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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男:《古文尚书》与《逸周书 》源流考 
作者:[刘俊男]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9-18

来源:山东师大学报     发表时间:2006-08-23  

     研究上古史不能不重视《尚书》与《逸周书》,刘起   先生作《尚书学史》对《尚书》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的研究,用功很勤,也颇便参考。然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其论及有关西汉《古文尚书》之出现的问题似有些不确。刘先生认为:“西汉所传五次古文经,第一次孔子家传本最可靠,第二次中古文即由第一次而来,第三次河间献王本虽未得确证资料,前人如此明确记载,亦无法予以否定,第五次(指中秘所藏鲁恭王所出孔壁本——引者注)是讹传,并入第二次本则真,而它源于第一本。惟有第四次(指张霸伪百二篇本——引者注)才是真正的伪造,但它编缀的百篇《书序》却一直作为真本流传下来,到宋代才开始被人识出破绽。”[1]刘先生否定张霸本是对的,而否定孔壁百篇就值得商榷。

     刘先生还认为:逸《古文尚书》只有十六篇,并非百篇,百篇之说是王充混淆张霸伪造“百二篇”及“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百篇《尚书》”这一“错误传闻”来的,因而“不可信”,并说王充“其最大之一误”是“说张霸以前已有百篇”。[2]此外,刘先生认为“孔子序百篇(《尚书》)”之说始于马融、郑玄;[3]《逸周书》之名始于郭璞注《尔雅》[4]。这些观点皆值得商榷。

     这几个小问题看似小,而影响却大。因为它关系到孔子所序之《尚书》是否留传后世?上古史料是否有失?秦焚书是否带来了永远不可弥补的空缺?后人是否理应比前人知道的少……?本人以为孔子所见到的主要史料未失,只是保存在今天不同的书中而已。试作如下论证,谨望同仁指教。

一、《尚书》“百篇”与“逸十六篇”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三代世表》:“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盖其慎也”。刘先生引此认为“序”只是排列整理之意,非作序之云,百篇《书》序是张霸以后才作,云:“到张霸献‘百两篇’时,才搜列排比,加以补充编造而成的这么一套《书序》。”[5]按常理,孔子编定《尚书》,当有言作意之文,此文即序。但刘先生认为孔子未作《书》序,我们只有更求其它证据。

    杨雄(前53年-18年)《法言·问神篇》“昔之说书者,序以百”。张霸是孝成帝(前32年-前4年在位)时人,杨氏比张略早或同时,而且杨说“昔”,百篇《书》序非始于张霸明矣。其实,虽《今文尚书》亦上百篇。《汉书·儒林传》:“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间。”二十九篇加上“数十篇”,则可达百篇,当与孔子所定同,可见,《尚书》原本是上百篇的。而且按刘先生本人之统计,《史记》所引《书》文即达68篇,则逸篇绝对不只有十六篇。

    刘先生说,王充之言成帝以前就有中秘“百篇”是民间传闻,而“不及《汉书·儒林传》有史料根据之正确。”其实,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序,言其作意。”可知,汉之名流皆言孔子序百篇《尚书》而毫无矛盾也。刘歆、班固、王充等与张霸几乎是同时之人,他们皆云张霸百二篇为伪,可见他们并未混淆。因此,认为孔子序百篇《尚书》是两汉之际学人的共识。

    刘先生认为逸《书》只有十六篇,非百篇。如何解释这十六篇?确实古逸《书》有“十六篇”之说,如荀悦《汉纪·成帝纪》引刘向语云:“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但刘向是在平帝立《古文尚书》博士以前说的,因博士未立,未及整理辨析所致,怎能说逸《书》只有十六篇呢?

   《史记·儒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按:“以今文读之”“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说明孔安国只是用今文解读了其家逸《书》十多篇。并非逸《书》只有十多篇。“起”表明研读古文经的开始,至于古文经到底有多少?包括哪些内容,要待平帝时立了古文博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知晓。正因为不能知晓,故刘歆就有《移书太常博士》请立古文博士之举,若很清楚,或者孔安国全用今文解读了古《书》,刘歆何必多此一举,争立古文博士呢?故刘歆之上书称逸书“十六篇”,是受孔安国、司马迁及刘向之影响而说的。

    因此,在古文博士未立之前,所言古文篇数皆不确。不过从有关记载看,司马迁、刘向、刘歆之时已发现了全部《古文尚书》,因为“汉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6]而司马迁却引用了68篇《尚书》且在《五帝本纪》中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而刘向父子也只是错把《逸周书》排除在《尚书》之外。如:《汉书·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云:“刘向曰:‘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可见刘向见到了《逸周书》,这个“盖”字可知刘向不能肯定也。孔子哀文献之不足,或云其无删《书》之举,即使删一点,也不会删去七十余篇。其实百篇《尚书》是包括《逸周书》的。

     引司马迁、刘向、杨雄之言,皆云张霸前就有百篇《尚书》。不能说王充之记为虚。王充(27年-97年?)最恨虚妄之事,其所处时代正在平帝立古文博士后,故《论衡·正说篇》所云当最为可信。其文曰:“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抛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八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顺便一提,疑古派多认为伏生等古人是口传《尚书》的,非,据此可知是以文字的形式相传的)。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其《佚文篇》曰:“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逸《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百篇,《论语》二十一篇……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

    王充之记载,谈及西汉所有古文《尚书》,最为精当可信。与之同时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也说:“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云:“《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

    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也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序,言其作意。(刘先生引《艺文志》忽略了此段――引者注)……《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此“十六篇”也只是讲孔安国将逸书十六篇归入了《尚书》,并不意味《尚书》本来不是百篇。

    总之,两汉之际文人皆云《古文尚书》出于孔壁,且原有百篇,言之凿凿,不用怀疑。因此说孔子时主要史料,亦即“五经”等,汉时失而复得,并流传至今。

二、《逸周书》当属《古文尚书》

    我们知道,《尚书》即上古之书,包括尧舜至秦缪数朝之书,周介于夏商与秦之间,其书当然在《尚书》之列。因《今文尚书》已有《周书》一篇,故孔壁之《周书》被名为《逸周书》。《逸周书》之名源于许慎《说文解字》,《四库提要》已经提及,如《说文》“翰”字下云:“天鸡赤羽也。……《逸周书》曰‘大翰若   雉……’”,又引《逸周书·周祝》曰“    有爪而不敢以撅”。可见刘起  先生所云《逸周书》之名最早见于郭璞注《尔雅》之说非是。后世或云出于汲冢,已为大家所否认,故不多辩。许慎东汉初年人,正处平帝立《古文尚书》博士之后,故其说可信。既云“逸”《周书》,则必然是汉时新出的古文《尚书》了,因为,“汉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7]。《汉书·艺文志》也将其归入《书》类,云:“《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我们若将汉时《今文尚书》29篇,与《逸周书》相加,则正好是《古文尚书》百篇。当然,传至今天之《尚书》与《逸周书》内的篇数,由于各自内部篇目之分合,及某些既定因素之影响,已非原貌。如《逸周书》本71篇,而孔安国之《尚书》已收入部分逸篇,故《逸周书》至唐时只存40多篇。孔安国之“逸篇”篇名大都保存在今传梅赜之《伪古文尚书》里,而《逸周书》内的许多内容,又被先秦秦汉古书当《尚书》引,且有的被《伪古文尚书》所袭。可见《逸周书》也是《古文尚书》的一部分。如:

 

《左襄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此语见《逸周书·常训篇》,伪古文《蔡仲之命》袭用。

《墨子·七患篇》:《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见《逸周书·文传篇》引《夏箴》语。

《战国策·秦策一》:《周书》有言:“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见《逸周书·武成篇》。

《战国策·魏策一》:《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见《逸周书·和寤篇》。

《左襄十一年》:《书》曰:“于安思危,于始思终”等六句。见《逸周书·程典篇》。

《左襄二十五年》:《书》曰:“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终不困。”见《逸周书·常训篇》。


另《史记》采用《逸周书》中的《克殷》《度邑》两篇,并在《五帝本纪》中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司马迁是见过《古文尚书》的,其中《武成》篇既是古逸《书》十六篇中的一篇,又是《逸周书》中的一篇。足见《逸周书》即属《古文尚书》也。

    关于这一点刘先生的著里还有更详尽的资料可资参考,不赘。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即先秦秦汉引《周书》之“篇名”,与《逸周书》之“篇名”不同,而内容却一致。这是古史记多无篇名所致,与《郭店楚简》中的篇名皆今人所加一样。如:《逸周书·世俘》即《尚书·武成》篇,这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刘先生因受疑古派观点的影响,错将有些篇目误定为汉代作品者。如疑古派认为“三正”“五行”的观点为战国后之思想,故凡讲此内容者均为晚出,因而反复将《太誓》定为汉代作,又将《逸周书》中的《周月》《时训》等篇定为汉代作品。此等牵涉面太大,故容以后再讨论。

    除了《尚书》《逸周书》外,有关上古史的史料还有很多。如:《山海经》《竹书纪年》;诸子;经书;散见于正史中的上古史料;文学作品中的史料;及《拾遗记》《述异记》《博物志》……以及纬书。纬书虽不经,然只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仍然可以参考。《路史》《帝王世纪》是二部史料很丰富的有关上古史的著作。这些野史往往包含正史所不收的珍贵史料。其实,有关上古的一切文献记载均可作为研究的参考。只是要考证其可信度而已。至于地下文物,尤其是地下发掘的古文献,更是珍贵的资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渝的。

    古书传承有一个特点,即当古代文献被新书转载,而新书又被大家公认为是较好本子时,原古书便可能自然消亡。如同我们只见《唐律疏议》而不见《唐律》一样。

    总之,尽管秦“焚书”焚去了不少古籍,但孔子以来的重要典籍还继续流传,未绝灭。我们拥有比孔子时代多得多的史料及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定能做出古人不曾做出的研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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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3][4][5]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M],中华书局,1989,P117,P108,P108-109,P94,P109.

[6][7]班固. 汉书(楚元王传,引刘歆《移太常博士》)[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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