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5-12-14　

    近日惊闻央行正大力推进境内资金投资海外资本市场（QDII）和对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QFII）。双Q的迅猛开放将直接产生以下三个方面足以致命的巨大金融风险。
 
    开放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限制的三方面巨大金融风险：
 
    一．外汇管制政策将因此而基本（甚至彻底）失效。我从此不再有能阻挡资本外逃与阻挡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恶意冲击的安全堤坝。
 
    二．由于外汇管制政策失效，资本外逃势将形成不可阻挡的洪流。仅此一点，不出三、五年就足以引发俄罗斯1998年那样惨烈的金融及经济灾难。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企私有化改制以来，腐败共造成不少于三千亿美元的资本外逃。但由于还有外汇管制政策，至今仍有（以被侵吞的国企资产为主的）数万亿人民币的非法收入未能换成外汇逃出。银行个人存款连年大大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大幅增长说明了这些有待外逃的资本大致的规模。若外汇管制失效，这部分财富无疑将很快逃出境外，资本外逃形成的外汇财富黑洞就将远远大于目前的3000亿美元。
（俄罗斯的资本外逃是边产生非法收入边换成外汇逃出境外，我国则是大量非法收入因外汇管制政策阻隔一时难以完全逃出而憋在国内。一旦外汇管制的安全堤坝坍塌，资本外逃则将如决堤之洪水迅猛异常，因此其导致经济灾难所需时日必定要短于俄罗斯。）
 
    三．境外金融资本大量涌入我资本市场将对我金融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这些投机资金在条件具备时的恶意冲击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具破坏力。这些条件是：
 
    1．外汇管制失效。（开放内外资本市场已使此条件基本具备。）
 
    2．股市和汇市的期货市场交易。（目前证监会及央行、外汇管理局正在全力推动。）
 
    3．股市全流通。（外企及其它外资脱离风险的撤出通道，目前已基本具备。）
 
    目前只差正被有关管理部门积极推动的汇市和股市的期货交易了，一旦此条件具备，类似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便在劫难逃。由于我已存在资本外逃的巨大外汇财富黑洞，及94－98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紧货币高税率）造成的巨大物质财富损失，（大约2万亿银行坏帐和与此大致相等的其它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说明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损失的大致规模。）因此一旦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有条件对我进行恶意冲击，其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为惨重！
 
    QDII与QFII交织在一起大大强化了叠加在一起的双重灾难
 
    从表面看，内资进入国际资本市场（QDII）与外资进入我国内资本市场（QFII）似乎对等开放，外汇有进有出也并无储备总量大减之虞。但在现阶段，不论对内放开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限制，还是对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二者仅有其一都将是灾难性的。前者自减外汇储备产生俄罗斯资本外逃类型的经济灾难，后者在为产生类似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经济灾难创造条件。而二者同至则双重巨大灾难交织在一起，其综合破坏力将远大于二者的简单叠加。
 
    开放QDII所发生的大量资本外逃与开放QFII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这两种交织在一起的巨大危险，却因其外汇流动的方向相反，使我外汇储备总量不减（甚至反增）而将其危险掩盖。央行和外汇管理部门甚至以此（外汇储备不减反增）为理由更加不遗余力地推动QDII。而正因此种危险被掩盖从而使其更加危险，因此而导致的经济灾难无疑将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突然性和破坏力。令我防不胜防。
 
    QDII所引起直接间接的资本外逃，损失的是我们自己的财富。而QFII所流入的外汇却是他人的财富。即我们流失外汇财富的黑洞是以他人的外汇掩盖着。如果QFII流入的外汇大大小于QDII帮助的资本外逃，盖不住这个黑洞，则不出数年，在国际投机金融资本还未来得及对我恶意冲击时就很可能发生俄罗斯资本外逃类型的经济灾难。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及其它外资在这之前（通过全流通的股市等渠道）也会大量撤出以规避风险，从而提前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并对其推波助澜。而如果QFII流入外汇相当于甚至大于QDII产生的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总量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其结构及所有者变了。随着双Q的继续发展，我外汇财富的黑洞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依赖流入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掩盖。这些流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在一番兴风作浪（卷着更多的外汇财富）撤出后，就会完全露出我们流失外汇财富的巨大黑洞而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因此不论是QDII帮助的资本外逃，还是QFII进入的国际投机金融资本的恶意冲击，二者不论哪个首先引发金融危机，二者的破坏力都会结合在一起造成更加巨大的灾难（1+1远大于2）。
 
    为何大量丧失外汇财富会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及经济灾难？
 
    因为如一国短期内大量丧失外汇财富，外汇供需失衡必使本位币与外币的兑换汇率呈现大幅跌落。由于财富是以外汇的形式丧失，而国内具体的使用价值财富依然存在，因此本位币与国内商品之间的相对交换价值－即物价水平，起初并无太大变化。本位币币值的大幅跌落首先表现在与外汇硬通货的比价上，这时外币持有者就可用外币以难以想象的低价轻易买走大量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国内物质财富的流失。（90年代中后期以前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记得那时美元在该国巨大的购买力，如一张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飞机票只卖1－2个美元，这就是由大量丧失外汇引起的第二波财富流失浪潮。）这是丧失外汇财富比单纯丧失其它物质财富更可怕之处。
 
    经过外汇和国内物质财富两次重大财富流失后，本位币币值的跌落波及到国内具体商品，恶性通货膨胀便在所难免。这样的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无关，而是财富流失导致的必然结果。于是随后引发剧烈的银行挤兑风潮，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国家若不增发货币支持银行，只能听任银行破产，经济崩溃；若以资金支持银行，则产生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仍然是巨大的经济灾难。
 
    由于我已存在94－98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紧货币高税率）造成的巨大物质财富损失（约4万亿元，2万亿银行坏帐＋与此大致相等的其它社会自有资金），及资本外逃的巨大外汇财富损失（届时已远大于3千亿美元），这两大财富黑洞不小于六、七万亿人民币。因此我若发生货币金融危机，其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及恶性通货膨胀也必因此而更加猛烈。
 
    因丧失大量外汇财富而引发的经济灾难既有包括银行金融系统在内的大规模公司倒闭及严重的失业，也有恶性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严重的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 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人们的现实意愿和欲望，而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对他们的意愿和欲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又由于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人们现实欲望和意愿基础上的资源充分利用并高速运转的“效率经济”，（不仅能放大效率，而且更能放大风险。） 因此由于人们信心的崩溃和“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后所造成的损失，必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最初引发金融危机的那些流失财富。
 
    最初因丧失大量外汇财富而引起本位币汇率的大幅跌落，原本只是货币市场一个供求形势变化而引起的暂时波动，但经过第二波国内物质财富的流失浪潮及随后引发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物质财富损失，几番折腾后，每元本位币的实际购买力就会大大下降，本位币汇率向下的暂时变动就会固定下来，成为代表国家经济实力重大改变的长期实质性低价位。
 
    总之，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它的“杀伤力”足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损失大半甚至十之八、九。东南亚、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灾难都证明了这一点。
 
    外汇管制政策与纠正防范货币金融危机
 
    当因外汇大量丧失造成本位币汇率大跌时，要想避免其发展演变为可怕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危机，只要能使本位币汇率迅速回升至大幅跌落前的水平（或比其稍低），就能制止住财富的进一步流失，避免惨重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不外乎两种方法：
 
    其一，立即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阻止外汇的进一步流失，并规定一个稍低于大跌前汇率水平的官方汇率。（既可制止物质财富继续流失的浪潮却又有利于增加出口，获取外汇。）
 
    其二，及时以大量外汇支撑住本位币的汇率，以制止物质财富的进一步流失及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先说后一种方法，如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元大跌，人民以其高度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感，纷纷向国家捐献出自己的黄金和硬通货，稳住了韩元汇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这种情形只有在基本上不存在严重腐败的法制社会才是可能的。如中国也发生类似韩国及东南亚诸国那样的金融货币危机，人民是不会献出自己的外汇黄金的。一则人民手中硬通货原本就不多，二则人们不信任掏空国家造成危机的腐败的官僚买办。只有在大规模严厉而彻底的清查惩治腐败后，才能恢复人民的信任。如丧失外汇导致汇率大跌时能立即向国外借到大笔硬通货稳住本位币汇率，也能避免财富的进一步流失和严重的经济灾难。但如此一来，遭灾的外汇借入国就要受制于人了……。
 
    但如我国因丧失外汇财富过大而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当管理层动用自以为充足的外汇储备大量投入货币市场支撑人民币汇率时，即使外汇够用，措施奏效，人民币汇率稳住了，财富的进一步流失及恶性通货膨胀和全面的经济危机似乎也被遏制，但我们的代价是付出（支撑本位币币值的）巨额硬通货，而换回到手里的是我们自己印刷的一堆纸。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经济成果――我们以大量最廉价的优质商品换来的宝贵的外汇储备，也将因此而基本失去。即我们为了引起人民币汇率大跌的那些外汇财富的丧失不致扩展为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还要再将我可动用的外汇储备都搭进去，以换回我们自己印刷的（已不再有大量外汇储备支撑其币值的）软货币。（代价虽大，但比起发展为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超过其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损失，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们目前的外汇储备虽在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已主要由境外投机资金大规模进入所构成。这本身就是极大的风险。而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却以外汇储备过多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为理由愈发卖力地推进QDII，为资本外逃创造求之不得的方便条件。也使国际投机资金大举进入和资本外逃这两种将引起灾难的巨大风险交织在一起形成目前空前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对外汇储备不能仅计算其总量，更重要的是应计算在遭遇货币金融危机时真正可动用的外汇数量。
 
    目前外汇储备虽已达9000多亿美元，但除去外债2000多亿美元，除去大量涌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及其它外资（届时都将撤出），再减去QDII流出的外汇，我们真正在货币危机时可动用的外汇储备能有多少？尤其是外汇储备中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形成的部分越来越大（不到一半也差不多），金融风险也因此越来越大。当这占我外汇近一半的国际投机资金兴风作浪折腾一番，卷着更多的外汇撤走后（其它外资也会在此之前或与之同时撤走），我们即使能以可动用的外汇储备支撑住了人民币汇率（投入外汇支撑本位币汇率其实也就是投入外汇以利于国际投机资金撤离），我们宝贵的外汇储备还所余几何？即使还剩下一点外汇储备，还能再有可兑换货币所需最低限度的外汇储备吗？还有能力对付境外投机资金的再次冲击吗？因此届时必不得不又重新严格外汇管制。
 
    因此，在外汇大量丧失引发货币危机时，立即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是最必要的首选措施。因为其不仅可以阻止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而且可以避免再失去支撑本位币币值的硬通货储备。投放大量外汇以支撑本位币币值，如奏效虽可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和全面的经济危机，但以巨额的硬通货交换回已失去大量硬通货支撑其币值的已变软了的本位币（正是这种交换使其变软），最后在这种得不偿失的交换后，还是不得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在货币危机时立即实行外汇管制政策，要大大优于不立即实行外汇管制政策而仅以外汇投放支撑本位币币值（最后在又失去大量硬通货后不得不被迫实行外汇管制政策）。
 
    而发生货币危机后无论如何离不开外汇管制政策的规律说明，与其于发生了货币金融危机后再重新实行外汇管制政策，不如当初不放弃这个政策而能避免外汇财富的大量流失引发危机。因此，只要存在（如资本外逃、国际投机资金恶意冲击等）大量丧失外汇财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外汇管制政策就有着巨大的安全价值而不应被放弃，而不论已有多少外汇储备。
 
    放开外汇管制政策使本位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要有必要的外汇储备作为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而取消外汇管制所必要的外汇储备，最重要的不是其总量而是发生金融危机时可动用的外汇储备数量。）但使一种货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不仅是其要有必要的硬通货储备。比硬通货储备这个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必要的法制条件。是其法制环境是否有助于消除严重的腐败及其造成的资本外逃源泉，是否能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冲击有严格的监管和防范措施。如光有本位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物质基础――发生金融危机时可动用外汇储备的足够数量，而没有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法制基础，本位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物质基础也还是会失去。
 
    由于目前我社会经济体系的法制环境根本不能抑制腐败消除资本外逃，也不能有效监管、防范国际投机资金冲击。就是在发生货币金融危机时可动用的外汇数量（与外汇储备总量无关），也仍不足以对付金融危机并保证危机后维持可兑换货币的必要物质基础。因此，外汇管制政策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至少在我经济体系的法制环境得以完善之前，绝对不能有任何松动。否则必重蹈俄罗斯、东南亚之覆辙。
 
    而当前一些人以外汇储备过多为理由对外汇管制政策的种种非议则毫无根据。当前外汇储备存在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其结构和使用不合理的问题。如：为何将外汇储备大量保持在其长期趋势注定要贬值的美元，尤其是对国家安全风险极大的美元债券形式上？为何不将其主要保持在注定要升值并重回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形式上？等等。
 
    停止自杀性改革 放缓金融与国际接轨 认真研究防范经济战
 
    将导致外汇管制政策彻底失效，并为资本外逃及国际投机资金进入大开方便之门的开放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限制（QDII与QFII）应立即叫停。
 
    其它大大增加金融风险的自杀性“改革”，如股市和汇市的期权期货，A股全流通等也应立即叫停。
 
    中国经济早晚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但当今世上没有一个富强的大国能够将其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建立在腐败混乱的基础上。如腐败盛行法制缺失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必须施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及其它与世界经济有所隔绝的措施。腐败及法纪问题永远不解决，中国经济就只能永远与世界经济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否则，以废弛的法纪及严重的腐败和混乱对外开放，只能导致比俄罗斯和拉美还要惨重的经济灾难。
 
    因此，当前应全面审评研判金融工作和改革的方针政策，放缓与国际接轨的速度。金融工作和改革的方针应以控制减小金融风险，完善法规，整肃法纪，提高效率，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为目标，而不能盲目地以“与国际接轨为目标”。我一方面应推迟放缓金融与国际接轨，并向世贸组织说明。另一方面应抓紧时机清除腐败，严肃健全法纪，消除隐患，努力创造数年之后可安全平稳地与国际金融接轨的条件。
 
    现在，产生如俄罗斯和东南亚经济灾难的所有条件都在稳步而迅速的向我们走来，并且都是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推动着。我们所面临的决不是国际投机资金一般的商战，而是在核武时代战争具有极大风险的条件下，隐藏于国际金融投机资本身后并利用其商战而进行的不流血的战争――大国之间的经济战，其以彻底毁灭我经济实力，得手之后再乘人之危以极小的代价全面控制我金融和经济命脉，使我中华民族永世不得翻身为战略目标。可以说，这是当前我面临的所有危险中最致命最紧迫的危险。重大的经济灾难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其剧烈程度无疑远远超过一切“颜色革命”，（如阿根廷的经济灾难使其政权频繁更迭，短期内就换了五位总统）。尤其危险之处在于我们面临敌人阴谋已日渐得逞，其意图已日益暴露，并很快就要痛下杀手“收官”的今天仍毫无经济战防范意识。况我已在被敌长期误导的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私有化改革中吃了大亏，且又有俄罗斯、拉美、东南亚等国遭美国经济战算计前车之鉴，若此时仍不能及时省悟而制止敌所指引的自杀性金融和国企改革，等待我们的就只能是无情的崩溃和彻底的毁灭！这不能怪我们的敌人有多狡猾，而只能怪我们自己太腐败太愚蠢！
 
    央行及外汇、证券等金融管理部门不顾实际效果和巨大风险，以敌人为我们指引的不顾代价后果的全球化阴险教条为神圣目标，造成我们今天千钧一发的危险金融形势。应果断地撤换那些以全球化为己任而不惜制造国家民族经济灾难的经济官员，否则必重蹈俄罗斯及东南亚经济灾难之覆辙。
 
    鉴于俄罗斯、拉美和东南亚等国遭美国经济战算计的惨痛教训，及美日对我明显的经济战意图。为防范敌人凶险的经济战阴谋，我应成立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专门机构，对经济战这种核武时代无风险不流血且破坏力巨大的“超限战”模式予以充分认识，高度重视，认真、全面进行研究，周密部署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