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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年:回望1962——中印战争是毛泽东对印度的文明回馈 
作者:[郭松年] 来源:[察网2017-08-09] 2017-08-10

       现在媒体在提到印度时,往往称其为文明古国,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将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的印度称为文明集散地

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也将印度称为古国有可能会让读者带着对中国历史的刻板印象去比照印度,结果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中国历史有两大特点:

第一,中国历史是一个首尾相续连绵不断的王朝历史,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有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国家形态十分完整;

第二,中国历史有可信的史书记载,并且被考古发现所证明,因此是一种客观存在。

但印度历史并不存在这两个特征。

印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有那么一大块土地,混杂居住着各式各样的民族,有着许许多多的土邦。在历史上某一无法准确考证的时刻,一群外来的征服者,占领了这个地区,建立了统治,然后又湮灭了,然后经历漫长的沉寂之后又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如此而已。

谁是印度人?谁能代表印度?这些看似不言而喻的问题,其实都是问题。

 “印度人没有历史。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指印度历史的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搅合在一起的;

第二,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

第三,印度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印度古代有发达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但史书奇少,根本没有像中国的《史记》、《资治通鉴》那样的历史典籍,也没有像中国那样严谨的史学传统。

印度人喜欢讲故事,提到历史,他们喜欢说:从前有个国王……”,至于该国王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在位时间等基本材料,几乎全都付之阙如。

印度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最严肃的史书只有两部:《诸王世系》和《大史》。但这两部书几乎每一页都掺杂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

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靠外国人的记录才大体确认。

例如,印度历史上有个叫戒日王的人,曾建立过一个强盛的帝国,但印度典籍几乎没有关于他的可靠记录。但在他统治期间,中国一位叫玄奘的高僧来到这里,并在他的著作里提到过戒日王。

因为玄奘离开中国,到达印度及归国的时间都有清清楚楚的记录,所以戒日王在世的大体年代就可以确定了。

中国历史,因此成了印度历史的标尺。

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但印度恰恰相反,分裂才是其主流。在大部分时间里,无论北印度或南印度都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长期争战不已,相互吞并。

印度历史上只有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莫卧尔王朝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超过了次大陆半数的土地,其他王朝都只能称为地方性政权。即使是这三个大的王朝,也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次大陆,仍有诸多小王国未归在帝国版图内。

号称统一了全印度的孔雀王朝,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以宗主权加在原来的统治机构之上而已。阿育王从来没有自称过印度之王,而只称自己为摩揭陀王,并把其广大的领土称作征服之地

虽然印度的历史,如果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是如此混乱不堪,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印度对中国而言,却是一个文明的输出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西天取经中的西天指的就是印度。

中国人以丝绸之路自豪,但印度总理莫迪却对丝绸之路绝口不提,即便是他在2015年访华时也是这样。在莫迪看来,没有丝绸之路,只有法宝之路”——印度向中国输出佛教的道路。

莫迪的这种想法并非绝对虚妄。佛教确实是从印度传到中国,而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文化变得丰富多彩了,举凡哲学、音乐、绘画、舞蹈、文学、雕塑、建筑等领域,无一不受到佛教文化的的影响。

比如,从文学方面来说,一些佛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佛教经典对晋唐小说的创作,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敦煌,龙门、云冈、大足等地的石刻成为人类艺术宝藏的一部分。佛教音乐具有远、虚、淡、静四个特点,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另外,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语汇:宗教世界实际平等不可思议等其实都来自佛教。

二十世纪中叶,印中两国先后获得独立和解放之后,由于两国选择不同的社会道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已然跻身于一个新的文明行列,中印之间文明的输出-输入关系也发生了逆转。

中国变为文明的输出国,而印度则沦为文明的输入国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由此成为中印两大文明的最高交流形式。

首先,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表明,中国的社会制度能够更好、更快的消化吸收工业文明。

中国边防军已经普遍装备了国产的五六式枪族,包括56式冲锋枪,56式轻机枪,56式半自动步枪,53式重机枪,54式高射机枪,54式手枪等。弹药充足,补给方便,火力强大。

印度虽然于1947年就获得独立,但并未能像中国那样迅速建立相对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武器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印军装备基本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淘汰的二手货,其步兵大量使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还必须开一枪拉一次大栓,严重影响射击效率,且每支步枪只配发40发子弹。

在战场上,两个中国士兵的火力就可以压制印军一个班。

此外,虽然中国边防军的补给线漫长,就自然条件来说远逊于印军,但中国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中国士兵吃得饱、穿得暖、士气高,前线食品当中有大量牛肉制品,包括罐头和牛肉干。

印军的补给虽然远比中国军队便利,但由于腐败和低效,很多一线部队居然没有领到冬装,并且由于宗教的原因,只向士兵提供素食。印军吃的不好,体力就不行,打起仗来冲锋冲不上,撤退跑不动,遇到精壮的解放军士兵只能束手就擒。

被俘的印军士兵表示,战俘营的伙食比他们部队的伙食好多了。

其次,中国边防军的组织指挥、士兵的精神面貌,表明中国军队已经是现代军队,而印军还是一支前现代的、传统军队。

两者之间的差距,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庶几相当于近代西方军队VS中国的晚清、民国军队。

1962年战争爆发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毛主席井冈山建军一路走来,一方面,按照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军队内部关系平等、融洽,官兵关系密切,且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经过了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中国军队熟悉现代战争,指挥系统简洁、高效、实用(如根据作战需要设立了由刘伯承元帅担任总指挥的刘指丁指前指等)。中国的士兵在战前经历了充分的动员,对战争的意义了然于胸,士气高昂,急切盼望杀敌立功。

相反,印度军队由于没有经历过革命洗礼,军队内部腐败、阶级压迫严重。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像当年国民党将军那样,居然一边指挥军队,一边经营着规模可观的私人生意。印军的军官多数家庭条件优越,养尊处优,有的甚至要让士兵抬着行军,而士兵很多都是来自低种姓或贫苦农民家庭,在军队内部饱受压迫。

印度锡克族士兵单独编成战斗单位,号称骁勇。但实际上当兵是他们的职业,是谋生的手段,连队内不乏胡子兵、父子兵。如果死在战场上,还谋什么生?所以他们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在战场上把活命摆在第一位,能逃跑就逃跑,不能逃跑就投降了。

此外,印度军队没有经过现代启蒙,很多士兵极其迷信。待战斗打响,我军发起总攻,这些印军士兵不是立即进入战位,瞄准射击,而是跪下来祈祷,待他们祈祷完毕,我军士兵已经冲到眼前了。

整个中印战争,印军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被我军俘虏,而我军无一人被印军俘虏,这种碾压式的优势绝非偶然。许多印军战俘在我军战俘营体会到了被平等对待滋味,被遣返时甚至不想回印度了。他们与我军的战俘管理人员洒泪相别,回到印度后成了中国的义务宣传员。

第三,中国在完胜印军的情况下主动撤军,并送还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主动停火、撤军,当然有军事上、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代表了一种新的、更高等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一方面,中国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中国也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中国在中印战争张弛有度,挥洒自如,从容进退,把这一文明原则表现的极其充分,不仅取得了战争胜利,也在国际上树立了崇高的道义形象。

相反,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却满脑子从前殖民宗主国英国那里继承的帝国主义迷梦,居然想在二十世纪过一把十九世纪式的帝国主义侵略之瘾,真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结果当然只能是自取其败、自取其辱,战争失败两年后就郁郁而终。

中印之战,是中印两大文明交流的最高形式。交流的结果,两种文明,两条道路,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可谓一览无余。

对印度内部的先进分子来说,战败的刺激,颇有些类似于甲午战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日本的风潮,印度在战争失败后,印度的毛派武装开始兴起郭松民|印度人民与井冈山道路——评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中国不仅赢得了战争,也在输出了文明——这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曾经深受印度文明影响的中国对印度的一种回馈。

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明面貌,无疑,毛泽东思想传入,也将深刻的影响这块古老的文明集散地的面貌,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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