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新政治科学》2003年第1期（总第25期）发表了美国学者蒂姆•杜法尔题为《新封建主义：全球化、市场和超级消费链》的文章。该文认为，过去30年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的影响，美国建立起了一个服务于市场的私人政府，与封建主义有惊人的类似：越来越少的人控制着市场，并以此统治着多数人。而且，随着关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新封建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人民将越来越缺少反映自己利益的渠道。尽管福山等人声称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而事实上是自由民主正受到极大威胁。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民主制度的本质
当我们客观地观察以自由市场的名义而输出到世界各地的美国“民主制度”时，我们发现这种制度越来越具有封建主义的特点。今日的民主已经不是古希腊先贤描述的那种民主。我们倾向于认为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来统治，民主鼓励民众参与。但真实的情况与此相去甚远。埃伦•迈肯斯•伍德甚至指出，民主已经被重新定义为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意味着“有限”政府、公民自由、宽容、保护私人领域不受国家侵犯、多样性及多元主义。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缔造者将民主——被理解为由人民统治的民主——视为邪恶的治理形式，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很贫穷，会威胁富有的少数人的财产。美国众议院最近甚至重申美国的体制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
美国民主制度的鼓吹者试图在名义上维护民主一词的古代根基，而同时坚持其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内涵。美国总统布什所言的美国民主制度，实质上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伪装。而自由主义根源于封建主义。伍德指出，古代民主的基本含义是公民权，而自由民主的基本含义是领主权。《自由大宪章》的签订是为了保证贵族地主保有相对于君主和群众的自由（即封建特权），光荣革命的实质是有产者争取自由处置他们的财产和仆人的权力。人民主权的概念就起源于此，但是这里的人民指的不是泛泛的民众，而是介于君主和大众之间的一个特权阶层。
旧封建主义以上帝的旨意，以“伟大的存在之链”来证明社会秩序的正义性，但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超级消费链”填补了这一空白。
国家的衰退和超级消费链
罗马帝国的崩溃造成社会政治真空，这种真空最终被由基督教所代表的信仰者共同体填充。这个共同体通过“伟大的存在之链”这一思想联系起来。“伟大的存在之链”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顶端是上帝，往下依次是教士、诸侯、领主和农民。所有的社会成员通过这种结构结为依附与依存的关系，并形成统治与征服的结构。这些结构最终体现在神圣罗马帝国身上，当时的社会特征是（旧）封建主义，通过血缘关系或者通过宣誓和效忠进行组织。在任何情况下，基督教都为封建社会关系提供了合法性理由。一个人对他的领主表示效忠，部分是因为领主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上所处的位置，领主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上帝在这个链条上的代表。上帝是社会—切方面合法性的来源。
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兴起，担当社会、政治结构合法性角色的上帝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上帝仅在国家危急时刻（例如遭受恐怖袭击）承袭原来的角色。更多时候，上帝发挥的是私人化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的观点是，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在为我们的社会政治行为和结构寻找神秘化的理由。在当今西方世界，自由市场扮演的正是上帝在旧封建主义中的角色，哈维•考克斯称“市场如同上帝”，这就是新封建主义。
考克斯在他的《市场如同上帝：生活在新的天启中》写道，神学家们以创世、堕落、原罪和救赎来解释人类历史，而从自由市场学的视角来看，“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致命诱惑”就是“原罪”，而“自由市场的降临”提供了“拯救”。自由市场学家声称自由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事实上，自由市场产生了新的依赖与征服关系，“超级消费链”的存在证实了这一点。
超级消费链在消费者和供应商（通常是跨国公司）之间建立起神秘的联系。每当供应商寻找消费者市场的时候，他们就祭出了这种联系。例如可口可乐告诉我们“生活的味道不错”，“锐步”打出“我的星球”，“固特异”要赋予我们“严肃的自由”时，它们就用这种联系吸引住了我们。这样的营销手段罗织出一张无边的网络，将我们束缚在供应商的世界观里，并塑造了我们的日常语言。在超级消费链中，寻求投资最大回报的公司是社会结构的支撑，这都是通过新的上帝——“自由市场”来实现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代表”一词的含义也在变化。在伟大的存在之链的时代，政府的合法性是由上帝赋予的，政府代表上帝；在民族国家的全盛时期，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所以代表人民；现在，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市场，也就代表市场。我们经历了从“伟大的存在之链”经过“社会契约”到“超级消费链”的循环。第三种与第一种类似，只是支持力量不同。宗教信仰被自由市场学所代替，但公共利益仍然无从体现。
自由市场学
托马斯•弗兰克最近出版了《上帝之下的一个市场：极端资本主义、市场民粹主义以及经济民主主义的终结》，论述了他称之为市场民粹主义的自由市场学。他记载了市场民粹主义的信徒轻而易举取得的一场胜利。他认为过去100年美国历史上有许多人试图立足于民粹主义，而市场民粹主义者通过创造性地运用媒体、公共关系和管理理论成功地占据了民粹主义的位置。他认为近30年的美国历史最为关键，在此期间，罗斯福新政一点一点地被取消，而对新政的攻击始于乔治•华莱土和理查德•尼克松的 “反冲民粹主义”。
反冲民粹主义者力图通过创造一个新的、系统地破坏普通美国人所珍视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阶级，来立足于民粹主义的立场。从1968年尼克松的选战开始到纽特•金里奇年代，美国的右翼通过给商业好处来支付账单，但它之所以赢得选举，则是因为通过煽动、组织和利用了一个巨大的反冲民粹主义来对抗6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这些尽管与市场民粹主义在许多重要方面有差异，但事实上为今日市场民粹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反冲民粹主义和市场民粹主义共同享有亲公司的议程，共同拥有对 “精英主义”的憎恶，尽管他们对精英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
初始的民粹主义者将精英定义为“工业上的所有主和经理”。但这样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冲民粹主义者在这场阶级战争中扭转了局面。对反冲民粹主义者而言，“爱国的、蓝领的、沉默着的大多数（与他们的雇主一起）对抗着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自由主义的现状及其被宠坏的焚烧旗帜的孩子们”。换句话说：工人们被等同于工业，而不是被认为与工业相对抗；这个文化上的下层阶级对抗着自由主义的记者、学者、政治家和好莱坞，因为他们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反对这个文化上的下层阶级，破坏民主，取消宗教，破坏家庭价值。精英们不再是财富、百万富翁和工厂主，而是那些逃避兵役、常带着嘲笑神情的孩子们，是那些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群体和罪犯，以及纵容包庇这些人的自由主义的父母。
弗兰克在他的著作中说，20世纪90年代，反冲民粹主义轻易地让位于市场民粹主义或者说自由市场学。市场民粹主义放弃价值观的争执，将自己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现在，精英们据以自傲的领域“不再是价值观而是经济学事务”。现在被称为精英的人（通常也是反冲民粹主义者称为精英的人，如马尔库塞，阿多诺）被市场民粹主义描述成这样：仍然“认为他们比人民优秀，但是他们的傲慢表现在他们对提高最低工资、管理、监督、重新分配和税收的热衷”。当然，市场民粹主义不能简单地忽视失业、工资下降等问题。然而他们认为，尽管政府通过市场调控、税收等自负的措施干预群众的利益分配，但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比任何政府更能成功地对财富和资源进行平等的再分配，提供就业和社会服务，并调节自身的实践。如果考虑到“新经济” 的复杂性，那么这一点就更加明显。
通过这种方式，市场民粹主义放弃了反冲民粹主义在上帝、价值观等等方面的“古板”信仰，并且加入同样不信奉此种价值观的新一代的时髦年轻人的行列。他们轻易地相信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市场将会使“公正”成为可能，并且最终会带来真正的“民主”。换句话说，市场民粹主义杀死并且替代了上帝，自由市场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它将帮助我们实现千年的希望。
这里我们看到了与弗朗西斯•福山的明显联系。弗兰克认为，福山提出了市场民粹主义的“世界历史性的永无谬误”。我们也看到了与丹尼尔•贝尔的隐蔽联系。市场民粹主义企图造成一种“市场共识”。因此，那些拒绝相信市场神话的人被攻击为愤世嫉俗之徒或者异端，而那些乐意接受自由市场的人是“乐天派”或“物力论者”，因为他们接受市场的统治地位的必然性。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便表达了这种思想。贝尔认为，我们应当就事实本身展开工作。例如，在对待剥削时，我们完全不必按照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方式将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过来，而应该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使用技术为我们谋利并重新界定工作、工作场所等。
贝尔认为，意识形态实现不了任何事情。意识形态的终结见证了政治领域里“上帝”的死亡。于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有破坏性，又有创造性。它是破坏性的，因为它破坏了建立在关于社会平等和自由的旧（道德）理想之上的旧意识形态；它是创造性的，因为它创造了关于经济发展和国家权力的新意识形态。贝尔认为，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千年”希望破灭了，但是，市场民粹主义重建了这种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纽特•金里奇（代表反冲民粹主义的批评、讽刺、攻击的立场）从国家政治舞台中消失了，并由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取代。出身政治世家，拥有商学学位的布什很容易适应体现着自由市场特色的管理方式。根据市场民粹主义的观点，“政治毫无希望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公司世界是做人民的工作的地方，是真正的权力所在的地方，因此很显然，伟大理论家的新思想应首先诞生于商业，而不是政治。”这样，那些认为市场能解决教育、失业、不公平工资等问题的人得到了合法性回报。而那些批评市场侵入教育、劳资谈判等的人就被视为玩世不恭者、精英、民主和“人民”的敌人。
自由市场学的主要问题，是企图将政府从正日益主宰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全部市场关系（那些有利于公司利益的干预除外）中驱逐出去。尽管宣称市场是人民的心声，但由于市场主宰一切，市民社会丧失了声音，人民最终也丧失了声音。换言之，市场侵入市民社会，人民丧失了反映心声的渠道。市场为富人、公司精英代言。
对于弗兰克来说，市场民粹主义潮流的政治后果是撤销了罗斯福新政期间形成的“社会契约”，正是这种社会契约确立了“中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我想这是夸大其辞，因为它相当幼稚地将新政简单化了。他甚至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粹主义“一直被奉为国家经济的常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抛弃”。
社会契约、中产阶级共和国、新政作为国家经济常识等等观念都忽略了这个事实：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赞成新政。当时，工会和工人组成强大的反对力量，威胁到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甚至在新政之前大公司就希望政府出面干预以确保它们的利益。1937年，最高法院还支持华盛顿政府的最低工资立法，这没有造成经济停滞和公司抗议。
同样，最高法院现在转而支持相对于市场的政府权力的丧失，这也是为了服务于大公司的利益，这些大公司对国际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控制越来越强。就这点而言，弗兰克对新政政策消失的关注还是有意义的。尽管新政存在诸多缺陷，尽管它有利于大商业，但是新政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分配了财富，这得到大公司认可，因为它们认识到，中产阶级的壮大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稳定能确保它们的经济利益。
但是现在，反冲民粹主义和自由市场学已经为大商业铺好了道路，大商业鼓吹他们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他们要求得到更大份额的财富。但是，这远远没有导致更为平等的财富分配，它实际的结果却是按照从下层到上层的方向对财富进行新的再分配。财富增加了，但却造成千百万人在没有医疗保健和基本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临时性的工作。中产阶级受到自由市场学的挤压，自由市场学造成新的贫富两极分化，当然这是由不受政府限制的资本的逻辑造成的。在市场共识占统治地位以前，我们至少握有这种可能性：政府官员有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而现在，市场宣称它承担了这个角色，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和政府运作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事实是，我们都知道，政府不再听命于市民社会（如果说以前它曾经听过的话），而是开始听命于市场。公司宣称代表民众的声音，实际上却在系统地破坏它。正如弗兰克所言，“商业权贵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但是他们所带来的却是工作的临时化，社会安全网的破坏和监狱囚犯的大量增加”。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新封建主义”的阴影。自由市场学的政治后果及其在政治与公众意识中的流行让我们想起旧封建主义，但它没有旧封建主义的任何积极因素，最明显的就是缺少社群的强大观念。
新封建主义
为了理解社群观念在新封建主义中的缺失，我们必须追溯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洛克努力从基于传统和血缘的政治权威那里夺取政治权威，他的目的是保护个人免受传统权威的专制权力的侵害。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宣称，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属于个人的权利，这些权利优先于政治组织和社会关系。洛克尤其主张保护个人的财产，没有得到人民代表们授权，统治者者不得擅自征税。洛克在意识形态上将个人的优先地位确立为自由主义的目标。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优先权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含义。毕竟，由洛克的理论发展而来的个人主义是完全反对有组织的社会行为的。政府惟一的使命是保卫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虽然对后者的保护更多地是直接针对不动产的拥有者的。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完全是消极的。一个世纪以后，这种消极自由主义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在经济领域，洛克时代的土地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更。在18世纪后期，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财富的生产而不是拥有。这在政治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变革。敌人不再是统治者的专制任意的行为，而是阻碍劳动、投资和交换自由的习惯法和司法实践的整个体系。这些使自由主义发生了至关重要的改变，个人自由仍然是自由主义关注的主要目标，但自由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天然”的对抗仍在继续，但政治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经济了。就像杜威指出的那样，“其后果是使政治活动从属于经济，将自然法与生产和交换的法则联系起来”。从那以后，政治信仰便落后于经济事实。
循此道路，一个竞争的体制被广为接受，“因为通过竞争，个人的潜力被激发并且被引导至有利于社会的道路上”。但由于政治被经济所包含，这个竞争体制也就显得越来越有问题。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冒充为民主社会）组织起来，并越来越倾向于鼓励追逐利润的行为。政治体系“变成了经济统治阶级的代理者，而经济统治阶级以牺牲真正的社会秩序。统一和发展为代价，为保持和扩大他们的利益而斗争。”
被理解为免受压迫的自由时至今日一直在后退。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比过去还糟糕。其原因在这里我只是简要地提及两点。第一，随着社会向大众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而发生的权利革命，改变了自由的定义，自由变成了自由购物，而不是自然的需要；自由购物变成了自然需要。巨大的市场迎合个人的需要，对这些需要的满足变成了自由的政治表现。
自由后退的第二点原因源于第一个原因。公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社会责任心，这与自由的衰弱紧密相关，因为自由在社会秩序中没法体现。这个发展过程很有趣，因为国家鼓励私人占有公共地生产出来的财富，这导致了权利的革命，同时却没有能够将这种权利赋予每一个人。在这里关涉的不是物质稀缺的问题。毕竟，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物质都还富足。但可以说多数人缺乏有意义的生活、个人自治和创造力、一种与消费无关的目的感。这恰恰是自由所强调的，但在目前正在丧失，这一事实说明自由处于垂死状态。
自由主义只不过仍然是一种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的方式。自由主义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社会秩序与自由相比被认为居于次要地位。最初自由之所以被追求，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愿他们的利益被专制君主所霸占。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鼓吹“自由” 的观念，并被用来（例如反冲民粹主义者和自由市场学家）充满激情地呼吁增加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去，公民、阶级或工人的角色具有聚合性，社会性的秩序由这种角色的聚合性维持着。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维持社会性的秩序的聚合性角色。一旦我们认识到当代的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公司自由主义”，在这种自由主义中，公司本身被看作是个体，那么我们就能理解，自由主义针对个体上的意识形态优先权，更主要的是针对公司个体而不是人类个体。因此商业性公司使得 “国家、家庭、居住社群和道德社群”黯然失色，并按照公司自己的观念重新塑造社会。公司自由社会培育了新的附属关系，产生了新观念——“私人政府”。
结 论
当今新封建主义世界里的特定的压迫力量是私人（公司）的统治造成的，它们日益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压迫性的力量进而控制国家，其目的是促进少数唯利是图者的利益，寻求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份额。国家屈服于这种私人权力之下，牺牲了社会，破坏了生活的意义（没有这种意义，就没有社会）。而现在国家断绝了与多数人利益的关系，这样它就背叛了自己所声称的目的——促进公共利益，维护构成公共生活的人的利益。
而且，在因为国家退缩而造成的社群真空里，我们发现了跨国公司。大跨国公司复制着大政府，新封建主义复制和更新着老封建主义。我们现在仅仅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是我们的公司领主所复制的“领地”上的附庸。
（刊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