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肯定是藏龙卧虎之地，要不怎么一会儿要消灭龙图腾，一会又要让上海成为香港那样的特别行政区呢？是不是让耶稣基督再次显灵就不知道了，但大英帝国要占领上海一回肯定也不容易，要不然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其尔夫人在1997年以前就那样作了。

    这些都是上海名牌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民族虚无主义泛滥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再向前一步，民族认同的缺失，过度的民族自卑，逆向民族主义似乎也蠢蠢欲动——那些跑到美国当牧师的民主人士不就宣扬中国人集体受洗后才能步入民主国家的天堂吗。个人认为只有国人的皮肤全都漂白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才会在中国真正实现——那时劳动力就可以自由流动了，北京的民工也可以挣满口袋美元了。

    从爱自己民族到鄙视自己民族的逆向民族主义，这里边有个必然性，那就是对自己原文明的漠视与无知，更何谈民族认同了。以前中国是对外部世界闭关，现在又关闭了认识自身原文明的大门，我们不防给这种现象取个名子，叫作曰“逆向闭关主义”。

    真正恨自己民族，对自己民族完全失望的人必竟是极少数人。与逆向民族主义不同，目前逆向闭关主义却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比如“四大发明”吧，要不是英国人李约瑟撰写《中国古代科技史》时对“四大发明”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人恐怕至今还蒙在鼓里，封建专制的国家能有四大发明吗？但洋大人肯定了的事，我们当然就不能否认了，于是乎“四大发明”在中国成为路人皆知的事。

    按理说，中国最伟大的创造不会就是那四个“玩意儿”，于是又有学者列出了天文学、中医等等才是中国真正伟大的发明，不再是几个“玩意儿”，而变成了一门门科学，这多少有些进了一步了。

    不过在笔者看来，中国真正伟大的创造还不是中医和天文学，而是中国古典政治学。在人类文明史上，几乎与希腊罗马民主制同时，在中国诞生了社会功勋制。更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罗马进入帝制时代，中华原文明也被儒化，社会功勋制消逝于历史的地平线下。

    今天，连偏远地区的农民都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但连北京的大学教授都不会主张恢复社会功勋制。

    社会功勋制比民主制更为先进。

    我们知道，政治学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政治录用的标准问题，就是德与才，贤与能的统一问题，用西方的话语说是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的统一。民主制只能保证所选举精英的政治忠诚，不能保证政治精英的能力——社会功勋制不是这样，他解决了贤与能的问题，简单说就是：

    只有政治忠诚的人才愿意为社会立功勋，只有能为社会立功勋的人才有作事能力。

    问题是英国（美国也行）不曾有一个政治家说过中国的社会功勋制伟大，就算柏杨说实行社会功勋制的秦汉是“大黄金时代”也不顶用，因为此君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中国人没有信心说社会功勋制是伟大的政治制度，倒是有太多的人说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最伟大的制度，甚至还诅咒顺之都昌，逆之者亡——国人对自己文明封闭如此！

    逆向闭关主义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首先是两千年的儒化，经过儒家两千年的细致宣传工作，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被妖魔化了：社会功勋制成了可怕的斩首获爵，全民监督成了残酷的株连九族。考古文献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社会功勋制的更普遍形式还是事功，而非军功；全民监督，人与人互相监督是以社会责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如果妻子不知道丈夫犯罪，妻子并不承担连带责任！

    逆向闭关主义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百五十多年的西化。十九世纪末，完全儒化的中国政治精英面对西化几乎无任何反抗之力，甲午惨败使所有想保持中国政治经济传统的梦想都成了昨日黄花，西方没有给中国人反思自己的文明的机会，在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都选择了全盘西化，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毛泽东晚年因为称自己是法家，就立刻背上了“专制”的骂名。

    逆向闭关主义，对中华文明政治经济制度的无知、否定或脸谱化，早晚会使人走向民族虚无主义，甚至是逆向民族主义。笔者惊奇地发现，即使是中国最激烈反对逆向民族主义的人，都在无意识中不自觉地走向逆向民族主义。当我说人类政治史上，除了西方的民主制还是伟大的社会功勋制时，中国一位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对我吼道：我不是反对逆向民族主义吗？我更反对你们这些人……

    逆向闭关主义的唯一结果就是逆向民族主义！

    斯其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