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致治与立法的原则。当时，出现了宽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主张威刑严法作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张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的则是唐太宗的智囊魏征。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唐初立国政策与立法原则的分歧。

经过辩论，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以所谓“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征的话来说，叫做：“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贞观三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泣事慎罚，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

唐初这种宽仁慎刑思想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元代法学家柳贯认为：“始太宗因魏征一言，遂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曒然与哀矜慎恤者同符。”把慎刑美化为封建统治者的仁慈恩赐，显然是不对的。其实，由于唐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隋末暴政所造成的“百姓怨嗟，天下大溃”的局面，一方面对农民战争深深诫惧，另一方面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因而提出了“宽仁”的主张。隋朝的灭亡根源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陡然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贞观年间，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都对隋二世酷法而亡作了探讨。魏征在其主编的《隋书》中，总结了隋炀帝“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教训。傅奕也有类似看法：“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他还联系秦律的繁酷弊病，作为《唐律》制律的借鉴，指出“此失于烦，不可不监”。唐太宗在与大臣论治过程中，也以秦二世酷法亡国引以为诫：“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而秦二世而亡与隋二世而亡十分相似。贞观君臣关于酷法亡国的立论，虽不免失于偏颇，但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秦、隋二世而亡的惊惧心理，“而于刑法尤慎”，就是他们惊惧二世而亡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确立了慎刑的指导思想以后，就着手进行律令的修订。早在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就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和一批“学士法官”，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厘改法律。经过十年努力，勒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正月诏颁全国，《唐律》即《贞观律》正式问世了。它是以隋《开皇律》作为蓝本的，是《武德律》的进一步完善。由于它较为严密，又为兹后五代、宋、元、明、清制订律典的依据。唐高宗永徽初年，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加以注疏，永徽四年编成《唐律疏议》一书。《唐律疏议》不是单纯的释文，有补充“唐律之所未备者。”《唐律》与《唐律疏议》的颁行，是我国封建法制史的一件大事，它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奠定了我国封建刑法的规范。

唐太宗还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同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凡是违反了令、格、式的，都被视为违法，一断以律。可惜，令、格、式多数散佚。近代虽在敦煌石室发现《水部式》与《唐职官令》，然皆残缺不全。唯《唐律疏议》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其中也保存了一部分令、格、式条文。因此，《唐律》及其《疏议》是综合性的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