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小泉政府的对华挑衅和敌视政策，已将中国逼到了底线，中国已经是让无可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妥协让步，势必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感情，进而影响国内政局。强硬回应日本的目的，是决不让其从反华政策中占到便宜、捞到好处，否则就会树立一个反面导向，等于鼓励日本右翼势力变本加厉地实施反华政策。以妥协退让或过分友好的姿态应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挑衅，非但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事与愿违。以反华为重要特征的日本右倾化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发展趋势，并且还将发展下去，这不是我们单方面主张中日友好就能够改变的。
（二） 日关系不好的责任在日本方面。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不是中国造成的，也不是中国一厢情愿能够改变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谁破坏了中日关系就应该由谁来采取措施加以改善。如果由中国方面来采取措施，就势必作出无原则的让步，而且这会给人以中日关系不好的责任在中国方面的错误印象。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多说。
（三） 日本民族具有吃硬不吃软的特性。对他们一厢情愿地求友好，无济于事，必须软硬兼施方可奏效。从历史到现实，日本对待美欧、俄罗斯和对待中国的不同态度，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近代以来，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周恩来，从邓小平到胡耀邦，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我们的领导人无一不宽怀大度，对日友好，可是日本怎么样呢？他们给了中国什么回报？总的情况是中国以德报怨，日本以怨报德，在中日关系史上，中国方面吃了多少亏，真是难以计数。而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以怨抱怨，以德报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无原则的大度和退让，除了吃亏，还能得到什么？我们对日本的友好从古至今，得到了什么？这是应当反思的。
（四） 现在当权的日本右翼势力不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他们一方面竭力从中国捞取经济利益，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的崛起，他们非但没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反而蓄意破坏中日关系，以便在日本国内树立英雄形象，一边为贯彻右翼路线，篡改和平宪法，争当政治军事大国制造舆论氛围。他们有时候也按口头上说说中日友好的言辞，但那全是言不由衷的鬼话，或者是为了欺骗国际舆论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的单方面友好意愿不可能有什么作用。
（五） 从经济关系看，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互补性越来越弱，而竞争性越来越强。先看经济性质，两国都是出口型经济，在国际市场与中国国内市场上，都形成了逐渐加剧的竞争态势，日货对中国市场的大规模占领，已经对中国的民族产业形成了巨大的积压效应；从能源因素看，两国的竞争十分激烈，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的态势，日本对中国的能源外交是不分青红皂白，到处搅局。当然，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不是完全没有，在资金方面，互补性越来越小，中国实际上已经不缺资金，从1996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资金纯外流国，如果改变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改善对待内资的歧视态度，那么中国的资金是十分充裕的；在技术方面，日本的技术水平的确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日方对中国采取的极为严厉的技术封锁，这个互补性实际上无法实现，中国对日本的技术赶超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现在，日货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已经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大下降了，其绝大部分产品可以被中国国产货或欧美货所替代。而中国产品。因为物美价廉，实际上是日本过娩所必须的，是基本不可替代的。总的看，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越来越弱，竞争性越来越强；与此相应，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越来越小，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不客气地说，是中国在拉动日本的经济复苏。这是日趋明显的新的发展趋势。如果我的这一判断能够成立，那么这就意味着以下两个判断也能成立：一是中国不但不应该因为照顾中日经贸关系而对日本作出让步，而是恰恰相反，应该而且可以通过经贸关系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政治领域对中国作出让步；二是政治上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有利于降低日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反而有利于为中国民族产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复兴所需要的不是日货和其他洋货充斥于中国市场，而是真正的国货首先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现在这种盲目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不但没换来什么像样的技术，反而将民族产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宝贵市场轻易地让给了跨国公司，已经造成了跨国公司逐渐垄断中国市场的重大恶果。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合资企业，对中国的GDP数字贡献很大，而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贡献不大，而且给中国留下了很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劳动者的健康损害、外贸顺差的帽子等等，比如最新的统计说明，中国80%的外贸顺差实际上是跨国公司造成的，中国从中获利很少；在合资企业中，每100元的盈利，中国方面只能拿到5%到10%，这是中国人民为什么勤劳而不能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在华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最为典型。
（六） 从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看，中日两国的竞争态势也在逐渐明朗化，这不是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我们奉行不争霸的和平外交政策，但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和政治影响力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中国没有办法回避的。在这个问题上，和日本之间不是没有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但主要还得依靠竞争来实现。
（七） 有人担心日本会因为中国的强硬政策而在对台方面采取动作。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日本在对台方面不敢也不能有太大的作为，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方面，而不在日本方面。如果按照日本的意愿，它恨不得让台湾独立，或者干脆吞并了台湾，但它敢吗？它不敢，也做不到。退一步说，即便日本反华势力敢于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也不是我们对日妥协让步能够阻止和改变的。也有人担心，对日强硬政策会恶化中日关系，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我们强硬的后果，而是我们不得不强硬的原因。日本右翼势力就是要恶化中日关系，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我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能够改变的。还有人担心，对日强硬会把日本推向美国。这几乎是一个伪问题，日美同盟是战后就开始了的，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只要中国处于发展的趋势中，日美两国的勾结就是必然的，这也不是所谓对日友好就能把日本拉过来的。日本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是从来不与弱者结盟。要想真正实现中日友好，把日本从美国那边拉过来，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中国实现复兴，至少发展到与美国一样强大；否则中日友好很难实现。
（八） 有人说，是应该对日本强硬，但我们手里没有牌呀。我认为，我们手里有牌，而且有很有力量的牌：一是经济武器。中国市场是日本离不开的，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既然美国可以借助中国对其市场的依赖频频对中国施加压力，为什么中国不能对日本施加压力？本来，中日关系这样紧张，日本企业应当顾虑在华风险，而逐步减少对华投资，而实际上却是死活不走。为什么？这里有钱赚。这几年，日本政府大喊走向印度，实际上那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的一厢情愿，一方面是吓唬中国的。有几家日本企业真正大规模投资印度？没有几家。因为那里不赚钱。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通过对日经济政策的调整来制约日本。二是政治武器。我们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中国可以可以采取强硬立场，要么组织其入常，要么迫使日本找中国商量，借此向日本提出一揽子条件。三是历史武器。这实际上是一种道义的武器，可以对日本使用，也可以在国际上使用，可以考虑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问题国际化，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日本右翼势力的恶劣本质。四是军事武器。我们是核大国，具有核威慑力，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这样说，不是鼓吹战争，而是旨在说明我们是有实力的。我们还有一个小武器，就是有可能的话，和朝鲜、韩国合作，把日本驱逐出六方会谈，使其边缘化。将来如有可能，还可以考虑推动联合国对日本进行核检查，防止日本暗中进行核武装。这都是一些大概的想法，不一定就要如何如何，而是说，我们是有实力的，完全有办法对日本的反华政策作出有力度的回应。从各个角度看，中国都完全有能力对日本的反华政策作出有力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日方不得不顾忌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敢于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作出反应。威慑不但来自于实力，而且来自于在必要时敢于果断使用实力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苟同有些学者动不动就呼吁“要理性啊”、“要冷静啊”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强硬一点就是不理性，就是不冷静，其实该强硬的时候，强硬就是理性，退让才是不理性，因为这种人没有认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我们注意到，国内有些学者，不管日本右翼势力怎样反华，他们总是站出来呼吁对日友好，这对谁最有利？当然是对日本反华势力最有利了。他们那样损害你，你还对他们友好？他们肯定是一边偷着乐，一边笑话你是傻瓜。
（九） 上述所有问题都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应当用什么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我的看法是，不能用羊的思维处理狼的问题，不能用国内伦理处理国际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中日交往中总是吃亏上当、挨打受气的重大教训就在这里。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必须用国际法则处理国际问题，该强硬就强硬，该谈判就谈判，该索赔就索赔。如果说中国应当在一些问题上“与国际接轨”的话，这个问题上的确应当与国际接一接轨。因为，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中，有些是羊性的国家，当然可以羊的思维和它交往；有些则是狼性的国家，如果总用羊的思维和逻辑去和它交往，必然被狼咬得遍体鳞伤。羊的思维是一种弱势思维，这种思维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和振兴。按照这种弱势思维，最好是什么事情也别干，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危险。缺少了做事的勇气和气概，哪怕实力再强，也无济于事。中国历史上，先进而富裕的汉民族屡屡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屠杀，并不是因为汉族不先进、没有实力，而是因为汉族不强悍、不尚武、不善战，羊性太重。另外，我们的外交观念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有人把发展和维护友好关系当成了外交的目的，这是对外交的误解。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换言之，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最大化。交朋友是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把手段当成目的显然是错误的，那样很容易为了维持友谊而牺牲国家利益，或者患上“友好焦虑症”，一遇到不友好的情况就着急，就忧虑，就睡不着觉，为了实现友好甚至不惜代价地妥协让步。我们不能为外交而外交，外交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服从于国家安全的大局，服从于广大民众的意愿。外交部门动不动就要求国内民众、各部门和军队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以便配合外交，这是不合适的；除个别情况外，总体上应该相反：外交部门根据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意愿去展开外交活动。
这样看来 ，其实国与国之间不一定都要友好，要视具体的情况，尤其是利害关系而定。也就是说，友好与否要看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符合就友好，不符合就不必友好，甚至可以制裁之、对抗之、打击它。这是国际关系中通行不悖的法则。
（十） 笔者主张对日强硬，并不是一味地强硬，而是有节制地强硬。根本目的还是以斗争求团结求和平，而不是求冲突求战争。现在，我觉得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对日强硬的问题，而是如何对日强硬的问题，要强硬得有理、有利、有节，在强硬的同时防止中日关系出现失控的局面。我觉得现在中央政府不以小泉为对手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后小泉时代，还是要恢复中日两国间正常的高层往来，甚至可以设立军政热线，在对日交往和沟通中坚决捍卫中国的政治原则、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当然，在中日关系中防止失控，守住和平底线的关键，不是外交，而是内政。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日本已经告别了战后的和平主义，而逐步变为一个具有挑衅性的新军国主义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具有侵略前科，且至今不反省侵略战争的危险的军事化邻居，我们一方面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综合国力，尤其是国防实力。只有实力强过对手或者与对手取得平衡，战争才有可能避免。这十几年，不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是我国国防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为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资金能力充裕，公民就业不足，国家又提倡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恰恰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带动就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我们应当趁此良机，让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国防综合实力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发展起来，发展到足以让可能的侵略者望而却步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