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对中国思想文献的研究者而言，1973与1993、1994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因为继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两座汉墓《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量古兵书，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辛追夫人不腐遗体及殉葬物的先后出土，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前所未有的，大量帛书古佚文献，与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的竹简《文子》相继出土。这不但是中国考古学上的盛事，更是中国学术，尤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盛事。因为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不但有前所未见的古兵书、医书、房中保健书、历书的出土；更重要的，也有不同于传世本编排顺序与书写工具的帛书《老子》，以及亡佚已久，内藏丰富黄老思想理论的黄老帛书，乃至足以证明先秦真有《文子》一书的2790字残简《文子》，都在这一年（1973年）相继出土。这些文献的出土，揭开了先秦儒、道、兵学与医学、哲学研究的新页。
紧接着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大量秦简的出土，与1990～1992年间敦煌悬泉二万多枚汉简的相继发现，更揭开中国秦汉历史、政治、法律、社会，乃至汉代边关事务研究的新页。
到了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楚墓——极可能是战国中晚期楚太子老师（所谓「东宫之师」）的墓葬中，804枚战国楚简又出土了，计共13000多字的三种竹简本《老子》，和十多种儒家文献，以及被归为道家文献的〈太一生水〉，再一次震惊了全世界的汉学界。因为，〈太一生水〉的「水生」观，有别于中国哲学传统气化生成论，固然令人惊艳，三种竹简《老子》的出土，尤将《老子》的写定年代推向更早。
正当大家陶醉于郭店丰富文献的研究之际，紧接着，如有神助似的，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楚简又面世了。1200多支，计共35000多字，涉及80多种典籍的战国古文献的出土，更将近代汉学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字学、哲学研究的热潮推向了空前的高峰。预计分十批，已经刊出四批的上博简，内容儒、道、兵、杂各家文献都有，预估在近五～十年之内，这个热潮都将持续发烧，不会退去。因为它量大，内容丰富，除非有更令人惊讶的文献出土。本文因篇幅所限，仅就上述出土文献中，相关儒、道两家哲学思想者，略加论述。
二、道家古佚文献
（一）帛书《老子》与竹简《老子》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老子》与郭店三种竹简《老子》的出土，揭开了近代老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热潮。就帛书《老子》而言，有别于传世索紞本与王弼本《老子》，它们不但钞写在绢帛上，而且有两种本子，一以隶体钞写，一以篆体钞写。这两种钞本《老子》不仅钞写字体不同，从内容看来，且是各自根据不同钞本钞写的，而非隶篆相钞。两种钞本并且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又不分章。学者认为，或是《老子》书之原样；或认为是法家传本的《老子》，因为在它们的前后，各自都有四篇古佚书相伴随。在隶体《老子》文前的四篇古佚文献，甚至被认定为极有可能就是亡佚已久，汉志却有载录的黄老道家之作《黄帝四经》。再加上这三号汉墓的墓葬年代是在黄老治术盛期汉文帝年间，这隶体《老子》及其卷前古佚书因此被推称为「黄老合卷」。黄老之学是《老子》学说的外王统御之用，两种德经在前的帛本《老子》因此也就被推定为法家传本的《老子》，因为《韩非子‧解老》也是以「上德不德……」的诠解为开始。此外，它和严君平的《老子指归》所呈现的状况也一致。其所引《老子》次第与帛本《老子》正相合。其内容相较于传世本，不但多用假借字，而且章次、文字也多和传本不同。其多用假借字的现象，是近代出土战国楚文献的普遍现象；其相异于传本的章次、文字，正可以校订传本之谬误。而根据篇末原本的数记，道经部份共2426字，德经部份为3041字。
至于1993年的郭店简本《老子》，不但章序和传世本与通行本完全不相同，既不分章，也无「道经」、「德经」的区分，它们同时是分别钞写在三种形制不同的竹简上，其内容除第一种与第三种有相当于传本《老子》第十章的几十字雷同外，俱不相重[1]。学者多称之为甲本、乙本、丙本。甲本共1090字，乙本389字，丙本270字，都是残而不完的不足本。而与帛本《老子》虽有不同；但，相较之下，与传世本关系更远。学者据帛本以补齐其残，甲本仍可补16字，乙本46字，丙本20字。甲本钞写属于帛本「德经」的有十一章，属于「道经」的有九章；乙本共钞写《老子》九章；丙本仅钞写《老子》五章。学者甚至认为竹简《老子》严格说来，只能视作其后《老子》编辑的原始数据，却又不是太完善的文本，因为其中误字、脱文仍然不少。竹简《老子》的出现，说明了（1）《老子》的原始数据至少在战国初期已经以不定型的方式在流传，而有了不同的钞本。（2）竹简《老子》和帛本《老子》尽管编定形态不一；但，可能钞自同一来源的数据[2]，因此，它的内容表现出与帛本《老子》较多的相同。
（二）黄老帛书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与隶体帛书《老子》合置在一起的，有被唐兰指称为《黄帝四经》的四卷黄老帛书，依它们各自原本的篇题，称为〈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经法〉全篇充满了道、法、刑名理论；〈十大经〉依托黄帝与其臣力黑（牧）、太山稽等人之答问，论述阴阳刑德政论；〈称〉是充满道法色彩的格言集锦；〈道原〉460多字，论述「道」的体貌、性征与功能，与《淮南子‧原道》的表述有相当的类似处。这四篇文献的出土，由于和隶体《老子》合钞，该墓下葬于汉文帝时代，因此被认定为「黄老合卷」，亦即西汉「黄老治术」背后的理论内容。
这些文献理论的发现，不但揭开了西汉黄老治术的神秘面纱，了解「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背后，支撑、运作这个治术的真正内容，原来是一种以刑名为核心，道、法结合的政术，也因而掀起了治身、治国一体通贯的黄老之学研究的热潮。辐射所及，带动了黄老相关理论所记载的传世典籍，若《管子》四篇、《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某些道家理论研究的热潮。以上是相关于治国部份的思想研究。至于治身部份，则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多种古医书、房中养生书。在出土的600多枚竹木简中，至少就有三分之一，约220枚为古医书，它们包括：〈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多种经脉书……等十五种古医书。拿它们和西汉有名医典《黄帝内经》，或甚至是《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太平经》中的养生理论相参研，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先秦两汉方技之学与贵族养生术的大致内容，及其如何由黄老养生术转化为道教养生术的重要理论。
（三）〈太一生水〉与〈亘先〉
与郭店竹简《老子》同时出土的，另有一篇被命名为〈大一生水〉的道家文献。它有别于中国哲学传统气化生成论的水生观，震惊了全世界的汉学界，也带动了研究的热潮。短短的4支简，300多字，研究讨论的资料，至少在六、七十种以上。风潮所及，不但中国古籍中所有提及「大一」一词者被一一重新检视，其空前绝后的反辅、相辅，既「生」又「藏」的水生观，尤其是讨论焦点。由是而中国传统古籍中唯一以「水」为生命重要质素的《管子‧水地》再度受到关注，也同步开启再研究的热潮。而由于开宗明义「大一」一词的标示，道家的生成论之外，阴阳数术家的理论也被纳入「可能」的判定范围。
〈太一生水〉之外，在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古物店的众多文献中有一篇被命名为〈亘先〉的文献，一般亦推定为道家之作。它和〈太一生水〉一样，也是由创生讲到人事名言的建构问题。它首尾完具，共13简，前6简讲「亘先」，类似于「道」的质性与自然界的生成，充满了浓厚的「气」化味。自7～13简，讲人事名言世界的建构与特质。在其所开列的自然与名言两世界的构成中，「或」都是先决条件，不同的是，自然之生成，以「或」为先决条件；人事名言之建置，以「有」为前阶。而且，不论是自然还是名言世界，〈亘先〉所强调的，似乎都只是先后顺序，而不是子母关系。这类的说法，是现存传世文献所未见，或大别于传统说法，相当特殊。
〈亘先〉与〈太一生水〉的出现，说明了（1）在先秦的宇宙形成论中，不只「气」化一系，亦有「水」生的说法；即使是同样的「气」化，也未必一定就是系列的子母相生，亦有重视先后顺序，而不强调子母关系的。（2）战国时期的某阶段[3]，某群学者（比如黄老道家者）是否正流行着以创生与名论为主题，并将名论与政事相结合，作为其思想议题的讨论？否则为什么从《管子》四篇、〈太一生水〉和〈亘先〉都呈现出相同的情况？
（四）竹简《文子》
1973年，与马王堆三号汉墓文献出土几乎同时或稍前，在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亦即西汉宣帝时代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被发现了。该墓葬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内中277片，约共2790字的过火残简《文子》再一次引起世界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的发现至少可以证明，先秦时代真有《文子》一书，《文子》非伪书。但，这并不包括今本《文子》的内容没有问题。因为大约277片，2790字的竹简《文子》中，被火烧过，文字内容散乱，残损严重，无以确知其原有篇目、篇数与篇幅。拿它和今本《文子》对照，可以对应得上的，只有87片，约1000多字，分别见于今本中的5–6篇，〈道德〉篇对应算是较为完整的，各家研究因此多集中在这一篇。然而，因为文字内容残损太甚，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今本《文子》的真伪及其与《淮南子》间，四分之三文字内容相重的问题。因为经仔细对照的结果发现，凡传世本《文子》与《淮南子》相重的部份，全不见于竹简《文子》，凡残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相应的那一千多字，皆与《淮南子》无关。换言之，至少就当前的实际状况看来，（1）残简《文子》与《淮南子》根本不相干，（2）今本《文子》的状况正介于残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这不免令人怀疑，今本《文子》是否为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与《淮南子》重应部份的综合体？今本《文子》去除与《淮南子》重应部份，是否较接近古本《文子》原貌？（3）今本《文子》与残简本《文子》应做不同处理。残简《文子》之「真」，仍不足以否定今本《文子》大部分内容「伪」或「钞」的可能。
1996年6月与8月，在台北的辅仁大学与北京的五洲大酒店各有一场分别由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陈鼓应先生）主办的学术会议，专门讨论残简《文子》的相关问题，共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除了确定上述几个论点之外，对于今本《文子》与《淮南子》四分之三相重的内容部份，究竟是谁钞谁？或有共同的钞录来源？几经讨论后，大家都有了更审慎的态度。
其次，就残存一千多字内容所呈现的天道与治道相关问题，无为、守静、仁义、教化及兵道等议题，应可确定其属黄老典籍。而且，今传《文子》有十二篇，班固汉志却说《文子》有九篇，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内容全相重者三篇，不相重者九篇，依次是〈道原〉、〈精诚〉、〈十守〉、〈符言〉、〈道德〉、〈上德〉、〈自然〉、〈征明〉、〈上仁〉，今本与简本相重应的五、六篇竟然全在这九篇之中，这种脗合，不免引起人浪漫的期望，似乎班志所载九篇古本《文子》的篇目确定与内容蠡测，已见曙光。
三、儒家古佚文献
（一）〈五行〉与〈德圣〉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与隶体《老子》和黄老帛书同时出土的，另有篆体《老子》及其卷后附钞四种古佚书。这四种古佚书都无篇题，整理小组依其内容，分别冠以〈五行〉、〈伊尹‧九主〉、〈明君〉、〈德圣〉等篇名，其中〈伊尹‧九主〉1500～1600字左右，藉伊尹与汤之问答，论述「法君」、「法臣」，充满了法家刑名色彩；〈明君〉约500字左右，论攻战守御之道，均非儒家文献。属于儒家文献者，只有〈五行〉与〈德圣〉。〈德圣〉约共400字，残缺太甚，论述五行与德、圣、智的关联。〈五行〉共5400多字，论述仁、义、礼、智、圣五德由衷发「思」以培成的进程；换言之，亦即士君子如何透过「思」与「慎独」的工夫，殷忧以启德臻圣，以及君子、志士、贤者的界定等议题，乃至以「气」论「德」。一般推为思孟学派的作品，却与孟子的仁内义外主张不尽相同。特殊的是，其后，它又重见于郭店楚墓竹简群中。所不同的，郭店简本〈五行〉1285字，有「经」无「说」，马王堆帛书〈五行〉5400多字，有「经」有「说」，「说」文的作者思想更贴近《孟子》，对「义」的强调更重，「经」文则无如此偏倚[4]。
〈五行〉的出土，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一段久疑未决的公案，那就是，在《荀子‧非十二子》里，原本批评《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历来学者为此，在「荀子误批」与「阴阳家和儒家渊源深厚」两种揣测中摆荡讨论，久久无解。因为遍索有关孟子思想的一切载述，从未见其有相关于阴阳或五行（木、火、土、金、水）的论述。而《史记‧孟荀列传》则不但将阴阳家的邹衍纳入记载，根据其记载，邹衍且是先合儒，后转入阴阳；先倡仁义，不见成效，才转而衍论大九州岛与五德终始的王权递嬗说，符合了当代人君的心理需求，才开拓出广大市场而走红。如此的史载，更加深了阴阳家与儒家渊源深厚的揣测。至帛书〈五行〉与竹简〈五行〉出土后，终知此「五行」乃是仁、义、礼、智、圣「五德之行」，非木、火、土、金、水「五行」。此「五行」与彼「五行」其后虽有如汉儒董仲舒等人的比附搭配，可以合为一体；然在这两篇文献中，不论有「说」的竹简〈五行〉，或无「说」的帛书〈五行〉，从头到尾纯是儒家成德臻圣之事，一点也不涉及木、火、土、金、水，或任何与阴阳家相关之思想观点，因此应可解千古之悬案。而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这简帛两种〈五行〉文献中，仁、义、礼、智、圣「五德」的「五行」虽然和邹衍「五德终始」的「五行」不同，和道家文献《文子》中的「五行」却是相合的，都指仁、义、礼、智、圣之道德，一无涉及其它。这是否意味着，儒家这仁、义、礼、智、圣五德之目，在先秦某个时代或战国，已成定说？
（二）郭店楚墓十余种儒简
在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中，与竹简《老子》、〈太一生水〉、及竹简〈五行〉一起出土的，另有十几种儒简，其中除了〈缁衣〉重见于传世本小戴《礼记》外，其余的，都是未曾面世的古佚文献。而竹简〈缁衣〉，相较于传世本小戴《礼记》中的〈缁衣〉，少了403字。小戴《礼记‧缁衣》中多出的，应是汉代人的增添。这十多种儒简的篇名与内容，依次是：
（1）〈成之闻之〉：971字，主论反己正身，以顺天常，兼及六位三亲（父子、夫妇、君臣）的人伦关系。（2）〈六德〉：924字，讨论封建宗法下的人伦三纲，所谓六位（父子、夫妇、君臣）及其所属的职（教、孝、率、从、使、事）与德（圣、仁、智、信、义、忠）。（3）〈尊德义〉：897字，阐述为君治政之道，研论教（礼、乐）、道（人道）为先，率民以德之理。（4）〈唐虞之道〉：726字，推崇尧舜之禅让与爱亲尊贤之理，兼及时、命。（5）〈语丛四〉：405字，讨论慎言、知贤与用贤之理，指涉对象当然是有位之君，仍是外王之论。（6）〈穷达以时〉：306字，讨论天（时、命、遇）与人（才、性、德）之间未必相应的现象，而归结于天胜人。（7）〈忠信之道〉：259字，畅论忠信临民之理。（8）〈语丛一〉697字，〈语丛二〉351字，〈语丛三〉472字，多语意独立之短句，类似格言集锦。〈语丛二〉讨论性与欲及其孳生。〈语丛一〉与〈语丛三〉句意多重复而琐碎，以人为贵，而涉及仁、义、礼、乐、天命与性。最短的〈鲁穆公问子思〉151字，谈忠臣贵能谏之理。
要之，十四篇儒简，除〈性自命出〉专论心、性、情，〈五行〉专论臻圣成德，〈六德〉专论人伦，〈语丛一～三〉多为重复或补充各篇之内容外，其余九篇，从最短的〈鲁穆公问子思〉，到较长的〈缁衣〉，谈的都是外王之道。如果真从选教储君的相关教材这一角度来看待这十四篇儒简的内容，则从对内在心、性、情、志的深入了解，臻圣成德的功夫过程，到亲亲尊尊，内外人伦的层次规范，时命际遇的体悟，终至以身立教，尊贤上德、爱民、正民的基本原则，一应俱全，立教治政的外王内容居多。
这十几种儒简原无篇题，兹依整理小组之命称如上，其后学者或有更易，以其本无篇题，无以确知孰是孰非，故不多论，仍沿其旧。唯其中的〈性自命出〉，其后又重见于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大批竹简中，然篇名已有注记，称〈性情论〉。这批儒简的出土，除了又一次带动战国楚文字研究的热潮之外，在中国思想史上，它被视作孔子之后，纪元前300年以前，后儒之作。对于荀子、孟子之外，先秦，尤其是战国早中期以前的儒学发展，是很好的资料呈现。其中的〈性自命出〉因为涉及对「性情」的详细论述，尤其是对「情」如何变化、转换的细腻描绘，对真「情」的重视与强调，乃至对「乐」教功能的敷写，在在令人惊艳，也令人见识到儒家礼乐教化的另一面。因此，所引起的讨论特别多。其自标重「人道」、重「心术」之立场，重「礼」、「乐」、重「义」，而不重「仁」，以「义」为「性」、「情」陶教之「终」，以「义」为群善之「蕝」（聚），在在令人肯定其所谓之「道」、「人道」正是指的以「义」为裁断依据之「礼」，换言之，这正是一篇敷论「性」、「情」与「礼教」，亦即重视「礼教」须由「性」、由「情」的重要文献。推论作者为儒门传乐的公孙尼子者，恐须重新思考。
此外，〈六德〉对于三亲、五伦之间的关系，亲与义冲突之际的抉择与裁断，以及对血缘重视的深入剖析与处理，皆令人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有更深一层的领会。〈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以犯颜直谏为忠臣，以为君杀身为「交爵禄」，更令人在《孟子》的「盗贼」、「寇雠」、「说大人则藐之」等章之外，对于儒家学说中的某些坚持，有更多的了解与敬意。郭店十四篇儒简所呈现的，就是儒家礼乐、人伦之教的重点展现。
（三）上博已刊行之二十种儒简
1994年继郭店十多篇儒简之后，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大批竹简又被发现了。它们预计分十册刊行，十年来已陆续刊行了四册，第一册共发表三篇，依次是〈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第二册共发表六篇，依次是〈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篇、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第三册共发表四篇，依次是〈周易〉、〈仲弓〉、〈亘先〉、〈彭祖〉；第四册共发表七篇，依次是〈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曹沫之陈〉。其中除〈缁衣〉重出于今本小戴《礼记》外，余皆前此未见之古佚文献。
〈孔子诗论〉为即今所能见，中国最早有关诗学理论的著作，共29简，其论诗的顺序，有别于传世本《诗经》风、雅、颂之序，而为颂、雅（大夏（雅）、小夏（雅））、邦风。李零说，它应该是〈子羔〉的一部份，和前面述子羔问孔子三王之教的15支简，与后面被名为〈鲁邦大旱〉的16支简合为一，称〈子羔〉，才恰当[5]。因为，今所见〈孔子诗论〉开头的「……行此者，其有不王者乎？」应是〈子羔〉前部分问三王之教的残留。而〈子羔〉与〈鲁邦大旱〉如今都被编列入第二册。〈孔子诗论〉的论述结构，先有对《诗》的整体论说，再有依次对颂、大夏（雅）、小夏（雅）、邦风各篇思想内容、特点的概说，与对某些篇章的特殊评论，最后又有类似于「综论」性的述说。根据〈孔子诗论〉的论述，〈颂〉反映了先王功德的「平德」，〈大雅〉反应周应天命的盛德，〈小雅〉反应周「德」之衰，〈邦风〉反映了「大敛材」的社会状况，可以「观人俗」。〈孔子诗论〉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孔子的文学思想有较全面的了解，对于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乃至于儒家思想中的诗教思想，都有重要的贡献。刘信芳说，它的内容应该包括了子夏对孔子诗学理论的解说与阐发，其写成应以「儒分为八」为其思想文化背景[6]。
第二册的〈民之父母〉共14简，藉子贡对孔子之提问，孔子对答，提出为民父母之道，在「达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行三亡」，「以皇于天下」。篇中尤其用力阐述所谓「五至」、「三亡」之道，乃是透过无形式、超越形式的心、志，去推阐礼、乐之教于全天下。因此所谓「达礼乐之源」的为民父母之道，说穿了，其实是指（1）能深切明了「心志」于推行政治之重要性，并妥善发挥施用。（2）「礼乐」是「为民父母」推行政教的主要内容。（3）「礼乐」非仅形式，其根源在超越形式的「心志」。
〈子羔〉共14支简，295字，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尧、舜、禹、契、后稷之事。由于抄写形迹与〈孔子诗论〉及〈鲁邦大旱〉一致，因此被李零认为是三合一之作。〈子羔〉两字出现在第五简背面，应是篇题。内容藉孔子之口载述尧舜的盛德及其禅让的事迹，并禹、契、后稷的感生神话。其将尧、舜与禹、契、稷排列成远古帝系的情况，为传世之先秦东周文献中所不曾见。
〈鲁邦大旱〉共6支简，208字，记载鲁哀公十五年鲁国发生大旱，哀公问孔子御旱之策，孔子反对用圭币祷祭求雨，而提出加强刑德之治，并与子贡析论其事。其内容表现了恐子应对天灾时，强烈的人文观。
〈从政〉有甲、乙两篇，内容残断颇甚，通篇文意很难顺利连贯。甲篇共18支简，519字；乙篇共6支简，仅140字，合共659字。〈从政〉内容多言「从政」应有之道德与行为标准，而有所谓「敦五德、固三折（誓）、除十怨」。其所谓「五德」，系指「宽、恭、惠、仁、敬」，与《论语》所载「温、良、恭、俭、让」（〈学而〉）与「恭、宽、信、敏、惠」（〈阳货〉），都不尽相同。其内容文句与《论语》、《礼记》部分篇章多相近或相重，取以与《论语》、《礼记》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相比观，可以为先秦政治思想研究增添可贵的新资料。[7]
〈昔者君老〉仅4支简，共158字，记述国君自衰老以迄亡故，太子朝见过程中之行为规范。对于太子从朝候到受顾命之过程，有相当简要而细腻的描述，为今传典籍文献中，这类事件描述之仅见者，因此，弥足珍贵。
〈容成氏〉共53支简，2200多字，专论古帝王传说，前两部份讲容成氏等的上古帝王与尧以前的某位古帝王，由于残缺太甚，只能从《庄子˙胠箧》与《太平御览》、《路史》等所见《六韬》佚文中去辑补。53支简所呈现的，自尧以下，包括了舜、禹等的出身、经历、贤德、才干与政绩等等的描述，尤其是舜时代的大禹治水，平定九州岛的详细经过，乃至尧禅舜，舜禅禹，禹世传启的经过，以及夏桀、商纣的荒淫、残暴，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等等的历史事迹，都铺叙得极其丰富、精采、详尽、细腻而生动。可惜周武王伐商纣部分，竟在牧野开战处因残佚而中止。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简文所述禹平水土、定九州岛，九州岛州名和《尚书‧禹贡》的记载不相同；简文又述文王平九邦，九邦之名，向所未见。《礼记‧文王世子》虽记其事，却不能详其名，〈容成氏〉所载是首见[8]。
此外，对于禹、启的相世，〈容成氏〉的说法也大别于儒家传统，若《孟子》和《史记‧夏本纪》所载的，类似于政治神话的民意自然公决结果；而为赤裸裸的、血腥的权位争夺战。依〈容成氏〉之说，禹先欲传皋陶，皋陶称疾不出而死。禹再传益，启攻益自取。对于皋陶和益之死，都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大别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而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一致。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不仅如此，观其铺写商汤伐夏桀，与周武王伐商纣，前者是先权谋，后一路赶尽杀绝，追杀到底；后者是势在必得，与儒家典籍中所美化的吊民伐罪仁君形象并不符合，倒颇能反映上古时代权位争夺的凶残真相与血腥嘴脸，应更接近历史与人性的真实。
〈仲弓〉现存28支简，残断太甚，完简只三支，第16简背后有篇题「仲弓」，因知其为篇名。就处处残断，难以成篇的有限内容看来，记载的正是孔子口中「可使南面」，又曾为季氏家宰，为季氏重赋敛，受责于孔子的「仲弓」，和孔子师徒间讨论「为政」之事，背景正是仲弓任季桓子家宰时。孔子不只告以「独狷」之人难从政，为政当「服之缓」（宽和），而且详举步骤：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这些步骤，后三项和《论语‧子路》所载一致，却多了「老老、慈幼」；换言之，《论语》无「老老、慈幼」两项。但此下仲弓之问却说「老老、慈幼」已「闻命」，大致上是孔子这两项平常教得多，仲弓早已耳熟能详，故只问其下三项。然则《论语‧子路》所记，或在此篇之后，故刻意删去。对于这三项，其下孔子的回答有和〈子路〉同者，如「举贤才」的「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有〈子路〉所无者，如「先有司」之「民安旧而重举，又有成，故有司不可不先也」。「赦过与罪」之内容，因简残断，无由得知。但，此外，简文中仲弓又问「导民兴德如之何？」孔子答以为政宜多宽缓，「独狷」之人难为从政。简中似又提及「三害」，亦以残断，无由确知内容。要之，〈仲弓〉之出土，正可补充今本文献之相关内容。第三册的上博简文献中尚有〈彭祖〉一篇，属古医说，非儒家文献，因略而不论。
在第四册的上博简文献中有被名为〈采风曲目〉者，仅6支简，残损严重，内容所载尽是歌曲之曲目，没有词句，却以宫、商、峉（征）、羽等四声分类标目，于五声（音）中独缺角声（音），可能早已散佚。马承源以为，它极可能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经乐官整理过的采风歌曲目录残本[9]，因此，分别以穆、巷、讦、、、、、、和等九字，分别和宫、商、峉、羽相缀合，而有：宫穆、宫巷、宫讦、宫；商、商、讦商；讦峉、峉和；羽、羽、讦羽、羽……各曲调。每个曲调下，各列若干曲目。曲目少者两字，如〈牧人〉；多者五、六字，如「讦征」之〈良人亡不宜也〉，「羽」之〈苟吾君毋死〉。其余三、四字的也不少。
上博简第四册所刊出的第二篇是两首无篇名的逸诗，第一首四支残简，第二首两支残简。整理小组以4支简中完整诗章的首句作为第一篇之名为〈交交鸣〉；对于第二篇，则依诗意名为〈多薪〉。〈交交鸣〉歌咏君子之品行与威仪，暨其与人之交好。〈多薪〉则歌咏兄弟二人之间亲密无比之关系。马承源以为，这两篇逸诗和前述的〈采风曲目〉应该都是孔子删《诗》时，三百篇的「编外诗音」，因此弥足珍贵。[10]
上博简第四册另刊载〈昭王毁室〉与〈昭王与龚之〉。两篇小文，合共10支简，388字，杂记昭王（应是楚昭王）的两件佚事，皆为传世文献所不载。前者较完整，叙述昭王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新宫下而毁宫，明白彰显儒家重丧与仁民的观点。后者内容多残，不能通读，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见，后卒见龚之。
上博简第四册另有〈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政〉和〈曹沫之战〉四篇。其中〈柬大王泊旱〉记载战国时楚「柬大王」的两件佚事─亦即面对柬大王病疥和楚国大旱时之愁苦无奈。内中涉及有关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内容，应非儒家专属文献。
〈内礼〉共10支简，第一简背原题「内豊」，应是篇名。所记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相关，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论在人者；并以「君子曰」敷论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远认为它或与《礼记‧内则》有关。[11]
〈相邦之道〉残存四简，共107字，原无篇题，整理小组以其末简记孔子与子贡答问，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内容以孔子答君之问，先述「相邦」，再论「民事」。孔子并退告子贡，称许其君能「不问有邦之道，而问相邦之道」。其所论「相邦」与「民事」之内容，虽因简文残缺，难以全知，然大抵述欲相邦者所需之修养及准备工夫，要「先其欲」，确定旨意与目标；再「备其强」，厚储实力；并「静以待时」。至其「民事」，则在「实官仓」，劝百工之事，「以实府库」。其「君」，张光裕以为，或是鲁哀公。
〈曹沫之陈〉原有45支简，内容记鲁庄公与曹沫之问对。前12支简论政，后33支简论兵，篇题〈曹沫之陈〉，应是归为兵家之说。此文不见于传世载籍，李零以为，应是佚失已久的古兵书[12]。因为曹沫在《左传》中是以「曹刿」之名与兵家身分论「战」。此篇简文以鲁庄公将为大钟，曹沫入谏起论，前12支简先论政，后33支简皆论兵。其论兵，固是兵家学说，其论政，仍是儒家仁德本调。其论政，曰「修政而善于民」、「恭俭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当以「贤」称，而不当以「无道」解。庄公因以毁钟型而听邦政，饮食起居清俭自励，自是儒学本调。由〈仲弓〉、〈内豊〉、〈相邦之政〉及曹沫之论政，吾人可见战国时期儒家后学之说在楚地流传推衍之一斑。
（四）楚竹书《周易》与帛书《周易》文后附钞古佚文献
在上述各批出土的文献中，除〈五行〉、〈缁衣〉外，另一较为特殊的文献是《周易》，它虽非佚籍，却一再地出现在近年出土战国楚墓中。首先是马王堆三号汉墓中的帛书《周易》及其后附钞之多种古佚书，其次是阜阳汉简《周易》，与上博的楚竹书《周易》。这几种《周易》都不是古佚文献，而和今本《周易》有相当多的对应关系；但，其卦序之排列多和今本不同，保存了《周易》较为原始的形式，楚竹书《周易》还很可能是先秦时期《周易》文本的基本面貌。它总共58简，涉及34卦的内容，共1806字。较之马王堆帛书《周易》大不相同的是，它只有相当于「经」的部分，亦即卦号、卦名、卦辞、爻辞，而没有「传」，比起帛书有〈系辞〉，共5200多字，自然是少得多，却更古简。它的出土与特殊型态，证明了《易》学研究史上的「九六」之称，先秦早有；它特殊的「ㄈ」符号，与「ㄈ上」、「ㄈ下」的纪录，证明了，古《易》本有上、下之分，却无「上经」、「下经」，或「上篇」、「下篇」之称，但以「ㄈ」符号区隔，在中国《易》学的研究上有着重要的价值[13]。
马王堆帛书《周易》卷后附钞古佚文献，多发挥或讨论《易》之义理、吉凶，排除〈系辞〉传，共五种，依次是原无篇题，而被命名为〈二三子问〉、〈易之义〉，与原题为〈要〉、〈缪和〉、〈昭力〉等五种文献。〈二三子问〉共2600多字，托二、三子与孔子之问答，阐述《易》之理，多谈德义与君臣关系，充满法治与民本色彩，合于儒门以道德教化说《易》之传统，所据经文与今本、帛本《周易》都不同，所列卦序则与今本同。
〈易之义〉颇称引或改动〈系辞〉内容，敷衍成文，亦强调阴阳和济之理，与动静相迭之道。〈要〉共1648字，亦托学生与孔子之问答，论述学《易》不在占筮求福，而在「观其要」。而所谓「要」，不在筮数，而在「德义」。所谓「德义」，即蓍卦之德与六爻之义，非即儒门道德之「德义」。〈缪和〉共5070字，托传《易》之人缪和与「先生」之问答，解说《易》理，和〈要〉同样不以「数」释《易》，而直述卦爻之「德义」，并大量使用历史故事以解《易》，开启以史证《易》之先河[14]。〈昭力〉亦托昭力与「先生」之问答解说《易》理，却非逐卦讨论，而系揉合数卦、数爻之辞，综合阐述其义，学者或以为其有战国末期之学术特质[15]。
要之，多种古本《周易》及其附钞卷的出土，让我们对先秦《周易》的本貌、《易》学的传承与推广、《易》义的推衍与应用情况，有了更丰富的数据，更多重而深入的了解。
四、结论
近三十年来，随着一连串战国楚墓儒、道古佚文献的大量出土，让我们对战国时期南方楚地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流行状况，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了解。一次又一次儒、道文献合卷并钞，或同匣共置，说明了至少在南方楚地，儒道两家学说的传播是齐头并进的，而非壁垒分明、势同水火。尤其不同钞本的《老子》与〈五行〉、〈缁衣〉一再出现在不同的墓葬中，更可以确定，在战国的某段时期，儒、道两家的某些文献，在南方楚地且是流行要典；老子的写定年代，比一般推定的战国中、晚期要早，因此，在墓葬的纪元前300年左右已成国际要籍，而有多种钞本在流传。
就道家思想言，简本老子未出土前，中国思想研究者咸认为儒家推崇仁义，道家反对仁义，因为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去智」、「绝仁弃义」；但郭店简本《老子》却作「绝智去辩」、「绝伪弃诈」，并不见任何反对仁义的文字，它反对的是智、辩、伪、诈[16]。这和整部《道德经》崇尚自然真朴，反对智巧，主无言，观点是一致的，和第八章「与善仁」的说法也无抵触。这对儒、道思想之是否对立，有了更宽阔思考空间。定州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了先秦确有《文子》一书，它和传世本《文子》不大相同；和《淮南子》，就目前情况看来，似乎也没什么关系。〈太一生水〉与 〈亘先〉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存在着多元说法。
其次，就道家思想言，大量儒家古佚文献的出土，使得儒家由孔子之后，以迄战国中晚期，孟、荀以外的后儒思想学说，比如七十子及其弟子的思想理论，得以展现，或有了寻索的依据。从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流传在南方楚地的这些后儒之作，和传世的《小戴礼记》，甚至《孟子》、《荀子》，内容虽多相呼应，却不尽脗合。今后对于孔、孟所最推崇的仁、义两德，在后儒德目中的列序与地位，及其是否强调「自觉性」的问题，都可以重新再作思考。
[1] 参见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序》，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
[2] 参见丁原植《郭店楚简老子释析与研究‧序》，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9月初版。
[3] 上博简虽系购自古物店，非官方与学者亲掘而得，然根据可靠消息，来源和郭店简差不多，系出战国楚墓，故断其写成时代至迟为战国以前。
[4] 有关两篇〈五行〉之思想内容，个人已于〈从郭店竹简〈五行〉检视帛书〈五行〉说文对经文的依违情况〉中讨论过，此不细论。该论文宣读于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系所主办之「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两岸学术会议，1999年元月15-17日，后收入会后论文集，1999年4月出版，及《哲学与文化》月刊26卷第5期，1999年5月出刊。
[5] 参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页13～14，台北万卷楼，2002年3月初版。
[6] 参见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页3～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
[7] 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页213～214张光裕〈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8] 同见注7，页249，李零之说。
[9] 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页26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10] 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页16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11] 同见注9，页173。
[12] 同见注9，页219。
[13] 同见注9，页242。
[14] 同见注8，页134～135。
[15] 见骈宇骞、段书安编着《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页35、37，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4月出版。
[16] 参见陈鼓应〈初读简本《老子》〉，「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达慕斯大学1998年5月22～26日。
bidi-font-weight: bold">内豊〉、〈相邦之道〉、〈曹沫之陈〉。其中除〈缁衣〉重出于今本小戴《礼记》外，余皆前此未见之古佚文献。
〈孔子诗论〉为即今所能见，中国最早有关诗学理论的著作，共29简，其论诗的顺序，有别于传世本《诗经》风、雅、颂之序，而为颂、雅（大夏（雅）、小夏（雅））、邦风。李零说，它应该是〈子羔〉的一部份，和前面述子羔问孔子三王之教的15支简，与后面被名为〈鲁邦大旱〉的16支简合为一，称〈子羔〉，才恰当[5]。因为，今所见〈孔子诗论〉开头的「……行此者，其有不王者乎？」应是〈子羔〉前部分问三王之教的残留。而〈子羔〉与〈鲁邦大旱〉如今都被编列入第二册。〈孔子诗论〉的论述结构，先有对《诗》的整体论说，再有依次对颂、大夏（雅）、小夏（雅）、邦风各篇思想内容、特点的概说，与对某些篇章的特殊评论，最后又有类似于「综论」性的述说。根据〈孔子诗论〉的论述，〈颂〉反映了先王功德的「平德」，〈大雅〉反应周应天命的盛德，〈小雅〉反应周「德」之衰，〈邦风〉反映了「大敛材」的社会状况，可以「观人俗」。〈孔子诗论〉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孔子的文学思想有较全面的了解，对于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乃至于儒家思想中的诗教思想，都有重要的贡献。刘信芳说，它的内容应该包括了子夏对孔子诗学理论的解说与阐发，其写成应以「儒分为八」为其思想文化背景[6]。
第二册的〈民之父母〉共14简，藉子贡对孔子之提问，孔子对答，提出为民父母之道，在「达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行三亡」，「以皇于天下」。篇中尤其用力阐述所谓「五至」、「三亡」之道，乃是透过无形式、超越形式的心、志，去推阐礼、乐之教于全天下。因此所谓「达礼乐之源」的为民父母之道，说穿了，其实是指（1）能深切明了「心志」于推行政治之重要性，并妥善发挥施用。（2）「礼乐」是「为民父母」推行政教的主要内容。（3）「礼乐」非仅形式，其根源在超越形式的「心志」。
〈子羔〉共14支简，295字，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尧、舜、禹、契、后稷之事。由于抄写形迹与〈孔子诗论〉及〈鲁邦大旱〉一致，因此被李零认为是三合一之作。〈子羔〉两字出现在第五简背面，应是篇题。内容藉孔子之口载述尧舜的盛德及其禅让的事迹，并禹、契、后稷的感生神话。其将尧、舜与禹、契、稷排列成远古帝系的情况，为传世之先秦东周文献中所不曾见。
〈鲁邦大旱〉共6支简，208字，记载鲁哀公十五年鲁国发生大旱，哀公问孔子御旱之策，孔子反对用圭币祷祭求雨，而提出加强刑德之治，并与子贡析论其事。其内容表现了恐子应对天灾时，强烈的人文观。
〈从政〉有甲、乙两篇，内容残断颇甚，通篇文意很难顺利连贯。甲篇共18支简，519字；乙篇共6支简，仅140字，合共659字。〈从政〉内容多言「从政」应有之道德与行为标准，而有所谓「敦五德、固三折（誓）、除十怨」。其所谓「五德」，系指「宽、恭、惠、仁、敬」，与《论语》所载「温、良、恭、俭、让」（〈学而〉）与「恭、宽、信、敏、惠」（〈阳货〉），都不尽相同。其内容文句与《论语》、《礼记》部分篇章多相近或相重，取以与《论语》、《礼记》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相比观，可以为先秦政治思想研究增添可贵的新资料。[7]
〈昔者君老〉仅4支简，共158字，记述国君自衰老以迄亡故，太子朝见过程中之行为规范。对于太子从朝候到受顾命之过程，有相当简要而细腻的描述，为今传典籍文献中，这类事件描述之仅见者，因此，弥足珍贵。
〈容成氏〉共53支简，2200多字，专论古帝王传说，前两部份讲容成氏等的上古帝王与尧以前的某位古帝王，由于残缺太甚，只能从《庄子˙胠箧》与《太平御览》、《路史》等所见《六韬》佚文中去辑补。53支简所呈现的，自尧以下，包括了舜、禹等的出身、经历、贤德、才干与政绩等等的描述，尤其是舜时代的大禹治水，平定九州岛的详细经过，乃至尧禅舜，舜禅禹，禹世传启的经过，以及夏桀、商纣的荒淫、残暴，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等等的历史事迹，都铺叙得极其丰富、精采、详尽、细腻而生动。可惜周武王伐商纣部分，竟在牧野开战处因残佚而中止。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简文所述禹平水土、定九州岛，九州岛州名和《尚书‧禹贡》的记载不相同；简文又述文王平九邦，九邦之名，向所未见。《礼记‧文王世子》虽记其事，却不能详其名，〈容成氏〉所载是首见[8]。
此外，对于禹、启的相世，〈容成氏〉的说法也大别于儒家传统，若《孟子》和《史记‧夏本纪》所载的，类似于政治神话的民意自然公决结果；而为赤裸裸的、血腥的权位争夺战。依〈容成氏〉之说，禹先欲传皋陶，皋陶称疾不出而死。禹再传益，启攻益自取。对于皋陶和益之死，都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大别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而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一致。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不仅如此，观其铺写商汤伐夏桀，与周武王伐商纣，前者是先权谋，后一路赶尽杀绝，追杀到底；后者是势在必得，与儒家典籍中所美化的吊民伐罪仁君形象并不符合，倒颇能反映上古时代权位争夺的凶残真相与血腥嘴脸，应更接近历史与人性的真实。
〈仲弓〉现存28支简，残断太甚，完简只三支，第16简背后有篇题「仲弓」，因知其为篇名。就处处残断，难以成篇的有限内容看来，记载的正是孔子口中「可使南面」，又曾为季氏家宰，为季氏重赋敛，受责于孔子的「仲弓」，和孔子师徒间讨论「为政」之事，背景正是仲弓任季桓子家宰时。孔子不只告以「独狷」之人难从政，为政当「服之缓」（宽和），而且详举步骤：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这些步骤，后三项和《论语‧子路》所载一致，却多了「老老、慈幼」；换言之，《论语》无「老老、慈幼」两项。但此下仲弓之问却说「老老、慈幼」已「闻命」，大致上是孔子这两项平常教得多，仲弓早已耳熟能详，故只问其下三项。然则《论语‧子路》所记，或在此篇之后，故刻意删去。对于这三项，其下孔子的回答有和〈子路〉同者，如「举贤才」的「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有〈子路〉所无者，如「先有司」之「民安旧而重举，又有成，故有司不可不先也」。「赦过与罪」之内容，因简残断，无由得知。但，此外，简文中仲弓又问「导民兴德如之何？」孔子答以为政宜多宽缓，「独狷」之人难为从政。简中似又提及「三害」，亦以残断，无由确知内容。要之，〈仲弓〉之出土，正可补充今本文献之相关内容。第三册的上博简文献中尚有〈彭祖〉一篇，属古医说，非儒家文献，因略而不论。
在第四册的上博简文献中有被名为〈采风曲目〉者，仅6支简，残损严重，内容所载尽是歌曲之曲目，没有词句，却以宫、商、峉（征）、羽等四声分类标目，于五声（音）中独缺角声（音），可能早已散佚。马承源以为，它极可能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经乐官整理过的采风歌曲目录残本[9]，因此，分别以穆、巷、讦、、、、、、和等九字，分别和宫、商、峉、羽相缀合，而有：宫穆、宫巷、宫讦、宫；商、商、讦商；讦峉、峉和；羽、羽、讦羽、羽……各曲调。每个曲调下，各列若干曲目。曲目少者两字，如〈牧人〉；多者五、六字，如「讦征」之〈良人亡不宜也〉，「羽」之〈苟吾君毋死〉。其余三、四字的也不少。
上博简第四册所刊出的第二篇是两首无篇名的逸诗，第一首四支残简，第二首两支残简。整理小组以4支简中完整诗章的首句作为第一篇之名为〈交交鸣〉；对于第二篇，则依诗意名为〈多薪〉。〈交交鸣〉歌咏君子之品行与威仪，暨其与人之交好。〈多薪〉则歌咏兄弟二人之间亲密无比之关系。马承源以为，这两篇逸诗和前述的〈采风曲目〉应该都是孔子删《诗》时，三百篇的「编外诗音」，因此弥足珍贵。[10]
上博简第四册另刊载〈昭王毁室〉与〈昭王与龚之〉。两篇小文，合共10支简，388字，杂记昭王（应是楚昭王）的两件佚事，皆为传世文献所不载。前者较完整，叙述昭王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新宫下而毁宫，明白彰显儒家重丧与仁民的观点。后者内容多残，不能通读，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见，后卒见龚之。
上博简第四册另有〈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政〉和〈曹沫之战〉四篇。其中〈柬大王泊旱〉记载战国时楚「柬大王」的两件佚事─亦即面对柬大王病疥和楚国大旱时之愁苦无奈。内中涉及有关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内容，应非儒家专属文献。
〈内礼〉共10支简，第一简背原题「内豊」，应是篇名。所记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相关，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论在人者；并以「君子曰」敷论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远认为它或与《礼记‧内则》有关。[11]
〈相邦之道〉残存四简，共107字，原无篇题，整理小组以其末简记孔子与子贡答问，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内容以孔子答君之问，先述「相邦」，再论「民事」。孔子并退告子贡，称许其君能「不问有邦之道，而问相邦之道」。其所论「相邦」与「民事」之内容，虽因简文残缺，难以全知，然大抵述欲相邦者所需之修养及准备工夫，要「先其欲」，确定旨意与目标；再「备其强」，厚储实力；并「静以待时」。至其「民事」，则在「实官仓」，劝百工之事，「以实府库」。其「君」，张光裕以为，或是鲁哀公。
〈曹沫之陈〉原有45支简，内容记鲁庄公与曹沫之问对。前12支简论政，后33支简论兵，篇题〈曹沫之陈〉，应是归为兵家之说。此文不见于传世载籍，李零以为，应是佚失已久的古兵书[12]。因为曹沫在《左传》中是以「曹刿」之名与兵家身分论「战」。此篇简文以鲁庄公将为大钟，曹沫入谏起论，前12支简先论政，后33支简皆论兵。其论兵，固是兵家学说，其论政，仍是儒家仁德本调。其论政，曰「修政而善于民」、「恭俭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当以「贤」称，而不当以「无道」解。庄公因以毁钟型而听邦政，饮食起居清俭自励，自是儒学本调。由〈仲弓〉、〈内豊〉、〈相邦之政〉及曹沫之论政，吾人可见战国时期儒家后学之说在楚地流传推衍之一斑。
（四）楚竹书《周易》与帛书《周易》文后附钞古佚文献
在上述各批出土的文献中，除〈五行〉、〈缁衣〉外，另一较为特殊的文献是《周易》，它虽非佚籍，却一再地出现在近年出土战国楚墓中。首先是马王堆三号汉墓中的帛书《周易》及其后附钞之多种古佚书，其次是阜阳汉简《周易》，与上博的楚竹书《周易》。这几种《周易》都不是古佚文献，而和今本《周易》有相当多的对应关系；但，其卦序之排列多和今本不同，保存了《周易》较为原始的形式，楚竹书《周易》还很可能是先秦时期《周易》文本的基本面貌。它总共58简，涉及34卦的内容，共1806字。较之马王堆帛书《周易》大不相同的是，它只有相当于「经」的部分，亦即卦号、卦名、卦辞、爻辞，而没有「传」，比起帛书有〈系辞〉，共5200多字，自然是少得多，却更古简。它的出土与特殊型态，证明了《易》学研究史上的「九六」之称，先秦早有；它特殊的「ㄈ」符号，与「ㄈ上」、「ㄈ下」的纪录，证明了，古《易》本有上、下之分，却无「上经」、「下经」，或「上篇」、「下篇」之称，但以「ㄈ」符号区隔，在中国《易》学的研究上有着重要的价值[13]。
马王堆帛书《周易》卷后附钞古佚文献，多发挥或讨论《易》之义理、吉凶，排除〈系辞〉传，共五种，依次是原无篇题，而被命名为〈二三子问〉、〈易之义〉，与原题为〈要〉、〈缪和〉、〈昭力〉等五种文献。〈二三子问〉共2600多字，托二、三子与孔子之问答，阐述《易》之理，多谈德义与君臣关系，充满法治与民本色彩，合于儒门以道德教化说《易》之传统，所据经文与今本、帛本《周易》都不同，所列卦序则与今本同。
〈易之义〉颇称引或改动〈系辞〉内容，敷衍成文，亦强调阴阳和济之理，与动静相迭之道。〈要〉共1648字，亦托学生与孔子之问答，论述学《易》不在占筮求福，而在「观其要」。而所谓「要」，不在筮数，而在「德义」。所谓「德义」，即蓍卦之德与六爻之义，非即儒门道德之「德义」。〈缪和〉共5070字，托传《易》之人缪和与「先生」之问答，解说《易》理，和〈要〉同样不以「数」释《易》，而直述卦爻之「德义」，并大量使用历史故事以解《易》，开启以史证《易》之先河[14]。〈昭力〉亦托昭力与「先生」之问答解说《易》理，却非逐卦讨论，而系揉合数卦、数爻之辞，综合阐述其义，学者或以为其有战国末期之学术特质[15]。
要之，多种古本《周易》及其附钞卷的出土，让我们对先秦《周易》的本貌、《易》学的传承与推广、《易》义的推衍与应用情况，有了更丰富的数据，更多重而深入的了解。
四、结论
近三十年来，随着一连串战国楚墓儒、道古佚文献的大量出土，让我们对战国时期南方楚地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流行状况，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了解。一次又一次儒、道文献合卷并钞，或同匣共置，说明了至少在南方楚地，儒道两家学说的传播是齐头并进的，而非壁垒分明、势同水火。尤其不同钞本的《老子》与〈五行〉、〈缁衣〉一再出现在不同的墓葬中，更可以确定，在战国的某段时期，儒、道两家的某些文献，在南方楚地且是流行要典；老子的写定年代，比一般推定的战国中、晚期要早，因此，在墓葬的纪元前300年左右已成国际要籍，而有多种钞本在流传。
就道家思想言，简本老子未出土前，中国思想研究者咸认为儒家推崇仁义，道家反对仁义，因为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去智」、「绝仁弃义」；但郭店简本《老子》却作「绝智去辩」、「绝伪弃诈」，并不见任何反对仁义的文字，它反对的是智、辩、伪、诈[16]。这和整部《道德经》崇尚自然真朴，反对智巧，主无言，观点是一致的，和第八章「与善仁」的说法也无抵触。这对儒、道思想之是否对立，有了更宽阔思考空间。定州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了先秦确有《文子》一书，它和传世本《文子》不大相同；和《淮南子》，就目前情况看来，似乎也没什么关系。〈太一生水〉与 〈亘先〉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存在着多元说法。
其次，就道家思想言，大量儒家古佚文献的出土，使得儒家由孔子之后，以迄战国中晚期，孟、荀以外的后儒思想学说，比如七十子及其弟子的思想理论，得以展现，或有了寻索的依据。从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流传在南方楚地的这些后儒之作，和传世的《小戴礼记》，甚至《孟子》、《荀子》，内容虽多相呼应，却不尽脗合。今后对于孔、孟所最推崇的仁、义两德，在后儒德目中的列序与地位，及其是否强调「自觉性」的问题，都可以重新再作思考。
[1] 参见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序》，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
[2] 参见丁原植《郭店楚简老子释析与研究‧序》，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9月初版。
[3] 上博简虽系购自古物店，非官方与学者亲掘而得，然根据可靠消息，来源和郭店简差不多，系出战国楚墓，故断其写成时代至迟为战国以前。
[4] 有关两篇〈五行〉之思想内容，个人已于〈从郭店竹简〈五行〉检视帛书〈五行〉说文对经文的依违情况〉中讨论过，此不细论。该论文宣读于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系所主办之「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两岸学术会议，1999年元月15-17日，后收入会后论文集，1999年4月出版，及《哲学与文化》月刊26卷第5期，1999年5月出刊。
[5] 参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页13～14，台北万卷楼，2002年3月初版。
[6] 参见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页3～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
[7] 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页213～214张光裕〈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8] 同见注7，页249，李零之说。
[9] 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页26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10] 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页16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11] 同见注9，页173。
[12] 同见注9，页219。
[13] 同见注9，页242。
[14] 同见注8，页134～135。
[15] 见骈宇骞、段书安编着《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页35、37，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4月出版。
[16] 参见陈鼓应〈初读简本《老子》〉，「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达慕斯大学1998年5月22～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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