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格局并未因分化重组而明朗，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引入马克思“两极相联”概念，并加以拓展，用以概括全球秩序趋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步成长为全球能动性大国，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是仍然是全球性强国，而其他国家与区域共同体不具备成长为与中美相抗衡的全球性大国的条件。现存全球秩序具有进步性与不公正性的双重性，中国作为现存全球秩序的保守性力量与变革性力量，作为全球性大国一“极”，同时也是作为美国对立统一的一“极”加入全球秩序构造，从而形成“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新两极相互竞争的同时，相互制衡与补充，相互依存与协作，中美共同发挥领导力，打破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两极相联”还意味现存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往更加公正与均衡的方向变迁，它并非G2，也并非美苏两极冷战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全球秩序新局。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组评论文章。这是一组关于围绕鸦片战争等影响全球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评文章。马克思指出当时全球的状况是西方世界与中国的“两极相联”的秩序，并指出中国革命这一极将对欧洲秩序的变动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再一次展现了他从当下事件中洞察其深远历史意义的天才。

    今天我们仿佛又到了一个历史时刻，目前，随着新一轮的“逆全球化”，美国与欧洲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全球秩序失灵问题日益突出，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塑造过程中，全球局势高度不确定性，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世界向何处去？特朗普等政治家对于世界局势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决定全球格局长期走向的仍然是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参与国际秩序塑造大国的实力格局，以及由其历史与核心价值所界定的基本特征。

    中国大国崛起是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等量齐观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国家的集体性复兴和群体性崛起，从而重塑了工业革命以来“中心-外围”或“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格局，使得全球秩序从西方异军突起向多元共存的历史常态回归。

    马克思的智慧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当年的洞见来构想一个正在处于朦胧远景的新的全球秩序。

一、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趋向的争论

    “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是“大国兴衰步伐”的加快，并引发了“国际生产活动”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却并没有随着力量中心的分化重组而明朗，从起广泛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不论是从力量层级与权力对比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都是以国际力量中心和大国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国际格局，以“极”的数量为主要描述方式，因此衍生出了“单极”、“两极”、“多极”乃至于“非极化”的理论观点。

    “单极世界”理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具备最强大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唯一全球性力量中心，而且不会被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全面超越。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并将逐步演变成“单极世界”，而尽管面临着周期性的自信心危机，但是美国不会衰退，一直都将是“世界第一”。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也被奥巴马政府所接受，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的演讲中多次宣称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不接受中国来制定规则的观点。“单极世界”的看法仍然是美国的主流观点，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仍然坚持中国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未来世界仍然是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单极”理论还将美国描述为“良性霸权”，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唯一具备全球行动能力”的大国将主导和建构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单极世界”，并将长期维持由美国作为“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和平和公共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也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认为从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来讲，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和无可挑战的世界之“极”，不应过度夸大和渲染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实力格局改变，在“单极世界”里处理好对外关系，实现作为崛起国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单极世界”的观点背离了二战以来，美国相对实力不断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集体性崛起，世界各国发展水平总体上趋同的历史大势，受到广泛的质疑。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欧洲和日本的兴起，全球力量中心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美国的尼克松政府曾经提出“世界上有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冷战以后这全球力量此消彼长，苏联解体，美国和日本的相对实力下降，中国实力则在上升，其他力量中心也在兴起，“美国、欧盟、亚洲”三强格局，“美国一超主导下的美国、欧盟和‘金砖国家’的三元结构”，三大超级经济圈并存的提法，都反映了这种多中心力量的转移。因此，许多学者也认为“多极化”是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 “多极化”更是中国政府的公开政策主张，并且认为“国际政治格局向着力量对比均衡的方向发展”。

    “多极化”观点的局限性在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多力量中心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这些力量中心都有条件成为像美国那样的“极”，也就是全球性的能动力量。因此，许多人主张调和这两种观点，刘江永认为随着新兴国家崛起与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兴起，世界格局向“一极多元”或“一极多强”演进，张琏瑰认为“一超多强”的格局虽然只是过渡阶段，但是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也有人主张“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并行不悖建构。

    不论是单极化与多极化，还是以国家为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以强国为中心的“极化”理论体系，随着跨国公司、新媒体、恐怖主义、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传统性全球力量的兴起，不少学者认为国际格局将向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力量的“非极化”趋势发展。

    “非极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非传统性力量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主权国家仍然是唯一有能力综合应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资源的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主角仍然是主权国家，而且可预见的将来，在所谓的“世界政府”出现之前，这一点并未有改变的倾向。

    “单极化”、“多极化”、“非极化”的观点都低估了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的潜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并日益接近美国，“中国逐渐位移到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心”，而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中国开始脱离 “第二梯队”的力量中心，跻身为 “第一梯队”成员。学者开始倾向于中美两极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G2”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因此“只有这种‘G2’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

    虽然近年来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对“G2”观点有所质疑，但是它比其他观点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国际实力格局变化的基本趋势，与全球性大国在全球秩序塑造中的核心作用。G2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G7的缩小版，希望中美两国以“两国集团（Group 2）”为基础合作治理全球经济乃至于更多其他方面的国际事务。这一观念和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相冲突的，中国并非传统的西方国家，美国也并不可能像接纳传统盟友一样接纳中国作为全球的治理者，这也是这一概念昙花一现的原因。

    近年来，阎学通、金灿荣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谨慎地尝试提出“两极”格局是比单极、多极格局更为可能的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与G2的构想不同，中国的学者大都主张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并不仅仅是实力意义上的转移，而且对于现有的国际规范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中国的王道具有现代普世价值，将促进国际规范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这些构想比G2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但是还缺乏实证支持，同时两极格局概念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之后全球秩序不同于美苏冷战，以及G2的新特征，同时也不足以回应全球经济政治变迁，以及全球治理问题凸显对于国际秩序的含义。人们对于新的霸权斗争的担忧，恰恰表明需要进一步厘清对于新兴一极与守成一极的关系，新秩序与旧秩序之间的联系与变迁，并最终回答21世纪的全球秩序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

二、“两极相联”概念的引入

    1853 年 5 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将黑格尔的两极相联概念引入用以分析当时中国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并在其分析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一组文章中加以深入阐释。

    马克思首先是在两极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推动的意义上来运用黑格尔这一概念的。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中的两极相联英文是“Contact of extremes”，相对于16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华帝国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另外一极。当欧洲的工业品与工业文明涌入的时候，中华帝国体系将被挤垮，这是西方一极对于中国带来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验证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分析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认为中国的变化反过来也会作用于欧洲，推动欧洲革命的向前发展，这种联系不但指中国的革命将鼓舞欧洲的革命向前发展，更是一种政治经济的推动力，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但是，反过来中国市场的动荡，又会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爆发。

    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两极相联是国际格局中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推动变化，并不同于国际关系中具有全球行动能力“极”的概念，但是马克思这一观点确实很有洞见，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非一个平面化的扩张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反向作用力，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都可以视为反向运动。冷战之后，美国构建“单极帝国”的努力没有成功，美、苏两极格局瓦解与重组，资本主义一极挤垮了苏联超级大国这一极的同时，前苏联国家、东欧国家被重组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俄国虽然成为第二梯队的国家，但是始终并未被完全吸纳到这一体系中去。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并逐步融入到全球贸易与治理体系中，但是中国的加入也改变了全球的产业分工格局，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韩毓海用 “两极相联”这一概念来分析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生产体系的变局，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挤破”不平衡的全球生产-金融体系。中国庞大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开动，它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门洪华也指出，中国崛起“既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也是促动世界转型的重要力量”。

    本文尝试将马克思这一概念和国际关系的“极”的概念相结合，将两极相联的概念进一步扩展，用以描述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具有全球能动力量的大国，两极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推动变化，两极相联不是局限于两国之间的，而是具有全球意义，它塑造了全球深层秩序。

    马克思在讨论两极相联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时，是从一个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体系来讨论，它内在的含义显然更接近于全球秩序而不是国际秩序的概念，这一点对于当代同样具有启发意义，随着非传统力量的兴起，全球治理问题凸显，低政治度问题日益成为焦点，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概念对于理解全球格局的变迁日益显现出局限性，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全球主义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的范畴，并接近全球秩序的概念。虽然学者对于“全球秩序”概念的使用涵义不尽相同，但是大都同意这一概念不局限于国家间的关系，而是纳入了全球共同体的观念；不但包括国际政治范畴，还需要考虑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不但考虑实力之间对比，同样还要考虑全球价值规范。

    “两极相联”全球秩序这一概念可以从行为体、国际格局、治理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几个层面加以界定：

    全球化提升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但在世界政府出现之前，主权国家仍然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行为体，特别是大国由于其对于资源的综合性运用能力，仍然是推动全球秩序变迁的最主要力量。“两极相联”是以两极国际格局为基础的，它反映了由于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美国逐步丧失了其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形成了两极国际格局。

    “两极相联”是指两极之间对立统一，这不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是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相互竞争与相互依存。“两极相联”不同于两极格局概念，在于它指出“两极”对于国际原则、规则和规范的塑造作用，中国作为新兴一极的加入虽然不会推动现有国际规范与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但将推动其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共同体的秩序。

    如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揭示的那样，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境流动、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配置、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焦点，大国关系已经成为复杂的依赖关系，“两极相联”重点在于全球经济发展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到这一秩序的支配。

三、美国霸权长周期衰弱与“两极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

    美国霸权不同于大不列颠构建的全球殖民帝国，其实质是利用其领先优势控制全球生产命脉、主导全球政治议程、占据全球话语制高点，以实现其本国战略利益最大化；其策略是将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分盟友、一般性国家，以及所谓“流氓国家”，从而实现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与全球局势控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全球秩序的中心，是全球秩序的能动力量，其他国家则处于全球秩序的外围，是全球秩序的制动或者被动力量。

    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的4%，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22%，却能实现对全球的控制，因而美国霸权是一种“以少胜多”的战略艺术，最根本上是通过对全球体系不同层面的战略性因素进行控制，以与天下争衡。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霸权体系，有五个层面：

    第一，“制造业-军事”霸权。美国最早就是靠这个霸权起家的，通过构建一个遍布全球的军事体系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全球的投资与贸易。如同《帝国》作者弗格森指出的，如果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当年英帝国主义的运煤港口做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高度重合。

    第二，“石油-美元”霸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利用其对全球石油生产的控制能力，让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货币，从而维持世界对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心，维持了 “美元本位制”，相当大部分的美元在境外流通，相当于美国向其他各国征收铸币税。

    第三，“技术-标准”霸权。美国利用其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和领先优势，主导标准的制定，从而攫取更高的附加值，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而新一轮的以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为特征的虚拟世界霸权正在布局之中。

    第四，“规则-议程”霸权。美国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创始优势与话语权优势，主导国际间互动规则制定与议程设置来实现其对全球政治的主导。

    第五，“英语-意识形态”霸权。利用英语的世界语言地位，占据全球话语体系的制高点，实现其意识形态的输出，从而建构全球性价值规范，最终实现对全球价值体系的主导权。

    “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深层秩序一方面是通过主导多边共决的显性全球秩序而转化为多边行动，从而表现为良性的霸权，另一方面它对于多边共决的显性全球秩序提供了稳定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的问题。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由于其内在的危机，就如同毛泽东同志当年评价美国“手伸得太长了”，“大有大的难处”，美国遍布全球的存在已经超出其国力的承受能力。美国的全球霸权根本上还是需要以实力为基础，当世界大势发生逆转之时，这一霸权体系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由于其难以克服的三大危机：第一，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中心分离的危机；第二，经济收益与军事霸权成本不匹配的危机；第三，债务危机。

    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处于长周期下降过程中，而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并超过美国。以购买力评价计算，1950年美国占世界GDP比重达到了峰值为27.3%，中国处于历史最低点4.6%，随后美国就持续下降，中国持续上升，目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以汇率法计算美国也从占世界2000年30.8%下降到22%左右，从1990年相对中国14.5倍下降到1.7倍，同时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仍然具有6.4%-7.4%的增长潜力，2025年之前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一个更有意义的指标是生产能力。美国的制造业最强大的时候是在二战后，1953年制造业产出达到占世界比重的峰值（44.7%），随后，全球的生产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2.6%提高到1980年的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到2009年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世界的25.9%，是美国的1.6倍。

    随着生产中心的转移，美国利用其跨国公司全球生产资源配置能力，继续保持其全球企业创新中心的地位。但是1980年以来美国的五百强企业数已经从217家下降的2015年的128家，而中国则从零起步，达到了106家。这使得全球创新与标准的领导力量出现了转移，虽然，美国仍然是企业申请国际专利数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快速追赶，2014年，华为已经是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全球公司。随着中国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制定全球标准上会更加活跃。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创新能力爆发式增长，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迅速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之一，也改变了美国的全球创新中的支配性地位。2000年中国研发投入只占到全球的3.3%，发明专利申请数占3.8%，科技论文数不足3%，但是到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接近美国，十三五期间就会超过美国。2011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美国，2014年已经是美国的1.7倍。科技论文数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美中之比从2000年的10.4倍缩小到2014年的1.6倍。

    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使得其在创新还有更大的潜在空间，200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就相当于美国的2.8倍，目前已经达到了美国的3.84倍，2014年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达到8114万人，与德国的人口数量相当；同时中国通过鼓励创新发展，其经济繁荣和优惠的措施也将吸引更多全球创新人才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2015年底达到了6.88亿，比美国总人口两倍还多。在新一轮的移动互联、通讯、大数据等创新中处于引领的位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