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在集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要汲取社会主义成败的经验，还要吸收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优点，不仅要看到现代欧洲的合作主义，还要看到中国春秋战国的治国理念
在公民自治的基础上，最高领袖原则的核心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党的最高领袖、军队最高军事统帅、国家最高行政首脑三位一体
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开放25年后，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是走向西方自由民主（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宪政）还是走向一党执政，我们是要作外向型加工大国还是要作产业基础雄厚的经济强国。维持现状好像不可能，这不仅仅是因为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空前增大了，更主要的是过去的发展思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些挑战集中于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在政治上，我们发现整个社会的稳定系数越来越低，各地集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党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所有这一切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具有“暴民”倾向，而是因为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受损害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人民的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二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基础——在更深的层次上，不单单是中国社会缺乏利益表达机制和内部压力释放机制，而是已经没有人代表这两个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了！
我们用中国古代政治学的标准同样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潜在的危机，它集中表现在政令的不畅通，那些下层官僚常常是以个人利益为准绳来决定是否执行政令。表面上这些官僚是不会反对国家或上级意志的，但是他们却可以不执行国家意志，有时甚至不惜用欺骗的办法来迎合上级。商鞅说政令不行国之危也，今天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了，得过且过的态度将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可怕的政治泥潭，那时国家意志将变得苍白无力，整个社会犹如一盘散沙。
经济上的挑战来源于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已处于破产的边缘。这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党的所有重要经济决议都要求进一步走向市场化。如果把在中国已经捉襟见肘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仅仅解释为“中国特色”将是极其愚蠢的，这是自欺欺人。但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是这样作的，不过也有许多人从经济转向了政治。他们说中国政府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降低制度成本，扫清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总之，他们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理论是不适用于所有后发国家的，从十九世纪的德国到今天的中国都是这样；在市场经济这件“皇帝的新装”下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失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就业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达9.3%，可过去6年伴随它的却是通货紧缩和中国失业率的节节攀升。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长达六年的通货紧缩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行，在此期间中国GDP的增长率维持在7%-9%之间，货币供给（M2）的增长率维持在12-20%之间，价格指数却在100或100以下。据推算，GDP每增1%，净增80万至100万就业岗位。可中国的失业率却没有因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而下降。相反，它一直在稳步上升。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以看作是最为保守的估计，它长期以来就是一条上升的曲线——1985年为1.8%，1992年上升为2.3%，1999年为3.1%，2001年为3.6%，2003年则为4.3%。
其次，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对近代经济发展历程作出的分析，一个处于工业化增长阶段的国家科研力量和服务业都会飞速发展，二者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前景，资本主义的丧钟也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者耳边敲响。但在中国我们地却看到了相反的现象，中国的科研能力基础在跨国公司的步步紧逼之下越来越脆弱，目前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在迄今为止的18万余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了87.8%；对我国“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电视、光通信等技术领域的分析，国外专利申请的比例更是占了85%以上；19世纪末期英国和美国在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就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就大体相当了。到了20世纪以就业而论服务业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从产值来看大体上也是这样。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服务业占GDP产出比重只有34%，明显低于发达国家（60%—75%）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多为40%左右，印度为50%），而进入第十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
最后，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经济的增长会加强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在中国我们看到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却看到一个又一个国家战略产业被大跨国公司殖民分割，从IT业到汽车飞机制造业都是这样。那么人民的生活福利呢？尽管我国政府一直想方设法地扩大内需，但内需占GDP的百分比却在以每年0.6%的速度下降，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约为57%，比最近10年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78%少20多个百分点。
用市场经济理论阐述中国的经济现实是苍白无力的，如果我们的政府屈服于国内外的压力走向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自由民主制度，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相当于我们从错误的方向进一步走向错误的方向。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在集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要汲取社会主义成败的经验，还要吸收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优点，不仅要看到现代欧洲的合作主义，还要看到中国春秋战国的治国理念——综合起来就是最高领袖原则。
中国没有稳固的中产阶级
最高领袖原则是由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决定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这些概念的确能描述人类社会技术经济发展的显著趋势，但它们不能清楚描述当代历史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我们发现，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呈现为一个垂直的等级秩序。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上层，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主导的国家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中层，以非洲为主导的一些国家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下层。这种秩序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大国的国家暴力来维持。
当代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特点是结构上层对结构中、下层的控制和掠夺，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花费那么多资源，却得不到相应福利的基本原因。通过细致的世界金融体制安排，中国的血液正在被吸干——事实并不象有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原因才导致中国勤劳却不富有的。
让我们细致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吧。首先，以美国为主导的结构上层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地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它已经不像冷战中一样在世界各地大力培植倾向于自己的独裁政权（其中包括萨达姆政权）。这样作的好处是使世界投资越来越开放，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当然，投资有时是一件好事，它有利于像我们这样缺乏资本的国家实现经济的增长。但事实远远不是这样简单，目前以跨国公司的形式，以国家为母体的资本流动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摧毁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使这个国家成为自己后院的母牛——表面上这头牛更胖了，毛发也更加精亮了，但是它却被戴上了缰绳，奶也被别人挤走了，且严重缺钙（资源）。由于在地缘政治上中国这头牛太大了，它定会被肢解杀掉。布什总统讲得很清楚，即使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国仍然是一个危险。
美国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实行赤字经济，它印了数量惊人的纸币（用用不着担心出现通货膨胀，因为军事政治手段使它能够汲取的资源也在不断扩大。这与中国不同，欧洲、日本军事力量太小也不敢这么作），和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主张国人“节欲”消费相反，美国人一直鼓励消费。同时市场机制可以把外国缺乏技术含量产品的价格（越来越多的商品来自中国）定得惊人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呢？面对美国2004年感恩节的购物狂潮，中新社驻华盛顿记者余东晖这样写道：“刚刚吃过火鸡和南瓜派的美国人掀起一年一度的岁末购物热潮，华盛顿许多市民涌向便宜货。热销商品的主角是‘中国制造’，17美元DVD、499美元的笔记本电脑、99美元的数码相机、29美元的MP3，海尔电冰箱,洗碗机，格兰仕微波炉，康佳和上广电的彩电。尤其是原价99美元、特价67美元的康佳20英寸纯平彩电是最热销的商品之一，不少家庭甚至一次拉走两三台。……499美元相当于4150元人民币的笔记本电脑、99美元相当于820元人民币的数码相机、199美元相当于1660元人民币的数码摄像机、17美元相当于141元人民币的DVD播放机、67美元相当于550元人民币的康佳二十英寸纯平彩电……这些家电产品的价格在中国内地的销售价格至少要贵上一倍。”这就是中国人生产了那么多东西却不能消费的奥秘——产品被别人消费了—— 以2003年的数据计算，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60%，对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不正常的。
过去500年来主导人类经济领域的是国家和资本，而不是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由和市场。资本所到之处，国家力量就开始制造巨大的不公正。当资本主义的发展仅限于欧洲少数国家的时候，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国内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在全球资本高唱凯歌的今天，当初那些贫困工人的后裔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稳定社会的中产阶级，今天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国家之间，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下层根本无法享受到人类经济增长的成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经过10年的发展，世界的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国家越来越富，国民享受着现代化的幸福生活；而有54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逐年倒退，甚至还不如10年前生活好。同时，有21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和教育程度回落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水平，14个国家的儿童在5岁前的死亡率比以前还高，有4个国家的百姓甚至比20年前“更饥饿”。报告指出，造成世界近1/4国家经济倒退的主要原因是饥荒、艾滋病、武装冲突和错误的经济政策。其中经济倒退最严重的主要是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蒙古和委内瑞拉等国。这份报告还说，占世界人口1%的富有者收入相当于占世界人口57%的贫困人口收入的总和。1820年时，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是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3倍，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却变成了13倍。
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大社区，那么世界政治经济等级结构的上层就是富人区，结构中层就是肮脏、散发着汗泥味的工厂区，而下层是破败不堪的贫民窟。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不过是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城市生活的翻版！！
尽管这种比喻形象地反映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但它却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在每个“工厂区”，每个“贫民窟”都建立起了高楼大厦，培养了少量的富人，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中国的一些学者天真地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出现了，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事实上即使按照那些学者自己的逻辑，中国也不存在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
在美国，一般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人群都属于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应该属于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美国整个社会呈现为一个橄榄型结构，两头小，中间大，这种社会结构使美国的社会变得十分稳定，中产阶级也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支柱。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学者们所谓的中产阶级不过是中国的最富裕阶层，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呈现为不稳定哑铃型。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在中国的全部居民储蓄存款中，最富有的20%人群拥有全部存款量的80%，而其余80%的人口才拥有存款的20%。据国家统计局严先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的高收入阶层接近4500万，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3%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0元，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其人均纯收入在6000-7000元；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 7亿上下，可支配收入低于2000元。高低层相差10倍。有人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0.4的警戒线，甚至已经达到0.5。
即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北京，也不存在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前11个月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统计数据显示：1～11月，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331元，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距较去年扩大，由去年同期的4．7∶1升至今年的5．8∶1（2000年这一数字为3.1：1）。尽管在全球144个大型城市消费水平排名中北京比纽约还靠前，尽管北京音乐剧的票价远远高于香港；尽管北京有那么多豪华别墅，但北京却没有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
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不会造就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它只能形成贫富分化的两极社会，这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下层的“国际惯例”。换言之，中国不存在自由民主政治的政治经济基础。
如果你跟随许多学者的思路试图证明自由民主是最适应中国的制度，经验会使你失望。比如中国的私有经济在扩大，新兴商人出现了，历史证明商品自由是自由民主政治的第一推动力。但在中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中国大陆富豪榜”被人戏称为“囚徒榜”，因为那上面有许多富商已经成为阶下囚。周正毅、仰融、杨斌……学者们也开始使用“转轨富豪”和“问题富豪”这样的概念来给中国过去20多年中出现的富豪定位。再比如帝国体制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持续繁荣，但中国目前却没有形成帝国的经济政治实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上帝保佑”中国真的形成了一个东方自由民主国家，中国也不过是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中雅典帝国的可怜附庸而已！
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战争结束后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其总部设在提洛岛（Delos）。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该同盟，它们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在此基础上雅典使之渐渐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而商业上发生的争执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那些同盟国的主权几乎被剥夺殆尽。它甚至逐渐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还进行了若干次残酷的武装干涉。提洛同盟诸国在被迫向波斯人纳贡时被公认为是附属国，而在遭到雅典人的更为严重的剥削和压迫时，自然还是处于臣属地位，他们最多不过是换了新主人、穿上了民主长袍的奴隶而已。有大量资料显示，当时的雅典帝国的整合程度远远超过十九世纪的英帝国和今日的美帝国。三者的共同点是，打着民主的旗号，高擎手中的宝剑，对外尽可能多地的攫取财富，对内尽可能多的培养中产阶级。
从阶级混合政制到职能分权均衡政制
从本质上说，当代西方民主制度不过是有产阶级的集体专政、是与古典阶级混和均衡政制（它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弗利一直被西方政治学者鼓吹的，它是从从古罗马到二十世纪的欧洲被多种政权成功实践的）相背离的职能分权均衡政制。让我们以西方世界两个典型的民主国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从阶级混合均衡政体转向阶级专制分权政体最早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英帝国开始的。在日耳曼人入侵后，英国形成了很多小的国家。九世纪英国统一，受日耳曼族部落民主生活的影响，国王的权力受贤人议会的牵制（恩格斯讲到日耳曼人时还称赞说：“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自己事情的民主本能，……是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贤人议会由僧侣和贵族组成，它在名义上可以选举国王，也可以罢免国王。由于国王需要不断筹措经费，英国的国会阶层逐步扩大到广大平民和正在成长中的城市商人阶层。到十三世纪英国僧侣、贵族、平民阶层合作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但是城市资产阶层实力的增长不是一蹴而就的。1696年，英国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强大。在全国五百五十万人口中，农业人口为百二十多万，小手工业者、小商人、海员等共三十二万，商人一万多。资产阶级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外在政治的外围，直到1761年，英国议会上院还几乎全由土地贵族控制，下院3/5亦为贵族控制。
随着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从18世纪初的70%下降到1841年的22%，1851年该数字仅为14.2%。要知道，西欧城市一直是资产阶级的堡垒，是抗击欧洲封建统治的工具。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也是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土地贵族的一个重要标志，资产阶级不会再和贵族平等合作了！
而当时的政治版图却不尽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意。以工业发展极为迅速的曼彻斯特为例，1831时它没有一个国会议员。为此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发起了以增加国会中自己代表名额为目的的急进派运动，迫使国会在1831年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新选举法在削弱国会中旧土地贵族的同时加强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然而这不过是他们试图专政国家权力的开始，到1911年国会法（The Parliament Act）通过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下议院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的中心。
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直接代表大奴隶主，公债持有者集团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 据统计，在当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54名代表中，持有公债的超过40人。其中持有巨额公债或者亲属持有巨额公债（超过5000美元）的有25人，拥有巨额数量地产的超过14人，新兴工商业巨子超过35人，19人是奴隶主（华盛顿本人就拥有大量黑奴），他们中不少人兼有多重身份。因为当时美国大多数人没有多少财产，为了防止“他们将在共同情况的影响下，团结起来” （麦迪逊语），反对无产者的暴政和有产者个人独裁，立宪者们一方面通过以财产为标志的选举制度来限制人民参与政治，另一方面用三权分立的办法将国家政权在有产者中“分脏”，以上两点构成了美国宪法的主体精神。在立宪运动领袖们的推动下，各州于1787年实施了关于投票人和州议员的财产限制。比如马萨诸塞州规定，参选议员必须拥有不动产300镑以上，或者拥有动产价值600镑以上。纽约州甚至规定，只有不动产达100镑以上的男子才有投票资格。
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方向，尽管有人已经注意到裙带资本主义通过私募基金的形式在不断侵蚀美国自由民主，但美国只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帝国势力就有扩大民主的空间。当然，成为雅典式的直接民主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西方政治家的大脑中它早已成为暴民政治的同意词。在美国，只是到19世纪前期代议制民主确立后，它才开始学会崇拜自己的政治祖母。
一味否定自由民主制度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看到这种专制形式的优点，并毫不迟疑的吸收这些优点——如果阶级混合政制是整合中国不断分化社会阶层的经线的话，那么部门职能分权则是制约各种国家权力的纬线。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就有过实行阶级混合政制的尝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其中共产党员代表工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1/3。邓小平同志甚至明确指出，“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他还说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2-13页 ） 。
目前在形式上八个民主党派代表着中国各个阶层。要知道，八个民主党派是上个世纪中期国共斗争的特殊历史阶段形成的，目前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些党派进行重组，让他们转化为国家统一的职团组织。如果一个党不能真正代表它所声称代表的群体，那么它的存在就毫无意义，最多不过是好看的花瓶而已！
在职能分权方面，我们作得显然还不够。人大代表应是专职的，他们必须代表人民并成为中国社会压力释放管道。如果我们再不建立起这样的管道，群体性的上访事件会逐步成为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应尽快建立从国家一直到县一级的劳动法院体制，平衡的劳资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劳动法院才能最终从法律上保障我国广大工人、农民、广大公私企业经营者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将三权分立改为四权分立，增加审计院，因为现代经济的复杂性要求审计部门更加强大。
人民自治和国家功勋制
面对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我们只能在吸取西方民主经验的基础上实行最有效率的一党制，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如果说多党制容易造成决策无效率和国家分裂的话，那么一党制则容易造成个人独裁。历史证明，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地遏制这个可怕的趋势，党的领袖常常会通过官僚系统实行个人独裁。同时，共产党始终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领袖更替问题，为了取得接班人地位，残酷的党内斗争常常使党受到严重的历史创伤。为此我们需要引入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法家思想——实行最高领袖原则，人民自治和国家功勋制。
法家和儒家的争论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思想斗争的主线。因为儒家在过去一千多年里的主导地位，法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法家被说成是秦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严刑峻法的原凶，甚至被说成是法家人物多被杀的原因。
那么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首先，是法家成就了秦汉帝国，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司马迁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史学家。他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公正的。对于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新气象，司马迁评论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在混乱的战国时代，这是怎样的政治成就啊！大约100年后，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访秦后这样赞道：“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尽管荀子为秦国“少儒”而遗憾，但他还是客观地描述了事实。这样的国家怎么会轻而易举地灭亡呢？基本原因是由帝国过度膨胀的财政政策和统治精英集团的极度腐朽残暴。司马迁对此看得很清楚：“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 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奸伪并起，而上下相循，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国法律是很严厉的，但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完全不能说是“酷法”。特别是1975 年湖北睡虎地大批秦帝国法律文书出土后，我们发现很多法律都是比较合理的。可以推想，如果秦法真的象后世儒家所说的那样残酷，为什么汉朝精英统治集团还要将它移植过来，要知道在《汉律》中萧何只除去了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
至于造成法家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赵良对商鞅的一些建议是正确的，比如说在保守派的仇恨阴影下要自晦，但说商鞅被秦国老百姓憎恨则与历史现实不符。后世儒家就因为赵良说商鞅“亡可翘足而待”就把他当成了儒教的预言家，这是不可取的——改革者的命运总多舛！！
法家主张最高领袖与国民就好比五官，不各司其职就会出大问题。他特别指出：“ 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商君书·君臣》）最高领袖原则明确了党的最高领袖、军队最高军事统帅、国家最高行政首脑三位一体，它保证了国家具有军队般的效率，一个没有指挥官的军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同时，除非法定的最高领袖任期结束，最高领袖的权威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就关闭了通过残酷内部斗争架空国家领袖的大门。
党的领袖必须有一定任期，终身制是与国家利益相背的。但这个任期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以保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领袖的候选人，最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差额选举选出最高领袖。现代政治的一个普遍原则是：通过代议制将最终选择权交给人民。
为了防止党的最高领袖和下级官僚联盟独裁国家权力，需要引入国家功勋制和人民自治制度。国家功勋制和人民自治应成为基本国家制度。我们要尽速制定《全民监督法》和《国家功勋条例》。《全民监督法》是人民实现自治的保证。商鞅在他那本著名的《商君书》中屡次强调要人民在法制条件下实现自治：“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商君书·定分》）“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商君书·定分》）
《全民监督法》要求任何人都有义务举报自己发现的违法行为，不举报将承担严重的关联法律责任。比如发现自己的丈夫有违法行为，妻子不举报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我们必须结束儒家宗法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将家庭血缘系统伦理原则硬性引入社会系统是危险的，特别是对于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更是这样；“儒化”对中国建立法制社会，走向现代化是有害的。在任何时候，国家利益都应高于个人利益。
如果说商鞅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军功是从制度上扫清了秦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话，那么《国家功勋条例》将从体制上消灭中国官僚买办阶层——它们是当代中国的腐朽贵族集团；商鞅认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商君书·赏刑》）他还认为只有以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为导向的严明赏罚制度才是国家强盛的保证：“圣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商君书·赏刑》）——国家功勋制要求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无论处于何种公私岗位，没有国家功勋都不能增加工资，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有的单位只要混的时间长，就会长工资，只要会搞人际关系，就能当领导。我们必须彻底根除这一国家毒瘤，否则它会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之中。国家功勋制的终极目标是将整个国家打造成实现我们伟大历史使命的利剑。
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商君书·赏刑》）——国家功勋制要求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无论处于何种公私岗位，没有国家功勋都不能增加工资，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有的单位只要混的时间长，就会长工资，只要会搞人际关系，就能当领导。我们必须彻底根除这一国家毒瘤，否则它会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之中。国家功勋制的终极目标是将整个国家打造成实现我们伟大历史使命的利剑。
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商君书·赏刑》）——国家功勋制要求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无论处于何种公私岗位，没有国家功勋都不能增加工资，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有的单位只要混的时间长，就会长工资，只要会搞人际关系，就能当领导。我们必须彻底根除这一国家毒瘤，否则它会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之中。国家功勋制的终极目标是将整个国家打造成实现我们伟大历史使命的利剑。
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商君书·赏刑》）——国家功勋制要求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无论处于何种公私岗位，没有国家功勋都不能增加工资，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有的单位只要混的时间长，就会长工资，只要会搞人际关系，就能当领导。我们必须彻底根除这一国家毒瘤，否则它会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之中。国家功勋制的终极目标是将整个国家打造成实现我们伟大历史使命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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