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的宗旨理应是救死扶伤。然而，“救人刀”有时却成为“杀人刀”。
    为研究梅毒的传播及致死情况，美国公共卫生部（ＰＨＳ）自１９３２年起授权塔斯基吉研究所启动一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其全称为“针对未经治疗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的实验”。
    面对免费治疗等条件的诱惑，３９９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和２０１名没有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试验品”。
    这项实验违背人性之处在于，研究人员隐瞒事实真相，有意不对这些梅毒感染者提供任何治疗。即使是在１９４７年青霉素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武器后，研究人员也没有对参与实验的黑人患者提供必需的治疗。
    就这样，这项原本声称为期６个月的计划一直进行到１９７２年。直到当年７月，美联社记者才通过一名前公共卫生部官员提供的线索，首次揭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幕，旋即在美国各界、特别是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一个由医学、法学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于同年成立，受权调查“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真相。
    然而，通过对各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尘封档案的细致搜索，美国记者兼生物伦理学者哈丽雅特·华盛顿发现，该调查委员会当年匆匆数月的调查远远没有揭露出事件本质，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掩盖丑恶事实。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近日报道，哈丽雅特·华盛顿计划于今年年底推出《医学种族主义》一书，讲述她所发现的事实——“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比人们想象的更违背人性和道德标准。

　　“试验品”均已去世

    欧内斯特·亨登曾不只一次地回忆起１９３２年的那一天，一辆满载医生的客车来到亚拉巴马州梅肯县。他和当地其他近４００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穷苦黑人原本以为生机从天而降，孰料从此落入痛苦深渊。
    在这片医疗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当地人当时将梅毒症状、贫血症状以及身体疲劳等症状一律称为“坏血病”。医生们以免费体检、免费治疗所谓“坏血病”、免费提供丧葬保险等条件，吸引当地的黑人男子们加入一项“治疗计划”。
    根据哈丽雅特·华盛顿的采访和调查，这些黑人男子大多是被这样一句话打动，“记住，这可是你能得到免费治疗的最后机会”。然而，对于所谓“治疗计划”的真正目的，这些黑人男子却一无所知。
    亨登记得，医生给他吃了两种药片，“然后他们对我的背部进行化验，抽取了什么东西”。吃了什么？他不知道。抽取了什么？他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一名“志愿者”。
    在此后４０年中，亨登又接受了无数次这样的检查。所幸，作为少数比较幸运的梅毒感染者之一，他的病症虽不治却得以缓解，他也奇迹般地活到９６岁高龄。然而，数百名和他一样经历过“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受害者却没有这般好运。
    截至１９７２年美国媒体首次披露这段臭名昭著的丑闻时，参与实验的患者中已有２８人直接死于梅毒，大约１００人因梅毒并发症而死亡，４０人的妻子受到传染，１９名子女在出生时就染上梅毒。此后，悲剧还在不断上演。
    两年前，欧内斯特·亨登撒手人寰。至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试验品”全部离世。

    为研究不顾人死活

    黑人护士尤妮斯·里弗斯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证人之一，她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项目工作到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里弗斯回忆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时的负责人雷蒙德·冯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达到实验的真正目的，并让患者继续参与所谓的“治疗计划”。
    实验还包括一项患者尸体解剖计划，旨在进一步研究梅毒对患者脑部及其他器官的伤害。当时一名公共卫生部（ＰＨＳ）高官１９３３年时曾表示，“只有这些患者死了，我们才对他们有更多兴趣。”
    为此，里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访参与实验的患者家庭，游说患者坚持参与实验。她会给患者们分发阿司匹林、维生素等药品，偶尔也会带上一些现金做为“小礼物”。此外，她还要努力说服那些身处死亡边缘的患者同意死后接受尸体解剖。提供免费安葬是她屡试不爽的一个利诱条件。
    哈丽雅特·华盛顿认为，归根结底，“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试验品”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以保证医学研究的“连贯性”。
    这一情况在青霉素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梅毒后依旧没有改变。冯德勒曾于１９５２年表态说，“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现不会影响到我们这项实验。”
    由于这种刻意的延误治疗，根据哈丽雅特·华盛顿提供的数据，截至１９５５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死者中的三分之一系直接死于梅毒，同时还有大批幸存者已经处于梅毒最危险的发病阶段。

    调查人员粉饰太平 

    尽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年还是备受维护。就连大力主张以青霉素根除梅毒的美国时任医务总监托马斯·帕伦也为之辩护说，该实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良机”。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据哈丽雅特·华盛顿调查，当年那个调查委员会并未将调查职责进行到底。
    一方面，调查委员会只获得数月时间来调查一桩延续了４０年的实验计划，政府官员还拒绝为他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相关档案。
    另一方面，调查委员会也直接起到“粉饰太平”的作用。当年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弗纳尔·凯夫和杰伊·卡茨在接受哈丽雅特·华盛顿采访时表示，他们认为当初有关部门任命布卢德斯·布特勒为调查委员会主席就是要他掩盖丑闻，布特勒也在调查过程中说服其他调查人员“给真相搀水”。比如，他们明明已经采访了包括里弗斯在内一批关键证人，但当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录音可能会影响证人声誉后，这些关键的录音随即被付诸一炬。
道歉迟到２５年
    哈丽雅特·华盛顿认为，１９７２年版调查报告没有在道德层面上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提出应有的谴责。“关键问题是，之前根本没人告诉那些黑人患者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实验，而是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接受治疗，”她说。
    对于调查委员会最重要的失职之处，如哈丽雅特·华盛顿所言，３４年前的调查报告没有“直击实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思想”。
    为什么要进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哈丽雅特·华盛顿的调查表明，这项计划来自于当时美国公共卫生部（ＰＨＳ）内一种充斥着种族主义思想的假设——梅毒在黑人和白人体内的传播方式不同。
    当时部分官员和专家认为，梅毒会侵入白人“更为复杂的大脑”，却只侵入黑人的心血管系统，而放过他们“发育不完全的大脑”。当时的公共卫生部负责人托马斯·默雷尔甚至大放厥词说，“或许（梅毒）能解决黑人的（犯罪）问题，有时疾病能做到人们所做不到的。”
    “美国政府当年的行为是可耻的，我感到抱歉，”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６日正式代表美国政府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丑闻曝光后，受害者于１９７２年集体控告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自１９７３年起陆续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了一定经济赔偿。然而，正式道歉却姗姗来迟２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