孤寡不废。滞不转留，戍城不留，众足以守，出旅分均，驰车送逝，旦夕运粮。）
为了上述政策的贯彻，周政府发布文告，决心打击黑市和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保证金融和市场的稳定，维护商人的利益。文告上面说：“商旅当广泛外出，顺畅地交流货物。坐船过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归。如果钱币轻，就作大钱以代替小钱流行。物资交流，价格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务不停顿。不得出售熟食，不得暗中交易。衡量本地与外地物价，制定平均价格，做到早晚不分。邻里劳役要均等，只有均等众人才会顺从。先屯积而不出售的，当罚没以使市场均衡，不让有的人沦为贫困。财物平均而不让有人缺乏，取利于民不得过分。”（原文：游旅旁生，忻通所在，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均行众从，积而勿鬻，以罚助均，无使之穷，平均无乏，利民不淫。）
中国古典经济学在商末周文王时代已经完成了其理论基础。如果将中国古典经济学比作一个人的成长，读者就会发现他大致可分为发育期（伏羲式至周文王，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123年），成熟期（华夏文明千年大黄金时代，约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衰老期（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直今也没有完全实现复兴）。
我们对中国古典经济学发育期情况依旧缺乏全面的了解，有些记述甚至前后矛盾，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更为详尽的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幸运的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还是能依稀看到一条通向早期历史的经济学古道。《管子•地数》中说国家垄断矿产资源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已经开始（“官山”是储备的另一种形态），《地数》中描写了黄帝与伯高的一段对话，突出了这种“基本军工原料储备”的战略意义；《逸周书》还曾引用夏代箴戒之书《夏箴》原文说明储备的重要意义。
经过李悝、管子、桑弘羊，中国古典经济学在华夏文明千年黄金时代进入成熟期，《管子》国轻重十六篇、《盐铁论》中记述的桑弘羊经济观点，以及《史记》中有关经济的篇目都出于这一时期。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进行详细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管子的轻重理论、范蠡的平粜法，李悝的平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输、耿寿昌的常平仓，王安石变法……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背景和范围有极大差别，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即通过基本商品的储备，支持价格，调节市场，实现百姓均平。
如同古罗马伟大的商业文明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一样，中国古典经济学怎么会被智慧的国人淡忘呢？终极原因是儒家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疯狂抵制及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野蛮肢解。
儒家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古典经济学基础，主张放任主义的小农经济，对于一切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儒家都激烈反对。历史告诉我们，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使中华文明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其阴影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已被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取代。历史是多么具有嘲弄性啊！儒家似乎在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折磨的国人——西方经济学创立之初曾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启发，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断言，亚当•斯密创立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深受魁奈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而魁奈这位“西方孔子”的思想源于中国。
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直接源于孔子。《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有这样一则故事。鲁国所征田税的税率是十分之二，国用仍十分紧张，于是鲁哀公建议增加税收。儒生反驳说，只要老百姓富足，国家“自动”会富强。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原文：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是儒家放任主义小农思想的源头，到孟子，其具体主张已经相当成熟，且很有煸动性。如同1988年9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可以用30年时间取得西方国家200年所取得的成就”一样，孟子也为当时的政治家描绘了一幅放任主义小农经济的人间天堂。
面对被四方欺凌，救亡图存的梁惠王，孟子提出：“大王如能对民众施行仁政，减省刑罚、薄敛赋税，深耕土壤、清除杂草：青壮年在空闲时修习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用这些来事奉父兄，出外用这些来事奉尊长，就能使他们拿着木棒来打击秦、楚的坚甲利兵了。那些国家侵夺民众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农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父母挨冻受饿，兄弟妻儿离散。那些国家虐害自己的民众，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和大王对抗，所以说仁者是无敌的。”（《孟子•梁惠王上》原文：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孟子为梁惠王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经济图景：五亩宅田种植桑树，年满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年满七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数口之家就能没有饥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物负重了。年满七十的人能穿上丝绸、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饥寒。（《孟子•梁惠王上》原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在放任主义小农经济的指导下，儒家反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储备原则。荀子明确指出，储备这样的“末业”会导致国家灭亡，他特意发明了一个名词“国蹶”。荀子这样写道：
“君主好大喜功， 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国家就贫穷； 工人商人众多，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 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君主就富裕。郊外的田野乡村，是财物的根本； 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梢。百姓不失农时和谐安定、生产有条不紊， 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保养那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节流开源，而对钱财的收支时常加以调节，使天下的财富像大水涌来一样绰绰有余，而君主也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像这样，那么君主和民众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夏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并没有面有菜色的人；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旧有的储备粮还有剩余。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和末、源和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而国家的粮仓充实，百姓家里空空荡荡而国家的仓库满满的，这样国家就垮了。（《荀子• 富国》原文：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 垣窌仓廪，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孰，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
中国古典经济学明确反对儒家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主张。《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指出，轻赋税会直接导致国家储备不足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丧失，国家的衰弱。文中借桓公与管子的对话写道：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库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廪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贫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从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到公元226年生于江东儒学世族的陆逊（183年-245年）给孙权的上疏，从明末的经济到清末的经济，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数的苦难。由于政府过小，根本无法调节市场，更别说保家卫国，两千年的儒化导致中国贫弱相加。
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率过低，经济自由放任，政府根本就没有主动调节市场的能力，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有钱支付军饷。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饥民、饥兵一起将明朝推向灭亡的深渊。用大量数据，深入研究明末财政经济状况的杜车别先生这样写道：“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专制社会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清朝如何呢？清鼎盛时期，1757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惊呼大盐商江春一夜之间为自己营造扬州白塔之余，看到江春比自己还富，乾隆感叹：“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到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却连感叹的份儿都没有了。虎门地处珠江入海口，是出入广州的门户，虎门的火炮根本就不能打到珠江中线，只能做报信用（儒者不言兵，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定信念。）。1835年关天培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决心在虎门横档与武山之间激流中铺设铁链木排，防止洋船通过，但没有经费，直到三年后，横档海防工程才开工——清政府“太小了”，钱是广州大行商伍绍荣等捐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要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折合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国库存银不到700万两，可以说政府够小的了吧，可钱是要赔的，那剩下的770万两白银怎么办，由于儒家倒霉的“藏富于民”，道光皇帝就让更倒霉的商人出。
今天那些主张“小政府”且名声不佳的经济学家自己都不清楚，他们的理论不过是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的翻版而已——尽管这些西天取经回来的先生们总是挥舞着拳头反对小农经济，主张市场经济。
自由放任的市场要求国家退出经济调节领域，当然，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家在儒家眼里也就一并成了小人、盗臣。对宋以后文人影响甚巨的《大学》中强调，只要生产多，消费少，国家就会强大。并借用鲁国大夫孟献子的话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大学》的作者这样解释这段话：“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个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原文：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既然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小人，当然就没有人敢多谈“利”了。公元266年，晋武帝司马炎要朝臣们拿出经济国家的具体主张，雄心壮志，欲平江表（苏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区）的司马炎抱怨道：“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
最后，中国古典经济学如同孕育她的母体一样，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引入，中国学者开始用西方经济学的手术刀肢解中国古典经济学，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国古典经济学被残酷而野蛮地割裂成：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1931)、何大受《孔子政治经济思想》(1933)、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王守直《孔子的经济理论》(1940)、马元材《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1944)、俞寰澄《管子之统制经济》(1944)……至于那些企图完整论述中国经济史的作者，不过是努力将这些被肢解的尸块用逻辑的胶带粘连在一起：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一部三卷，分别于1962、1963、1981年出版）……
王亚南1946年就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但他指的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范式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进一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诠释中国。他自己也承认，经济学只有一个西方经济学！悲夫！
这些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先行者距司马炎时代也有近1700年了，更难窥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全貌了。但是他们艰苦的工作至少告诉世人：中国即使没有完整的经济理论，也曾经存在伟大的经济思想。
——这里，我们要作的不是继续堆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尸块，我们已经有力量克隆活生生的中国古典经济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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