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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国魂之殇——中华尚武精神消退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2-01-13

史上有“强汉”、“弱宋”之说,我们可以断定中华尚武精神消褪在这期间,笔者认为其大致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颜之推(531~约595年)是南北朝后期著名学者,著《颜氏家训》二十篇,其中详细记载了儒弱不武的南朝之风,这些人颓废到战争中只能坐着等死。颜之推曾仕南朝梁,官至散骑侍郎,所以对梁的精英阶层十分了解。在《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中描述说:梁朝的士大夫,都崇尚著宽衣,系阔腰带,戴大帽子,穿高跟木屐,出门就以车代步,进门就有人伺候,城里城外,见不着骑马的士大失。宣城王萧大器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送给他一匹果下马,他常骑着这匹马。朝廷上下都认为他放纵旷达,不拘礼俗。如果是尚书郎骑马,就会遭到弹劾。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细皮嫩肉的,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体质虚弱,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在变乱中坐着等死的人,往往是由于这个原因。建康令王复,性情温文尔雅,从未骑过马,一看见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他对人说道:“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

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介绍了武事的象征射箭在南朝的地位,当时南朝人连游戏用的“博射”都不再玩了,更何况真刀真枪的“兵射”呢?倒是在北方,中华礼义文明传统的尚武精神一息尚存。他评论道: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燕集,常縻(mí,本义指牛缰强,也有捆,拴的意思——笔者注)荣赐。”(《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大意是:弓箭的用处,可以威震天下,古代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选择贤能,同时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江南人将世上常见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所以儒雅的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较长,设有箭靶,宾主相见,温文尔雅,作揖相让,举行射礼。这种射箭对于防御敌寇根本无用。经过了战乱之后,“博射”就没人玩了。北方的文人,大多数会“兵射”,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杀贼寇,三公九卿宴会时常常赐射箭的优胜者。射箭技术高低关系到荣誉与赏赐。)

值得指出的是,乱世之中颜之推反对后人习兵,所以他接着说“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显而易见,颜之推本人也难脱当时颓废世风的影响,他甚至作《诫兵篇》,主张士大夫不该参预军事!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尚武精神是伴随着儒学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而消退,特别是佛家化儒学——理学宋以后取得独尊地位后。

儒家有一种极为荒唐的观点,认为通过内心道德的提高可以实现太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武力则是被放在了极低的位置。

早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当时的儒生就主张放弃武备,认为只要汉王朝内修道德,匈奴就会乖乖地来降服。《盐铁论•忧边第十二》上儒生说:“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

两千多年前儒家这种迂腐思想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知识分子在谈论汉武大帝时还不忘他如何“穷兵黩武”。试想,如果没有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战略大反击,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能够维持这么久是不可思议的——中国被北方游牧民族全境占领在宋以后才发生,当时儒生的泛道德主义被推到了极至。

将战略要地拱手让给战略竞争对手,在今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宋儒看来,这没有什么错误,理由是如果放弃了这些战略要地,敌人就会更安心,进而减少了战争爆发的机会。年轻有为的宋神宗(1048~1085年)一死,司马光就于1086年春天写了一道《论西夏的札子》,主张将沈括(他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等收复的战略要地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归还西夏。他弃地与敌的主张马上得到了齐挚、苏辙、范纯仁、文彦博等人的支持,文彦博甚至说送得太少,要把从吐蕃诸部收复的熙河路和元丰四年攻占的兰州一并送给西夏。

当然北宋也有人反对这样作,如安涛、孙路等等,这些人反对的结果只是保住了兰州等地,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最终还是让昏庸的北宋政府拱手送给了西夏——当然和平并没有实现。

“弱宋”之弱首先弱在精神上,弱在社会风尚上——21世纪的处在全球大争中的我们不可不引以为诫啊!只有先讲武,才有权谈武德——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以竞争和掠夺为文化基础的西方文明的时候!

多年以来,笔者看到了太多文化复兴运动,除了祭孔、读经、还有汉服热、孔子学院等等,难道这就是中华文明吗?为什么这个文明安身立命所需的尚武精神却鲜有人提及,我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恢复西周男儿那种箭射天地,志在四方的英勇!

当中华少年将军训作为自己的荣耀和德行标尺时,我们才算真正复兴了中华文明——那才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千呼万唤的少年中国!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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