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先生曾言“举贤而民化善”、“吏贤使民治”[i]就是如何“御民”的一个方面了。其实“法治”与“仁政”在贾谊、晁错看来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早期法家商鞅的“法治精神”就突出了在律法面前，不论王公贵族、平民百姓一律平等的原则，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不合理的制度。后来这些都为贾晁二人全盘收下。然而与商鞅时代奴隶制刚刚开始瓦解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是，汉初是封建制度基本成熟时期，国民绝大多数是摆脱了奴役的自由人，教育慢慢走向民间。商鞅虽然主张“律法的平等待人”，但他的律法还是比较严苛的，韩非更是以“治乱”为名提倡重刑罚。因而贾谊晁错再提出刑罚时，就并不一味强调重罚，而是能够考虑到民众的接受能力与心理。贾谊认为，秦始皇为了结束春秋战国以来兵革不休的局面，用暴力平息了战乱，以酷刑稳定了天下，是可取的，“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威之本，在于此矣。”[ii]但秦二世却不明白“先诈力后仁义”的取守之道，仍行以始皇之法，这就是秦很快灭亡的原因了。贾谊打了个比方说：“故欲以刑罚慈民，辟其犹以鞭狎狗，虽久弗亲矣。”[iii]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写，晁错以“刻深”之术辅成太子启，而后又被启（即后来的景帝）迁怒所杀，使错始为天下笑矣。后来李贽却赞扬晁错是不避祸害、公而忘私。司马迁说的是一个事实，但在理解上就有点偏颇了。显然，在政治立场上晁错隶属于鹰派，比较看重刑罚的作用。但在很多时候他也曾向文帝讲过“除苛解娆，宽大爱人”[iv]的道理，讲过秦“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v]而最终导致“天下寒心，莫安其处”[vi]的历史教训。晁错具体还建议文帝“除去阴刑”，倘若真废止了宫刑，太史公又何致遭此祸端呢？

关于如何“御民”的第三个方面，贾谊晁错在经济上作了一定的考虑。与商鞅“重农抑商”的思想一样，他们也相信发展农业可以治天下，更可以安天下民。由于汉朝开国伊始，国力薄弱，而商人的投机行为又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些农民破产被迫又失去了自由。经济基础性质的进退，关系到了政治制度上的前进与后退，贾谊及时地上疏，认为现在“商重农轻”的现实是本末的倒置。“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vii]如此这样，不仅可以富国，又能够安民，安民则国治。晁错假以“人情说”，指出人在本能上都是想长寿、富足、安逸的[viii]。假使民众长期为生计而感到无着落，那么国家社稷就稳定不了了，面对叛乱“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ix]所以只有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办法，既“贵五谷而贱金玉”、“广蓄积，以实仓廪” [x]，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贾谊和晁错甚至认为，还可以让经济上富裕的农民得到爵位，这样既能够在政治上一定地制约世袭王侯，又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此外，民富可以安内也可以攘外。晁错认为，如果说：“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 [xi]而倘若他们拥有优厚的财产，待外族侵扰时，他们自然会为自己的财产而去与入侵者作战的。在经济上贾谊另外还强调要中央政权对经济的绝对控制，特别是要大力禁除“奸钱”和私盐[xii]，控制通货的发行和流通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举措。

贾谊和晁错基本秉承了先秦法家唯物求实、切合时世的原则精神。法家自始不言“古法”，所以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发展和丰富了法家理论，其中个别观点还直接启迪了后世，包括对现在的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贾谊而言，其思想又常常行走在诸家思想之间，本身在历史上区分其为法家人物，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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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贾谊《新书·道术》。

[ii] 贾谊《新书·过秦中》；

[iii] 贾谊《新书·大政下》；

[iv] 晃错《举贤良对策》；

[v] 同上；

[vi] 同上；

[vii] 贾谊《论积贮疏》；

[viii] 晁错《举贤良对策》，“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

[ix] 贾谊《论贵粟疏》；

[x] 同上；

[xi] 晁错《守边劝农疏》；

[xii] 贾谊《谏铸钱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