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中国案例，本文将探究转基因作物的引进和监管问题，重点从社会经济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关注小农在Bt棉花种植中的经历。我们的研究基于试点研究及全面调查。其中，试点研究包含12次访谈和三省份随机抽样的50个农户调查；全面调查覆盖五个省份，包括1000个随机抽样的农户调查、5场焦点小组讨论以及68场深入访谈。深入访谈使用半结构化访谈提纲，针对生物技术领域的不同主体（农民、地方和中央政府、科学家以及企业和NGO代表）。

Bt棉花因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is thuringiensis）而得名。由于这种细菌的一种（或几种）基因被插入棉花的基因组中，因此，Bt棉花得以产生生物毒素来杀害棉花的主要害虫——棉铃虫。然而，这些生物毒素对棉花的次要害虫，如盲蝽虫、蚜虫和螨虫，并无显著效果。自1996年Bt棉花在实验基地被首次栽培以来，其种植面积呈现爆发式增长，从16700公顷增长到2007年的380万公顷，占棉花总播种面积550万公顷的69%[1]。

如今，这种作物在中国所有棉花主产区都有种植， 甚至在据称“无转基因区域”的新疆也有种植。

本研究中的全面调查在中国的四个省份和一个自治区展开（河北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和新疆自治区）。研究选点反映中国三大棉花主产区不同的气候和农业条件：（1）黄河流域（集中在河北、河南和山东）；（2）长江流域（湖北、湖南、江苏和安徽）；（3）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黄河流域是三大产区中棉花产量最高的区域，该区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近40%，新疆和长江流域产区分别占24%和30%（中国国家统计局，2003）。 这三大产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气候条件和种植规模。由于西北地区冬季寒冷且干旱，棉铃虫的危害在新疆并不严重，而黄河和长江流域受棉铃虫影响则非常严重。在这两个产区，棉花种植的机械化水平较低，种植面积平均小于半公顷，且棉田夹杂在种植着其他作物如小麦、玉米、土豆、和蔬菜的田地间。与此相反，新疆则以大规模单一棉花种植为特点，主要由军队国有农场，即广为人知的兵团农场管理。

全面调查和试点研究的结果

Bt棉花的利弊：对比主要害虫和次要害虫

正如上文提到的，通过试点研究，我们常常听到农民抱怨次要害虫增加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也提到这一问题。安徽当地的一名干部说道：

棉铃虫确实减少了，但是现在蚜虫和棉红蜘蛛成为主要的害虫。九月的时候，农民必须最少打7到8次农药来消灭蚜虫和棉红蜘蛛，而且看起来这些害虫的抗药性正在不断提高。过去这些害虫并不成问题，而现在他们的数量不断增长[2]。

试点研究的发现同样在一年以后的全面调查中被证实。由于在所调查的省份，Bt棉花的种植开始于1996-2000年间，因此农民评估的时间段大致跨越了8到9年。在这一时间段内，所有省份的农民，除江苏省外[3]，都遭遇了两种或以上虫害剧增的困扰[4]。在山东，农民甚至发现四种不同害虫都有增加，93%的农民观察到棉红铃虫增加，过半（54%）农民发现棉叶虫增加[5]。同样，在河北省情况更为严重，几乎所有的（97%）受访农民都提到他们发现盲蝽虫剧增，而棉红蜘蛛和蚜虫也成为问题。尽管不同省份的害虫比例、种类和数量增长不同，毫无疑问的是在引入Bt棉花后，农民已经看到次生虫害增加了。

可是，农民虽然认识到次生虫害增加，却没有停止Bt棉花的种植。事实上，Bt棉花因其抗虫性在中国农民中仍然很受欢迎。当农民被问到他们更倾向于种植Bt棉而不是常规棉的主要原因时，绝大多数人指出是因为Bt棉花能够抗棉铃虫。而其他被国际研究认可的原因，例如高产和减少劳动力投入，在中国农民的评价中所占比例却明显较低（见图1）[6]。让人惊讶的是，仅仅只有1%的农民提到减少使用农药是他们选择Bt棉花的原因。我们还让农民比较在开始种植Bt棉花之前和之后他们喷洒农药平均次数的区别。从总体而言，农药喷洒次数减少了5到6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药使用总体上减小的数量比其他研究提到的数值（大约低两倍）要小得多[7]。

图1：选择抗虫棉的主要原因（单选）

我们的研究发现次生虫害增加和（编者注：针对次生害虫的）农药施用量加大两个事实，这似乎也验证了近期关于Bt棉花长期可持续性研究的发现。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应该是Men等人 (Men et al. 2004)的文章。该研究基于三年的田野数据，结论认为常规棉花和转基因棉花在农药施用上没有差异，因为种植Bt棉花需要喷洒额外的农药来控制产生的次生虫害。用他们的话来说：

尽管转基因棉花并不需要施用杀虫剂来对抗主要虫害棉铃虫，但是其杀虫剂施用总量在三年内并不比非转基因棉花施用的总量少，因为额外的杀虫剂需要被施用在转基因Bt棉花上，以对抗刺吸害虫（Men et al. 2004, 247）[8]。

农民容易被控制? 意识和风险认识薄弱

当问及农民是如何了解到抗虫棉的 (规避使用”转基因”棉的名称), 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访农民表示他们是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得知的, 另外接近三分之一的农民表明是通过邻居, 其他则是通过家人和朋友获得的信息。地区与地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而政府——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仍是农民获得种子品种信息的主要来源（见图2）[9]。

图2：您最开始是如何了解到抗虫棉的？

直到我们的调查进入这一阶段，农民才开始接触 “转基因棉花”这个词。正如表1所示，绝大多数农民并未听说过转基因棉花，更不用说Bt基因。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和一个安徽小农的对话：

问：您种抗虫棉吗？

答：对，我们镇上的大多数人都种抗虫棉。

问：您听说过转基因棉花吗？

沉默了一会，然后回答：

没有，从没听说过。我们不卖转基因棉[10]。

(上图的两个面种没有被标识为“转基因面种”，而只被标识为“抗虫棉种”。)

为了了解农民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认知，我们让他们站在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立场上对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之前做的一个对城市消费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消费者的认知缺乏可能导致他们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他们所认知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并非科学家已确认的风险(Ho et al. 2006) 。我们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是调研的农民并不种植重要的转基因食用作物。所以，农民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只能从他们种的棉花中获得。棉花籽一般用来榨取食用油，有人会说，棉籽油才是中国农民的食用油。农民青睐它是因为它便宜[11]、很香（就像芝麻油），而且它会带给油炸食品带来好看的金黄色[12]。但是棉籽油唯一的缺点是它很容易起火，所以用它炒菜和油炸必须非常小心。

表1 农民对Bt棉花的认知

迄今为止，科学家还没有就Bt蛋白对人体健康带来的潜在毒害影响达成科学共识[13]。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正如我们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任何有关转基因作物食品安全的信息都不应该被禁止传播。可是，Bt棉籽油在食品安全、风险和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几乎都被忽略了。如今中国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二的棉籽油都是在新疆生产再出售给其他省份的。大多数农民都会保留一部分棉籽油作为将棉籽卖给榨油厂的收益，但是一般消费者很难买到棉籽油。实际上，棉籽油通常会大批量出售给中间商，而这些中间商会再将油卖给餐馆老板或者小店店主。普通中餐中的小吃和炸馄饨使用的都是棉籽油。此外，很大部分的棉籽油还会混合其他油一起被作为色拉油（俗称 “卫生油”）出售。由于棉籽油这种特殊的营销模式，它不需要同转基因大豆油那样被标注为转基因。这与Bt棉花和Bt棉籽榨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调查问卷中，我们首先问农民是否吃过棉籽油，十个人中有八个表示他们吃过。随后，我们问他们是否愿意吃从Bt棉花提取的油，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表明他们不会。而同组接近一半的人认为Bt棉油是有毒或者不健康的[14]。有一位农民表示说：“如果抗虫棉能杀死虫子，那么人们吃它榨出的油一定是不健康的。”另一位被访农民则害怕Bt棉油会对人的生殖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导致流产。一个镇的农业服务中心干部也向我们表述了他的担忧：

没有人知道Bt棉花油是否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也许它有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没人清楚DDT是有害的，直到很久以后才被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应该标注转基因。人们有权知道和选择是否购买转基因食品[15]。

然而，安微省最大的油料加工厂之一的一名CEO却一点也不在乎：

转基因棉花是当今中国种植的主要棉花品种，它的种子则主要用来榨取食用油。有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但是我相信用转基因棉花榨取的食用油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影响[16]。

在对Bt棉花行业的调研上，我们的研究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做一个区域性的研究。不过，我们相信，这里揭露的问题应该通过进一步研究来深入探讨。

市场自由化：有利于穷人（pro-poor）的发展还是生物安全的弱化？

学者们已提出质疑，即通过非正式渠道甚至非法渠道生产的种子能否使农民减少对大型农业跨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依赖。我们关于中国种子市场自由化调查的结果也回应这一问题，看看 “地下转基因”（stealth transgenics）种子或 “罗宾汉Bt种子”（Robinhood Bt seeds）能否带来有利于穷人的发展（Roy et al. 2007, 169）。有人认为，如果“在无政府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中，地下转基因种子得以留种、杂交、重新包装、出售、交易和种植”，那这样不仅可以挑战“企业和国家控制和监管”，还可以带来“比其他种子传播方式更有利于穷人”的结果”（Herring 2007,130）。然而，中国的情况表明，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发展模式——或者建立服务于小农户的市场——并不能依靠“地下转基因”，而关键在于对技术的获取和掌控，这就涉及到市场改革的步伐和时机。事实上，中国的种子市场开放得太快，导致对产品质量和生物安全的监管不足。

在毛时代，农业种子市场由国家严格掌控，以保证农民获得物美价廉的农业投入品。该体制通过县种子公司和乡镇农技推广站深入农村。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国家在撤销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试图缓步进行，目的是在对外资开放市场之前，国内市场能够得以建立并走向成熟(Sachs and Woo 1996, Pei 2007)。例如，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一再指责政府故意拖延该公司的生物安全申请以保证国内的企业可以首先进入种子市场[17]。在撰写本文之时（2009年），中国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只正式批准了两种Bt棉投放市场，一种由Biocentury开发，另一种由孟山都公司开发。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内种子企业的发展以及中国逐步向跨国公司开放（如孟山都、安万特、先正达等），政府面临种子市场自由化的压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2000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新《种子法》，允许私营种子商进入市场。自由化导致了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市场上冒出了大量新的种子公司和转基因棉花品种，为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数不清的种子选择。另一方面，市场上冒出的这些新的转基因种子—— 有些获得了官方的生物安全许可，但大多数是公然违法出售 ——造成了农民无法辨别真伪和对市场的不信任，也触发了直接的生产上的问题。此外，地下种子的大量销售意味着它们完全摆脱了国家对生物安全的管制。

当农民被问及他们认为市场自由化的最重要的好处，接近三分之二（6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拥有更多购买种子的自由。与此同时，当被问及他们认为的主要弊端时，超过三分之一的认为，由于“假”种子的存在，市场变得更加混乱。平均有15％的受访者有购买假种子的经历，而近四分之一的人认识直接的邻居或朋友有类似经历[18]。

必须指出，“地下种子”并不等同于劣质种子。在中国，一部分非法生产的种子是由具有技术能力的公司或研究机构盗用Bt基因，并将其插入常规棉花品种之中。这些品种以它们自己的品牌在市场上出售，如Lumian-15和NAU-3（以南京农业大学下属的公司命名）。然而这些种子实际上几乎与孟山都和Biocentury的合法种子相同，因为它们含有相同的基因。这些品种的包装很少透露种子含有Bt基因，否则这些种子需要经过严格的生物安全评估程序。为了规避生物安全监管，非法种子不会自称为转基因棉种，而是作为“抗虫”品种出售[19]。另一种非法的Bt棉花种子是违反生产合同生产的种子。孟山都公司和Biocentury公司已经与种子生产基地签订了特定生产配额协议。然而，没有任何措施阻止这些种子生产基地生产比商定配额更多的种子，并且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多余的种子，这些种子是非法的，但与孟山都和Biocentury种子的基因完全相同。

然而，大多数非法复制的种子是Bt棉与常规棉杂交的品种。虽然制种所需要技术知识含量不高，但这类种子在生产时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因为棉花的施肥只能手工完成）。 不过，由于杂交种子在第二年种植会质量降低，所以不能留种。但是这些种子的产量比亲本——所谓的F0代——的产量高。杂交作物（F1代）的较高产量是众所周知的生物效应，称为“杂种优势效应” [20]。中国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是，黑心种子商也将F2后代（再生产的杂交棉）的种子混作真正的抗虫种子出售。由于杂种优势效应的丧失（仅在F1代发生）导致种子的产量不稳定。另外，该种子无法确定是否含有Bt基因，因此造成抗虫性的不稳定。因此，最后一类非法种子才是中国农民认为的“假种子”，这些种子不能抗棉铃虫，产量也低于常规棉花，甚至根本不能发芽[21]。尽管法律规定如果农业生产因种子缺陷而损失[22]，则相应给予一定补偿，但大多数农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经济或实物）赔偿。近四分之一的农民抱怨种子公司的售后服务较差。 面对种子市场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受访者（95%）都认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尽管国家一再把种子供应权下放给市场，可是接近一半的农民（48％）却仍然向县种子公司采购棉花种子，而三分之一的农民仍然向乡镇农业技术和推广站购买种子。 近年来，县种子公司和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实际上已经私有化。然而，农民因信息不足且面对动荡的市场，所以大多信任他们所认为的国家机构，而不信任新的私营公司。 一位棉农表示：

假种子特别多，只有从县种子公司购买我才放心。有些农民从私人商店买种子，这些种子没有发芽。他们便到店主那里要求赔偿。有人要到了每亩40元，也就是种子的成本。 但许多人没有得到一分钱[23]。

农民对国家的信任度依然很高并不奇怪，接近8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有能力规范市场[24]。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中国政府在某个领域失去了很多原有的控制权，那个领域就是种子市场。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就是生物安全问题。一位县官员说：

“根据《种子法》，政府应该对种子进行评估和批准。但是我们的执法队伍无法做到尽职。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种子销路，仅在一个县就有一千多家商店……而且转基因品种太多了 ——可能高达70％或80％的转基因品种尚未获得正式批准[25]。”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情况和印度和巴西类似：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26]。

即使从《种子法》的其他目标来看——“规范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使用行为，维护品种选育者和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种子质量……[27] ”—— 国内种子市场的重组也是失败的。即使从农民的经济利益来看，政府政策预期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几乎所有的农民（95％）都不同意自由化会带来自由市场竞争和更低的种子价格。当被问及对这些调查结果的看法时，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回答说：我们曾希望市场竞争会淘汰小型和缺乏诚信的公司。然而，这些公司却生存了下来，因为农民很容易上当。他们缺乏教育且信息面不广，无法对企业及其产品做出充分的判断。现在的情况已经很难控制了，也许我们过早地放开市场了[28]。

注释

[1]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种植世界最大面积的抗虫Bt棉花，直到2006年，中国的Bt棉花面积首次被印度超越（当时中国Bt棉花种植面积是350万公顷，印度有380万公顷）。如今，中国是世界上Bt棉花的第二大种植国，与第一大国印度一起，两国Bt棉花的播种面积占所有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8.7%（分别是380万公顷和620万公顷）。

[2] 2004年4月27日对安徽省zougou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访谈。

[3] 在江苏省，31%的农民报告称只有盲蝽虫一种害虫有所增加。

[4] 在安徽省，46%的农民提到他们发现棉红蜘蛛有增加，33%发现甜菜夜蛾有增加，57%发现棉叶虫有增加。在新疆，发现棉红蜘蛛和蚜虫增加的比例分别是27%和59%。

[5] 山东省的其他数据是，18%的农民发现棉红蜘蛛增加，15%发现蚜虫增加。

[6] 然而，在新疆，由于其气候条件棉铃虫发病率并不严重，我们发现更多的农民——差不多有56%——认为追求高产是他们选择Bt棉花的主要原因。在新疆，因为抗虫性而选择种植Bt棉花的农民比例更低，只有34%。

[7] 例如，Bennett et al. (2003) 对南非Makhathine平原祖鲁小农户的研究显示，种植Bt棉花的农民喷洒农药的平均次数减少（从11.2次减少到3.8次）。因此，农民可以减少农药和劳动力投入从而节约成本（Bennett et al. 2003, 128）。同样见Thirtle et al. (2003)。Pray et al. (2001)也在中国做了类似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与在印度和南非关于Bt棉花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一致。他们指出，农药喷洒减少的次数从12次到3次不等（Bennett et al. 2003, 814）。

[8] 2006年7月，一个由帕·平斯拉普·安德森领头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了类似的发现。然而这些发现至今仍未被发表。见Lang（2006）。

[9] 河北省是唯一的例外，44%者表示是通过邻居得知的，另外32%的被访农民则表示是从农业技术推广站处获得的信息。

[10] 2004年4月27日在安徽省西丰镇的农民焦点小组访谈。

[11] 棉籽油是中国最便宜的食用油，它2004年的批发价是每千克6000-6200元。与之相比，芝麻油是最贵的食用油，同年的批发价是每千克24000元。（编者注：批发价的单位应该为“吨”。）

[12] 在某些地区，棉籽油甚至被视作具有药用价值，它能解决头发变白的问题。

[13] 正如Kuiper等人（2001,503）在一篇综述中总结道：“模拟条件下[Bt，PH]对蛋白制剂的可消化性的研究价值有限，因为这些研究是否模拟了人类的生理状态还无法确定……需要用大剂量的纯蛋白进行更广泛的毒性测试。

[14] 山东、安徽、江苏三省有很高比例的农民拒绝使用Bt棉花籽榨取油（分别为76.1％，76.4％和100％）。江苏是一个例外，只有2%。我们发现，在世纪之交，江苏省爆发了（非Bt）棉花油受到污染的食品丑闻。这起食品丑闻从启东县开始。这次的污染问题很可能是在油榨取过程中由于加工不当而导致了酚类化合物的生成而造成的。事发后，江苏农民几乎不再继续使用棉籽油。这也符合我们的调查数据：9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吃菜籽油不吃Bt棉油。虽然认为Bt棉花油有毒或不健康的农民在河北和新疆都占比很高（两种情况均为75％），但这两个省份拒绝Bt棉油的农民所占比例却相当低（分别是18.2和10.6％）。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现象的合理解释。因此，仅安徽和山东的农民对食品安全和Bt棉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15] 2004年4月27日对安徽省Zougou乡农业服务中心领导的采访。

[16] 对安徽省无为县江坝乡光明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的采访，时间：2004年9月22日

[17] 正如孟山都的一位代表所言：“这些情况（孟山都在中国的挫败）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来自农科院郭三堆开始从事Bt棉花方面的研究。孟山都1998年进入河北省，令农业部颇为不安。官员希望确保中国本土的棉花可以尽快上市。之后农业部表示丢失了部分生物安全评估数据，然而有人士透露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农业部为了支持本国的Bt 棉花研究才阻挠了我们的生物评估。”William Deng, Andai 公司Bt棉花技术代表、总经理， 2004年5月4日北京。

[18] 河北的假种子很少（3.5％的人有购买假种子经历，3％知道邻居或朋友有类似经历），而安徽农民遇到的假种子问题较为严重，有44％的受访者自己购买过假种子 ，44％的人听说过别人买过假种子。

[19]正如孟山都公司的代表所言：“我们估计有超过100种不同种类的非法种子，其中80-90％实际上是33B。 然而，它们在市场上以“美国Bt棉1号”或者类似的高级品牌名义出售。这样就避开了生物安全程序”。William Deng, Andai 公司Bt棉花技术代表、总经理William Deng，2004年5月4日，北京。

[20] 当地中国官员已经报道了杂交Bt棉花的杂种优势效应。同样的生产条件下，据估计Bt棉花的产量约为每亩（1/15公顷）400-500公斤，而杂交Bt棉花可达到500-600公斤/亩。2004年9月23-26日对安徽望江县和东至县农业局官员的访谈; 江苏大丰市，2004年4月28日; 2004年4月28日，江苏大中镇农技推广站站长华俭黄（音）。

[21] 中国官方的发芽率标准定为72％。

[22] 法律规定：“ 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 ”

[23] 2004年4月30日江苏省南沈灶镇农民采访。当时人民币兑欧元汇率为0.0994。

[24] 在被调查者中，有78.8％认为国家可以对市场进行规范，有16.9％的人对此严重怀疑，4.3％的人不知道。

[25] 2004年4月27日对安徽省无为县农委相关人员的访谈。

[26] 印度和巴西也难以执行生物安全条例。正如Herring（2007，130）指出的：“地下种子的能力......破坏了被普遍认为的生物安全制度能力”。

[27] 详见2000年《种子法》第一条。

[28] 来自2008年8月29日受访者的访谈。出于隐私的原因，这个官员的姓名和部门必须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