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圣外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前贤冯友兰、汤一介认为内圣与外王是矛盾的，二前贤教条地以为只有思想家做了领导人才是内圣外王。其实内圣外王的主要方式是道生法，法生德的道法政治。其他的比如儒家长于社会教化，医家长于疗人病苦，又何尝不是外王呢。明太祖朱元璋之子以藩王之身倾心于本草，亦属外王之举。

　　大明王朝是在农民起义的巨浪中诞生的。其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从一个放牛娃到推翻大元朝廷，其精神与动力无疑来源于苦难的底层生活。其建政后，对官宦和社会上层相当严厉，以至于至今为精英集团所痛诋。这无疑也是源于其苦难的底层经历。然而，到240年后，朱元璋的子孙们已经与社会底层完全脱节，而被底层百姓视为寇仇。我在《汉中：朱常浩·严如煜》(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968149.html)中描写了朱家这些不肖子孙之贪鄙短视，之聚敛无度，之要钱不要命。到了这个地步，大明朝焉能不亡。

　　从朱元璋到朱常浩，这个起于社会最底层的家族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个渐变还是突变的过程?我不是研究明史的，无由得知。

　　可巧，在网上闲逛，淘到一本奇书《救荒本草》，此书搜集了可供灾荒时食用的414种植物。此书的原序中写道：

　　“读孟子书至于‘五谷不熟，不如稊稗’，因念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者，恐不止稊稗而已也。苟能知悉而载诸方册，……，岂不为救荒之一助哉。”

　　可见其作者搜撰此书，实为助黎民度荒。令人诧异的是，书的作者，不是严如煜那样的地方官员，也不是蒲松林那样的失意文人，而是当时的“周王”朱橚。朱橚，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兄弟。

　　明史称，朱棣和朱橚都是马皇后所生，是同母兄弟。而有的史学家却怀疑，朱棣其实是高丽选送给朱元璋的“碽妃”李氏所生。朱棣大家都知道，是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的狠角色，即著名的永历大帝。他开辟了中国农耕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盛世”。而知道朱橚的恐怕就不多了，据史书记载，朱橚原与朱棣类似，也有宏大的政治抱负，但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转而做学问。

　　明朝初年中原地区连年灾荒，民众食不果腹，无奈以野菜充饥，误食中毒者屡见不鲜。看到这种情况，朱橚亲自带人跑遍封国境内的“山野平地”，“咨访野老田夫”，采集实物标本，考核筛选出其中可用来充饥的植物四百余种。又专门在开封周王府内辟设园圃，引种野生植物，每日观察、研究、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还研究其食用方法，把可供灾荒时食用的414种植物的资料编辑成册，详细地记载了每种植物的名称、出产环境、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方法，名为《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收录食用植物414种，其中来源历代本草旧有者138种，新增276种，新增部分约占总数的近2/3。书分草部，245种;木部，80种;米谷部，20种;菜部，46种。还特地请画师把植物的叶、花、果、枝干绘成图，附在每种植物介绍后面。《救荒本草》面向城乡老百姓，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所以，书中语言尽量简练、通俗明白，甚至还使用当时民间流行的简化字。突出植物图画的精准和栩栩如生，求其直观、可分辨。

　　明代开封的读书人李濂到山西做官，他将朱橚于开封刊刻的《救荒本草》初本带到太原，于嘉靖年间重刻，并为之作序。他在《重刻〈救荒本草〉序》中说：

　　“是书有图有说，图以肖其形，说以著其用。首言产生之壤，同异之名，次言寒热之性，甘苦之味;终言淘浸烹煮蒸晒之法。……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功于生民大矣。”

　　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

　　对朱橚此举，长史卞同叹曰：“今殿下处富贵之尊，保有邦域，于无可虞度之时，乃能念生民万一或有之患，……，苟或见用于荒岁，其及人之功利，又非药石所可拟也。”

　　说到“药石”，朱橚更可彪炳史册。洪武二十二年，朱橚因政争失足，被流放到云南。那时的云南是蛮荒之地，当地风俗落后，卫生条件差，传染病和各种疾病肆虐流行，而各族群众普遍缺医少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朱橚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全书四卷，共3000多方。其中有些药方还是周王府自制的。这部著作编著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袖珍方》这部书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对我国云南贵州一带的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更令人惊叹的是，朱橚主持，由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出《普济方》。这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739首。

　　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5为方脉，卷6～12为运气，卷13～43为脏腑，卷44～86为五官，卷87～250为内科杂病，卷251～267为杂治，卷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315为外伤科，卷316～357为妇科，卷358～408为儿科，卷409～424为针灸，卷425～426为本草。

　　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此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时虽然浏览文献达八百余种，但不少失传医籍他无法看到，幸得《普济方》中摘引，《本草纲目》中所附药方源于《普济方》中的比例相当大。

　　作为朱家掌权后的第二代，既出了朱棣这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出了朱橚这样不忘生民疾苦，具有悲悯情怀的学者。这与他们出生于艰难困苦之中不无关系。朱橚出生时，朱元璋还是韩林儿手下的大将，朱家还在战争中奋斗，无由沾染后辈的纨绔习气。

　　如何评价朱棣，史家众说纷纭，我就不置喙了。而朱家第二代出了朱橚这样的学者，他“山野平地”，“咨访野老田夫”，说明统治地位尚未能将这个家族与社会底层隔离开来。有意思的是，医药竟成了朱元璋的这一支后辈的谋生手段。在明末农民起义的乱局中，起义军“主辑太祖嫡生五子后裔、错杀千百不留一丁”，朱橚的第12世孙朱敷铮，靠师爷姜辅明装扮货郎，携渡黄河，逃过追杀，直奔彰德(安阳)寻宗亲得助。后继先祖方剂药业为生，寄居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