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但是，更深刻也更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在于：精英商业利益集团，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家们，在制造危机、越赌越大上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毁灭。更令人警醒的是，他们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力，阻止可以迅速避免经济暴跌的必要变革。政府看上去无能为力，或者根本就是不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经济危机已经揭示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道出了其中非常惊人的一个：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新兴市场的这种事态更加典型，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危机的核心所在。如果IMF的职员能对美国畅所欲言，所有国家就都能听到下述警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阻碍实质变革的金融寡头专政，复苏就没有希望。留给我们防止一场真正的大萧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IMF工作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其实没人愿意来找自己。你的客户通常只有走投无路才会来找你：私人资本已经抛弃了他们，区域贸易集团的伙伴们无力拯救自己，向强大的朋友比如中国或者欧盟借钱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没抓住。别人并不怎么喜欢求助于你。
当然，原因在于IMF非常擅长告诉客户自己不想听什么。我了解这一点，因为2007和2008年我做IMF首席经济学家时，强加给外国官员不少痛苦的变革。此前，当我与1989年之后陷入困境的东欧政府合作时，当我在19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与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亚洲和拉美私人部门合作时，我也间接或直接地感觉到了IMF的压力。一直以来，我从各个角度观察着从乌克兰、俄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其他地方不断赶来的官员们，他们来找IMF时已经步履蹒跚，环境已经变得很糟糕，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当然，每次危机都不一样。1994年，乌克兰遭遇的是恶性通货膨胀；1998年夏天，俄罗斯遭遇的是严重的短期债务清偿危机；1997年印度尼西亚遭遇的是卢比急剧贬值，公司经济几近毁灭；同一年，韩国遭遇的是外国银行突然拒绝提供新的信贷，三十年经济奇迹陷于停顿。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对IMF官员来说，所有这些危机看起来都没什么差别。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笔贷款，但是每个国家也都需要做出重大变革，这笔贷款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几乎总是如此，危机国家总是需要在一段过渡期之后学会自力更生，必须增加出口，缩减进口，并且绝对不能出现非常可怕的经济不景气。要在这个背景下制定有用的预算、货币供给等等政策，IMF的经济学家们自然要些花时间。然而，总会有能够解决问题的经济方案。
但是，IMF的高级职员真正关心的，却几乎总是危机国家的政治，因为这是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面临困境，通常都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些国家握有权势的精英们在经济形势好的年头伸手过长，承担了太多风险。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门通常彼此结盟，形成组织坚固而且常常看上去很高尚的寡头专政，像经营追逐利润的公司那样管理国家，而他们就是股东的控制者。当印度尼西亚、韩国或者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成长时，大企业家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作为经济帝国的控制者，这些人做了一些显然有利于总体经济的投资，但他们也开始做更有风险的更大赌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政治关系，会允许自己把任何可能产生的问题都推给政府。
比如，俄罗斯的私人部门现在之所以面临严重困境，就是因为在过去五年左右，它从全世界的银行和投资者那里借了至少4900亿美元，它认为俄罗斯的能源部门可以支撑整个经济中不停上升的消费。随着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家们用这笔资本购买其他公司，并开始能够产生就业的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就业对于政治精英而言也就越来越重要。政治支持不断上升，意味着更容易获得有钱可赚的合同，意味着减税，意味着各种补贴。外国投资者也就不可能像过去那么高兴，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宁愿把钱借给那些有可能会支持其本国政府的人，即便这种支持散发着腐败的气息。
但是，新兴市场的寡头们必定会头脑发热；他们挥霍无度，在巨额债务的沙丘上建立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本地银行，有时候是在政府压力下，太过热心地为精英们、为那些依赖信贷的人提供信贷。无论对于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国家而言，过度借贷的结局总是很糟糕。信贷条件迟早会收紧，如果不是绝对有能力偿付，就没人会愿意借钱给你。
恶性循环的轨迹相当险峻。巨型公司们在不履行还债义务的灾难边缘摇摇欲坠，借钱给他们的本地银行土崩瓦解。昨天的“公私伙伴关系”，现在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无法获得信贷，经济瘫痪就会接踵而至，经济形势只会越来越坏。政府被迫拿出外汇储备支付进口开支，偿还欠债，弥补私人损失。但外汇储备总有耗尽的那一天。如果这个国家在耗尽之前还不能恢复正常，它就无力偿还外债，就会在国际上变成一个“经济贱民”。要想成功阻止这种惨剧，政府通常需要消灭某些国之大害（比如失控的现金外流），通常需要重建已经严重失衡的银行体系。换言之，政府至少需要压榨一部分寡头。
然而，压榨寡头几乎从来不是新兴市场政府的策略选择。恰恰相反：危机一开始，寡头们通常就能首先获得政府的特别照顾，比如优先获得外国货币，或者是一笔贴心的减税，或者克里姆林宫的经典救援技术：政府替私人部门还债。在胁迫之下，对老朋友的慷慨在形式上有了很多创新。同时，还是需要压榨某些人，大多数新兴市场政府都会首先压榨劳动人民，只要不出现大规模骚乱。
最终，正如普金治下的俄罗斯现在所实现的，精英中的某些人必须在经济复苏之前被打倒。这是一种抢位游戏：政府只是没有足够的货币储备照顾每个人，政府无力完全接管私人部门的债务。
因此，IMF职员通常会凝视着财政部长，考虑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否严肃认真。IMF最终会愿意给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贷款，但它想先弄清楚普金总理是否准备、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对他的一些朋友严酷起来。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抛弃朋友，IMF愿意等他下决心。如果他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IMF就乐于给他一些有益的建议：请他从那些非常不称职而且非常贪婪的“企业家”手中夺取银行体系的控制权。
当然，普金的前朋友们会反击。他们会动员盟友，动用关系，向其他政府部门施压，要求获得额外补贴。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尝试颠覆活动，包括动用他们与美国外交政策当权派的联系，就像1990年代晚期乌克兰所取得的部分成功那样。
许多IMF项目之所以“跑偏”（这是个委婉说法），正是因为政府对从前的权贵们硬不起来，后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别的什么灾难。一旦政府占据优势，或者寡头权贵们根据IMF支持的计划分清了谁统治、谁输谁赢，援助项目就能“回到正轨”。1997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真正斗争，正是围绕哪个权贵家族会失去银行而进行的。在泰国，事态进行的相对顺利些。在印度尼西亚，恶斗导致苏哈托总统倒台，经济紊乱不堪。
根据多年的经验，IMF职员知道，只要至少一部分制造了很多根本难题的寡头权贵遭受沉重打击，自己的项目就能成功稳定经济，促进增长。而这正是所有新兴市场的难题所在。
向“香蕉共和国”演变
美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强度和突发性，让我们非常震惊地想起了新兴市场的危机时刻：韩国（1997），马来西亚（1998），俄罗斯和阿根廷（反复发作）。在每个危机时刻，全球投资者担心这些国家或其金融部门不能偿还巨额债务，会突然停止借钱给这些国家。这些担忧每次都变成了现实，因为那些不能延长还债期的银行，事实上都无法还债了。这正是导致雷曼兄弟9月15日破产的原因，这次破产让美国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在一夜之间枯竭了。正如新兴市场的那些危机一样，银行体系的脆弱很快波及到实体经济，导致经济严重收缩，无数人生活困苦。
但是，更深刻也更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在于：精英商业利益集团，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家们，在制造危机、越赌越大上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毁灭。更令人警醒的是，他们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力，阻止可以迅速避免经济暴跌的必要变革。政府看上去无能为力，或者根本就是不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顶级投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们，喜欢把当前的危机归咎于互联网经济泡沫之后美国利息率的降低，或者归咎于中国高额储蓄的对外流动。一些右翼人士喜欢抱怨房利美和房地美，或者旨在扩大自住房比例的长期努力。当然，每个人不用证明就会抱怨监管者没有承担维持“安全与牢靠”经济环境的责任。
但是，放松监管、低息贷款、不成文的中美经济同盟、推广自住房，这些不同的政策有共同之处。尽管一些政策传统上是与民主党人或者共和党人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全都有利于金融部门。原本可以抢在危机之前发挥作用，但会限制金融部门利润的政策变革被束之高阁，比如现在闻名于世，但早在1998年就已由布鲁克私利•博恩提出的，监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信贷违约互换（CDS, Credit-Default Swaps，金融家们创造的众多金融衍生品之一）的努力。
金融业不总是享有这种贴心的优待。但是，在过去25年左右，金融生意兴旺，权势越来越大。它在里根时代就开始兴旺，而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放松规管政策也让它如虎添翼。还有几个因素推动了金融业的繁荣。1980年代，保罗•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及其所伴生的利息率反复无常的上扬，导致债券交易越来越有利可图。证券化、利息互换和信贷违约互换这些衍生品的发明，大大增加了银行家们可以从中牟利的交易量。个人退休账户（IRA）和退休金投资税收优惠（401计划）的发明，让一个日益老龄化和富裕人口不断增加的社会，把越来越多的钱洒向证券。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谋利的可能性。
毫不奇怪，华尔街就是借着这些东风兴盛起来的。1973-1985年，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都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9%。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达到了41%。报酬也明显上涨。1948-1982年，金融部门与国内私人企业的平均报酬之比在99%-108%之间波动。1983年开始火箭式上扬，2007达到181%。
金融部门所创造和聚敛的巨大财富，让银行家们拥有了自JP摩根时代以来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政治地位。在摩根时代，1907年的银行业恐慌只能由私人银行家们协调制止：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有能力做出有效回应。但是，随着为了遏制大萧条而加强的银行业规管，银行寡头们的第一个辉煌时代结束了；最近，美国金融寡头专政又复活了。
华尔街：华盛顿的权力通道
当然，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拥有世界上非常发达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我们也拥有非常发达的寡头专政。
在原始政治系统内，权力通过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转移，比如军事政变、私人军队等等。在不那么原始的政治系统内，权力通过金钱转移，比如贿赂、回扣或者海外银行账户，新兴市场通常如此。尽管游说与大选在美国政治系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信封里装百元钞票这样的旧式腐败（著名的杰克•阿布拉莫夫政治献金）在今天可能是个不大重要的问题。
与这些做法不同，美国金融业通过积累文化资本、通过信任体系来获取政治权力。在过去，也许对通用汽车好就是对美国好。过去十年来，这种态度变成了：对华尔街好就是对美国好。银行-证券行业已经成为最顶级的政治选举捐助人，但是身处影响力巅峰的金融业并不需要获取恩惠，不像烟草公司或者军事承包商那样不堪。它直接从下述事实获益：华盛顿局中人已经相信，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维持世界地位的关键。
当然，发挥影响力的渠道之一，乃是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个人流动。罗伯特•鲁宾，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后来成为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亨利•鲍尔森，1990年代黄金十年期间任高盛投资公司总经理，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斯诺，鲍尔森的前任，离任后成为赛博拉斯资本管理公司主席，丹•奎尔（老布什的副总统）也是这家大型私人证券公司的经营者。阿兰•格林斯潘，离开联邦储备委员会后，成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顾问，这家公司也许是国际债券市场的最大玩家。
在过去三届政府中，这些个人联系在更低层面繁殖了很多次，强化了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联系。高盛雇员离开公司后进入公共部门任职，已经成了某种传统。现任新泽西州长乔恩•科尔津、鲁宾和鲍尔森等高盛党人的流动，不仅把带着华尔街世界观的人送上了权力直通车；也为高盛塑造出一副公共服务机构的形象（至少是在华盛顿）。
华尔街是个非常诱人的地方，浸透着权力的气息。那里的经理们绝对相信，操纵世界运转的杠杆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个来自华盛顿、应邀进入华尔街会议室的公务员，哪怕只是开一次会，也不能免于受到他们的统治。我在IMF期间，非常震惊地发现：金融要人们很容易接近美国最高官员，两种职业轨迹互相交织。我现在还清楚记得2008年初的一次会议，几个富裕国家的政府高官与会，主持人漫不经意地说，要想做央行行长，最好的培训就是先做投资银行家。
整整一代决策者已经被华尔街催了眠，他们总是完全相信银行说什么都对。阿兰•格林斯潘支持政府完全不规管金融市场的声明已经众所周知。然而，格林斯潘在这一点上绝不孤单。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2006年也说过这样的话：“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管理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过去二十年间，无论大小，所有银行机构评估和管理风险的能力都已经获得了实质进步。”
当然，这通常只是一种错觉。规管者、立法者和学界几乎都假定这些银行经理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回头看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美国国际集团（AIG）金融产品分部2005年的税前盈利25亿美元，大部分是靠削价销售复杂难懂的证券保险得来的。俗话说“空手套白狼”（picking up nickels in front of a steamroller），这个策略在正常年份有利可图，在糟糕年份造孽深重。截至去年秋天，AIG的证券保险业务超过4000亿美元。目前为止，想出手拯救这家公司的美国政府，已经允诺要用18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来弥补损失，但AIG错综复杂的风险模式已经宣告：损失实质上是无法弥补的。
华尔街的诱人权力甚至（或者说尤其）让金融和经济教授们着迷，过去他们通常只会在大学谋生存，只想拿到诺贝尔奖。 随着数学金融在实际金融中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教授们不断期待成为金融机构的顾问或者合伙人。诺贝尔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1994年他们坐上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宝座，这家对冲基金公司在1990年代末大赚特赚从而闻名于世。，很多人都在走这条路。这种迁徙给迅速发展壮大的高端金融世界，盖上了学术正当的印记（以及咄咄逼人的学术精品气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富人在金融业大赚其钱，金融拜物教向文化深度渗透。伪装成警世恒言的《野蛮人来了》、《华尔街》和《浮华世界》之类作品，起到的作用只是增添华尔街的神秘主义。米歇尔•刘易斯去年在《投资管理》上撰文称，1989年，他以金融业局内人口吻写《谎言游戏》时，原本希望这本书能激起人们对华尔街的傲慢和过火的愤慨。结果，“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们的来信把我淹没了，他们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可以分享…他们把我的书当成了行动指南！”即便是华尔街的罪犯也变得比别的罪犯牛气，比如米歇尔•米尔肯和伊凡•博斯基。在一个崇尚金钱拜物教的社会，不难推断，华尔街杂志社论和国会议员们，会宣扬“金融部门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宣扬“金融业赢家们比华盛顿的职业公务员更明白什么对美国好”。
在过去十年里，竞选筹款、个人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涓涓溪流，汇成了解除规管政策的滔滔大河，事后看来，真是触目惊心：
• 坚持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
• 废除大萧条时代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的规管政策；
• 国会立法禁止规管信贷违约互换行为；
• 允许投资银行大肆发明各种金融衍生品；
• 证券交易委员会规管执法软弱无力（我是不是应该说根本就是不作为？）；
• 一项允许银行自我评估风险的国际协议；
• 以及故意不更新规管手段，故意使之落后于金融创新的“伟大步伐”。
华盛顿这些措施所伴随的情绪看上去在漠不关心与露骨的洋洋得意之间摇摆：他们认为金融松绑能让经济越来越好。（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