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名将英雄辈出，但反映他们的影视剧少得可怜。近些年来，古装剧虽占了不少份额，但集中在宫斗、权谋，少有战场英雄出场的机会。2015年年底，央视一套推出了《抗倭英雄戚继光》，让很多历史爱好者眼前一亮。
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将中，戚继光是少数几个未被拿掉民族英雄桂冠的人物，因为他是抗倭英雄。倭是什么?日本人。抗日神剧称雄的时代，戚继光既是古代名将，又身兼抗日英雄，而且平生未尝一败，作为题材实在绝佳。《戚》剧中的戚继光塑造得“高大全”，战争场面的特效颇有可观处，并毫无例外设置了三角恋，很符合现在的审美。不过，纯粹的故事适合于电视剧，终究和真实历史有很大差距，本文算是对《戚》剧的补充。
海禁乃制造倭寇之源
大众所熟知的倭寇，是14到16世纪肆虐于朝鲜与中国沿海的海盗集团。“倭”虽是日本人，倭寇却全非日本之寇。14至15世纪的倭寇，算得上货真价实的“倭”寇，虽然其中有很多被称为“禾尺”、“才人”的朝鲜人，但日本人是绝对主力。到了16世纪，倭寇的成分发生很大变化，日本人不过十之一二，主力已经是中国人，甚至包括当时在中国东南沿海从事走私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人。
这时候的倭寇已经如日本史学家田中健夫所言，不再是中国或日本的问题，而是“东亚史或世界史上”的问题了。
倭寇始于元朝。14世纪中叶，日本进入了“南北朝”战乱时期，国乱没规矩，大量大名和武士到国外去劫掠发财。日本南北朝从1336年(至元二年)开始，到1350年(至正十年)时，朝鲜和中国沿海便倭寇肆虐。此时无论元朝还是朝鲜的高丽王朝，都进入了乱世，国内一片混乱，两国自然都无力抵御倭寇。
待到日本结束南北朝，中国明朝代替元朝，朝鲜也由李氏朝鲜代替了王氏高丽，三国都由乱入治，倭寇再无舞台。日本为缓和与明朝的关系，严厉禁止倭寇。明朝在沿海地区构筑了75座城池，对倭寇严防死守。李氏朝鲜更是发动了“己亥东征”，直接攻入了日本对马岛。倭寇屡遭重创，在国内又被严禁，终于在1419年后陷入沉寂。
明朝中断了宋元以来的自由海外贸易，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允许官方的勘合贸易存在。勘合贸易足以应付海外使团，而民间的贸易需求因为大乱方定、人口尚未恢复、工商业衰颓不振，只要有小规模走私便可满足。百年之间，海疆较为平静。
嘉靖年间，倭寇突然大兴，且规模时间都远超前次，被称为“嘉靖大倭患”。
明朝严禁民间海外贸易，可从宋元以来，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的百姓早已“以海为田”，即靠贸易维持生计，所谓“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明代中期，人口滋生，原本就多山少田的沿海地区人口压力加重，更需要入海求食。
正德、嘉靖年间，明朝承平日久，工商业发展迅速，尤其江南地区的丝绸、瓷器、棉布生产呈井喷趋势。与之相对的，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商品有着旺盛的需求量。仅以日本为例，“大抵日本所须(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必须脂粉，漆扇朱工必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州)之瓷器;湖(州)之丝绵，漳(州)之纱缉，松(江)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
人口增长、贸易需求增长，走私规模便日益扩大。沿海各省无论富户贫民都趋之若鹜，“富者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嘉靖年间，海上走私贸易逐渐走向集团化。先后有许栋、李光头等巨头，王直崛起后，更是形成了统一化。“五峰船主”王直与日本地方大名结成同盟，“籍倭奴为爪牙”，将大小走私集团悉数纳入麾下。全盛时期，王直拥有大船500多艘，麾下有十万之众，雄霸海疆，“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以至于“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商船，也“俱请五峰旗号，方敢海上行使”。
与此同时，嘉靖年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北元蒙古铁骑连年南下，甚至曾包围过北京。为了防卫京师，明朝增加军费开支，开始重复征税，农民租税负担达到极限，而东南沿海地区尤甚，亩出兵饷一分三厘，加上其他名目众多的赋役征发，沿海居民“膏血为之罄尽”。迫于生计，穷苦百姓大量下海加入走私集团，从而“亡命之徒，从附日众，自是倭船遍海为患”。
走私集团的坐大，自然对奉行海禁的明朝政府是一大刺激，朝廷先后任命朱纨、王抒、张经等干吏强化海禁政策。这些官员都是勇于任事的人，上任后严厉打击走私集团。一时间，走私集团遭到重创，众多港口被毁，李光头这样的巨头也被俘被杀。可是，海禁是制造倭寇之源，越严格越会让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王直的队伍就是这样壮大的。
从1553年开始，“倭患”达到顶峰。倭寇的船队“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沿海各地烽烟四起，到处是“数百里间，焚屠殆遍”，“杀戮之惨，遍于郊野”的惨状。初时的走私集团只是为了反抗朝廷不合理的海禁政策，为沿海百姓争得活命之路，但闹到这种情形，不但严重威胁了明朝东南的稳定，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先前的合理性荡然无存。
抗倭英雄戚继光，此时正式踏上了成为民族英雄的征途。
戚家军的胜利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渚。其祖上跟随朱元璋建国有功，获得世袭军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虽是“官N代”，但并不纨绔，自幼勤学文武艺。1544年，年仅16岁的他承袭父职，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27岁前，他都是在山东任职。山东沿海也有倭寇骚扰，但毕竟抗倭主战场不在这里，戚继光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然并无用武之地。
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旋进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今临海)三府。他终于可以和最为肆虐的倭寇直接交锋了。然而，此时戚继光麾下都是卫所军，多年以来军户们“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虽有赏赐，而或不得给;虽战有首级，而不得为己功”。这样的境况，自然是产生了无数“脆弱之兵”、“纨绔之将”，“平居则哨探不设，临阵则纪律无闻，上熙下恬”。结果戚继光南下的首战很不光彩，与俞大猷合攻岑港，久攻不下。最后虽攻克岑港，倭寇主力却未被尽歼。
深知军制弊端的戚继光只能独辟蹊径，创建新军。他遇到了有“倜傥非常之才”的上司胡宗宪，敢于打破陈规的胡宗宪给予戚继光大力支持。
几经考察，戚继光决定从浙江义乌招募新军。因为这里民风彪悍，人人尚武。1558年，义乌发生本地八宝山矿山被盐商霸占事件，义乌乡民面对“素骁勇，能飞刀刺人”，且人数有千余人的恶霸队伍，竟然以数百人奋勇拼杀，将之击退，擒获首犯送官。这样的战斗力和勇气让久经战阵的戚继光为之震撼，认为“若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于是先期招募四千人，后又先后招募二万余人，组成了“戚家军”。
有了好素质的士兵，还要研习新的战术。此时的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但因有日本武士参与，其训练和作战方法都效仿日本武士，武器也十分精良。日本刀“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明军的武器“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且倭寇大多武艺高强，作战之时“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面对这样的敌人，仅靠勇气是不足以与之相敌的。
戚继光采取四四制对全军进行重新整编。自己统领中军，下辖4个总，每总下辖4个官，每官下辖4个哨，每哨下辖4个队，每队12人。一队设队长1名，藤牌手2名，狼铣手2名，长枪手4名，短兵手2名，伙兵1名。狼铣长1.5丈，为长兵器，用长而多节叉的毛竹，末梢包上铁制枪头制成。长枪长1.25丈，仅次于狼铣。短兵手多持镜把、大刀。镜把长7.6尺，前有三刃，不仅可刺，还可“擎架”敌人兵器，敌远时可作为发射架燃放火箭，敌近时用来格斗。大刀刃长5尺，柄长1.5尺。
戚家军把这些长短不一的冷兵器配备在一个建制中，形成有机整体。每名士兵所持的兵器一般为长短各一。如藤牌手，除持盾外，另有标枪两支、腰刀一把;短兵手各带火箭6支;长枪手各配解首刀一把;就连不作为战斗员的伙兵，也配有可攻可防的夹刀棍一根。戚家军的哨、总、中军各级，都是建立在上述兵器配备的基础上，这便是日后著名的“鸳鸯阵”。
步兵之中，戚继光还设有火器队单独编制，直属中军、总、哨各级指挥官。如中军有大铳手一队30名，大铳9门，每哨大铳3门。火器有赛贡铳、佛朗机、连子铳、子母炮、千里雷、鸟铳、火箭等。
所有士兵以队为单位进行严格训练，12人紧密合作，形成战斗集体。遇到倭寇“单刀陷阵”，12人各司其职，长短兵器一起使用，互为掩护，敌远有各式火器，挨近有狼铣、长枪，再近则有镜把、大刀。任你武艺高强、悍勇无畏，面对这样的阵势，也只有送死的份儿。“鸳鸯阵”外还有“三才阵”等阵法，都是适应不同的地形而对“鸳鸯阵”所做的变形。这些阵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防御十分严密，永远保持己方以多打少的优势。
所谓“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再好的军队必须有充足的饷银补给，否则必定难以持久。戚继光运气很好，上司胡宗宪吸取几位前任的教训，对把持朝政的严嵩极为巴结，又屡献祥瑞给痴迷道教的嘉靖皇帝，换得了便宜行事的权力，“东南帑藏，悉从调取”。戚家军后援无虞，无有后顾之忧。
兵士敢战，训练得法，粮饷充足，戚家军万事俱备，自可一鸣惊人了。
1561年5月，戚家军首战台州花街，斩倭308人，解救百姓5000余人。之后在白水洋三战三捷，歼倭344人，擒倭首5人，解救百姓千余人。这两场大战外还有陆战七捷、水战五捷，斩倭717人，沉倭舟十余艘，夺获贼舟21艘，解救3000余人，焚溺倭寇3000余人，取得了台州大捷。
之后至1566年，戚家军转战于浙江、福建，“飚发电举，屡摧大寇”，曾经不可一世，仅60余人便能横行数省威胁南京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几无还手之力。上峰岭之战，倭寇被歼2000人，戚家军仅阵亡3人;横屿之战，倭寇被歼千余，戚家军阵亡13人;牛田之战，倭寇被歼698人，戚家军无一人阵亡;仙游之战，倭寇被歼498人，戚家军阵亡24人;伤亡最大的林墩之战，倭寇被俘斩973人，戚家军也只伤亡69人。
戚继光组建戚家军抗倭之时，那位“五峰船主”王直已经被招抚后处死，其著名部下徐海、陈东等也相继受招抚而后内讧败死。大头领的凋零使得倭寇化整为零、遍地开花，以小股部队四处袭扰沿海，戚继光的战略战术则专门针对这种情况，故而屡战克捷，捷报频传。
1567年，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终于放弃开国以来实行193年的海禁政策，准许民众到海外进行贸易。倭患始于海禁，如今那些以劫掠为乐的人被消灭殆尽，无奈“附寇”者有了生路，从此再无倭寇。
戚继光则奉调北上，成为蓟州总兵官，开始对战北元蒙古的草原骑兵。
短暂抗倭后的漫长“防虏”
二十年倭患的肃清，是众多文武英雄共同的努力，戚继光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以至于现在人们一提抗倭，便绕不开戚继光。不过，在戚继光的军事生涯中，抗倭不过数年，其后长达十六年的时间中主要是在“防虏”，也就是防备北元蒙古。
戚继光北调之时，本有效仿卫青、霍去病之志。俞大猷在给他的信中说：“大丈夫在世，要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在于东南;要与千古豪杰争品色，宜在于西北。”然而，明朝不是汉朝，隆庆帝也不是汉武帝，这个时代不可能让戚继光率兵出塞，封狼居胥。戚继光在北方的作为，只能是以防御为主。
针对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他设计了车、步、骑营协同作战的战术：“当战时，车环于外，马步援兵贯之于内，而营外复连以拒马，枪锋刃向外，不必挑濠而濠之险在我，不用依城而城之势在营，况以火器更番举放，杀手三叠出追，则步骑递用，而出奇无穷，且战且前，而虏自不支矣。”
训练军队的同时，戚继光在长城沿线修筑敌台(又叫空心台)。敌台有大小两种，大敌台多设在险要地段，高五丈，内有三层：上层供了望;中层为战斗室;下层为库房和休息室。小敌台突出城墙外约一丈，高出城墙约一丈五尺，可容纳10人。敌台之下有屯田军队，战时与台上守军配合作战，平时在敌台附近屯田。
这对蒙古骑兵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此时北元蒙古最大的势力一是有着全蒙古共主名义的图门汗(明朝称土蛮)，其控制地在辽河流域，另一个则是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明朝称俺答)。就在戚继光北上不久，1571年，阿拉坦汗接受了明朝的册封，是为“隆庆和议”，从此不再与明朝交战。而图门汗与明朝交战的主战场是在辽东，不是戚继光镇守的蕲州。
所以，戚继光的防御和野战战术，遇到的对手只是如朵颜部长昂、董忽力之类小角色，这让后世的军事迷多少有些遗憾。不过，在对阵长昂等人的战斗中，戚继光的战术很有效，打出了战损比极为悬殊的战例，再加上敌台防御体系，蒙古骑兵不敢正视戚继光防区，曾出现过“徘徊两月而不敢进”的情况，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使得“边境晏然”，但戚继光在北方的战绩远不如南方，能“与千古豪杰争品色”的，反而是他抗倭的事迹。无论在南还是在北，戚继光一生事业均获成功，没有留下遗憾，且对后世影响甚深。他所著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成为日后兵家宝典。中国兵书自古讲究谋略，对于研习者要求很高，而戚继光的兵书是纯技术类，上手容易，脚踏实地搬用。近三百年后，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及其麾下的湘军，便是完全照搬戚继光招兵、练兵、作战之法，竟以一帮书生带兵，平灭了肆虐南中国十余年的太平天国。
光芒背后总有阴影。1584年，戚继光被罢免了最后的职务——广东总兵官，度过贫病交加的四年退休生活后，于1588年黯然离世。戚继光死后，朝廷没任何反应，直到两年后其长子戚祚国到北京请求恤典，才下诏予以祭葬，至于谥号，更是直到万历末年才赐给。
戚家军在戚继光去世后仍保持了一段强军风采，他们大量驻扎北方边墙，“九塞、五岭，满地浙兵”，使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1592年的抗日援朝战争中，由戚继光老部下吴惟忠率领的浙兵大放异彩，让“南兵”成为日本、朝鲜人眼中的威武之师。
可惜，再好的军队也经不住时间的消磨。待到后金崛起，明朝面对生死存亡之际，曾经的貔貅之师除少部分还保有当年的风骨，大部也已衰败不堪。部队在一次次战斗中损失殆尽，终于泯灭无存，真应了戚继光曾作的诗句“国士死来今已尽，边机愁绝剑空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