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一六年一月，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一篇批评中国学界的文章激起热议，讨论持续发酵。其中，凤凰国际智库研究院李江近日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中国学者的‘国师情结’”一文引起了大量关注。

　　郑永年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以近来的“供给侧改革”为例说明中国学界都在“炒作概念”，论证政策而不是研究政策。他认为长期以来有效知识供给不足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在对郑永年激进观点的反驳中，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指出他犯了三个错误：高看了中国知识界、逻辑错误和避重就轻。聂辉华认为，“知识界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有锦上添花的功能，却不是必要条件。”

　　李江指出，郑、聂两人的文章反应出中国当下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学术界埋怨政府不支持而政府却又不满知识界“无能”。许多政策制定者感叹拥有扎实理论功底、了解政府政策制定程序和社会实际状况的学者少之又少，知识界则诟病政府不透明以及资源分配不均。

　　李江由此叩问，现存体制为什么可以吸纳学者却缺乏可以选择出优秀、负责任的学者并使得决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相互有效配合的机制?他认为最大问题在于现存体制是为了选拔“国师”的，一些学者一旦从事政策研究，很容易激起一种强烈的“国师”欲望。这种欲望阻碍了他们做出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研究，反而将研究对象或重点转向政策制定者本身。

　　李江认为尽管“国师梦”的表现形式不同，有人向往儒家所倡导的君臣关系，有人为满足甘愿为奴的心理需求，有些人则是投机分子，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影响他们的政策研究能力和质量。他进一步指出，“国师梦”的由来与社会科学界的特性有关，由于社会科学界必须通过影响实际政策制定，观察实施过程，检测政策结果才能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使得社会科学学者对政策制定者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加上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特征的影响，以及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学者很容易出现自我矮化的意识。

　　文章最后指出，由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空间有限，导致投机的“国师”拥有了大量的市场，而他们“利己至上”的属性和对体制内优秀人才和良好品质的排斥会给体制带来巨大危害。至于要解决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的矛盾，李江认为“通畅、宽容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对德才兼备人才的有效选拔机制或许才是关键”，并建议，“政府及社会各界不妨先从治理‘学阀’乱象、整顿大学和学术研究风气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