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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怀:长安城失去国都地位的原因——并不只有经济 
作者:[王双怀] 来源:[《人民论坛》2017年9月上] 2018-03-09

       【摘要】长安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究其原因,除经济因素外,战乱使关中地区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经过长期战乱,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树木植被大量减少、水资源变得相当短缺,这些因素均加速了长安的衰落,使其失去了作为一国都城的优势。

    

          长安(今西安)曾经是许多王朝关注的首善之区。据统计,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割据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共建立过217处都城,其中立都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长安。宋代以前,先后有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三位农民起义领袖曾把都城建在这里,历时长达1077年,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长安作为国都,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中也是少见的。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更是首屈一指,它的面积比隋唐洛阳城大1.8倍,比明代南京城大1.9倍,比清代北京城大1.4倍。这说明,长安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

         唐代以后,长安城优势不再,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

        唐代以后,除李自成以外,再也没有人把都城建在长安,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洛阳和开封为都。其后,两宋分别以开封、杭州为都,元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后徙北京,清朝亦以北京为都。定都乃国之大事,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中地区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很显然,唐宋之际是关中历史的转折点。

        为什么唐代以后的长安丧失了国都地位?一种观点认为,长安之所以失去国都地位,主要是由于长安的地理位置不太适中。从中国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这种观点是比较片面的。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确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取决于地理位置。如果我们全面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都城,就会发现地理位置适中的都城是很少的。以“七大古都”而言,南京、杭州地处江南,开封偏东,安阳偏北,北京更靠近东北,都不能说是“适中”。另一种观点认为,长安丧失国都地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是因为唐朝中期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关中距江南过于悬远,漕运不便。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也不够全面。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中心也必须移到江南去。明清之际,江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此时的都城并不在江南,而是在北京。至于漕运的问题,则是任何一个统一王朝都不可避免的,不论都城设在哪里,都需要得到漕粮的接济,只是漕粮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而已。关中地区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区,这个经济区面积不大。当关中经济繁荣之时,漕运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当关中经济区遭到破坏后,漕运才显得重要起来。所以经济并不是长安失去国都地位的唯一原因。

        战争对长安城造成了破坏,使关中地区遭受巨大创伤,这是长安城在唐以后失去国都地位的首要原因

        事实上,长安在唐以后失去国都地位,首先是由于长安城的彻底毁灭。据文献记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100多年间,宏伟壮丽的长安城虽遭到多次破坏,但尚能得到及时修复。到了唐末,长安城破坏日益严重。中和三年(883),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与唐军在长安一带激战,黄巢离开长安时,曾放火焚烧宫室,而诸道兵入城后,对长安城的破坏尤为严重。据《新唐书·黄巢传》记载:“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①《旧唐书·僖宗本纪》亦载:“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②唐僖宗逃到四川后,令王徽充任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使,修复长安宫殿,“徽外调兵食,内抚绥流亡,逾年,稍稍完聚。兴复殿寝,裁制有宜”,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两年以后,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令孜败归,下令焚烧坊市及宫城,导致“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其后虽有修复,但不久又遭战火焚烧。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杀人放火,于是“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④这些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长安城造成了破坏。而八年以后,朱全忠在长安的暴行,则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导致了长安城的毁灭。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对长安城进行了彻底破坏。关于朱全忠破坏长安城的情况,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据《旧唐书·昭宗纪》,天祐元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如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至此,天乎!天乎!’”⑤据《资治通鉴》卷264天祐元年正月条记载,朱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楼,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邠、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书,促百官东行。戊午,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老幼襁属,月余不绝。壬午,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⑥五代人刘从乂也回忆说:“昔唐之季也,四维幅裂,九鼎毛轻。长庚袭月以腾芒,大盗寻戈而移国。帝车薄狩,夜逐流萤;民屋俱焚,林巢归燕。银阑绮都之庄丽,顿变丘墟;螺宫雁塔之精严,仅余灰烬。”经过这次浩劫,宏伟的长安城被毁灭了。一代名城,化为灰烬,关中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到处都是残破的景象。

        五代时期,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关中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如后梁开平二年(908),蜀主王建与岐王李茂贞联兵五万攻入关中腹地,与后梁大将刘知俊、王重师大战于幕谷。开平三年(909),刘知俊叛梁,以同州归附岐王,进攻华州、长安。梁太祖令杨师厚讨伐刘知俊;刘知俊则引岐兵据长安与之对抗。刘鄩、牛存节等围长安,久攻不克。后杨师厚出奇兵攻破长安西门,迫使刘知俊大败而归。后梁均王乾化元年(911),岐王以温韬为节度使,进攻长安,与后梁同、华、河中之兵大战于长安附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潞王李从珂反于凤翔,西京留守王思同率兵讨之。后晋开运初,以贪官赵在礼为晋昌军节度使,关中之人多受其害。后汉乾祐元年(948),赵思绾夺取长安,“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与后汉军队对抗,后汉遣诸将进讨。这些战争,都曾造成大量伤亡。如赵思绾入城时,有丁口十万,“及开城,惟余万人而已,其饿毙之数可知矣”。⑦关中地区在唐末久经战乱,本来已经残破不堪,加上五代时期的这些战乱,就更加残破了。

        关中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树木植被大量减少,水资源短缺,是长安城衰落的重要因素

        关中地区本来是生态环境优美的“天府之国”,据文献记载,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府之国”。⑧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这里河湖众多,水源丰富,有泾、渭、霸、滻、丰、滈、潏、涝八水。八水之中,渭水为大,自西而东,奔流不息。其他诸水多汇流入渭,纵横交错,形成“八水绕长安”的格局,使其成为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隋唐两代三百余年间,关中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黄土高原开发过度,森林急剧消失,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导致环境污染,水旱灾害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而唐末以来的战乱对关中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剧烈。经过长期的战乱,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已不能和从前同日而语。

        一方面,树木植被大量减少。这种情况在唐末就已经相当严重。唐人韦庄在《秦妇吟》中写道:“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縠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破落园田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

        另一方面,水资源变得相当短缺。由于乱砍滥伐,森林减少,唐末以来,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明显减少。泾、渭、霸等水流量变小,龙首、清明等人工渠道相继干涸。居民生活主要依靠井水,但由于城市污染,长安一带已变为舄卤之地,“井水焦咸,凡阙膳羞烹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无一二”。

         此外,关中地区的耕地质量亦大幅度下降。由于人口锐减,水利失修,不少地方又走上了粗放经营的老路。上述情况表明,五代时期关中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与唐代相去甚远,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已趋于恶化。

        由于这些原因,长安城失去了作为国都的优势。五代时期是多事之秋,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都城建设。长安城既已毁灭,关中又如此残破,当然不如定鼎中原,在洛阳或开封建都。正因如此,五代时长安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下降为一般性的地方都会。五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部地区成为历代统治者关心的重点。另一方面,关中地区的恢复速度很慢,到宋元时,依然是残破的景象。宋代西北用兵,关中之民“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可见宋时关中尚未复苏。及至金人占据关中,长安一带再度遭受破坏。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道:“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然不会选择在关中建都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末年以后,长安城不再是国都,但长安一带毕竟是周秦汉唐诸朝的中心所在,其地理位置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因而无论哪一个王朝,都不能不重视长安一带的问题。如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京兆府更名为大安府,以长安县为大安县,以万年县为大年县。开平三年(909)七月,佑国军被改为永平军。后唐同光元年(923)十一月,永平军被废,复以大安府为西京京兆府,以大安县为长安县,大年县为万年县。后晋天福三年(938)十月,西京废,统治者在京兆府设晋昌军。后汉乾祐元年(948)三月,晋昌军被改为永兴军。后周时,统治者仍以京兆府永兴军为管理关中地区事务的重要机构;宋元以降,则建置不一:元时长安称“奉元城”,明清改称西安,亦为西部重要的军事重镇。

      【注释】

    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5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48页。

    ②[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1页。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85),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83页。

    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1页。

    ⑤[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5页。

    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4),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86页。

    ⑦[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09),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73页。

    ⑧王双怀:《中国历史上的“天府之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论坛》2017年9月上  原文题目为《古长安城的历史兴衰与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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