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知识短缺与中国文明使命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来说，全球经济、政治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欧洲和美国已经逐渐丧失传统的财富创造机制，这导致其以往有过的自我修复机制失录，进而导致霸权衰败。在以往所称第三世界国家群体性兴起后，全球力量对比正在改变，世界权势发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部分转移。由此又带来两个大的影响：一个是，由美国、欧洲和日本成组成的西方世界，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已不再拥有以往那种近乎绝对的主宰地位;另一个是，人们开始怀疑，西方国家用来解决其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那些知识体系和制度方案，如选举民主、多党制、福利制度等，也在出现效用递减甚至破产的兆头，它的普遍推广性不再天经地义，用西方的文化、价值、制度、理论来做路灯的时代，似乎也走到了尽头。

　　就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状况那样，当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人类的知识更新往往会滞后于时代需求。这种全球性的知识短缺，也构成了今天很多世界性问题和危机事态的重要源头。中国无论为应对自身挑战、还是加入到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迎对全球性知识短缺的挑战，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探索。

　　向“常规”回归

　　今天人们已经要面对一个新的现实，那就是：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已与之前的那种状态有了本质区别，简言之，以前的状态放在历史长河中，是非常规的，而时至今日，则又习惯性地步入了历史的常规状态。

　　先来说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说从古到今，仅从最近五百年时间看，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大国林立且相互竞争。欧洲在这方面最典型，长期都是很多个国家打打闹闹，中间也曾有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19世纪的欧洲协调，实现过一定时期的秩序与和平，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主宰一切。欧洲的世界霸权很短暂，形成时间也很短，只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才发生的事情，16、17世纪的时候，欧洲还一直在跟奥斯曼帝国打仗。1683年，奥斯曼帝国兵临维也纳城下，差点把哈布斯堡帝国给灭掉了，后者当时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欧洲其实还经常面对着外部世界的威胁，焉谈什么霸权?就是现在人们经常谈起的英国霸权，不仅时间很短，前后大概也就一百来年的时间，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而且，英国霸权范围有限，其实不过是在欧洲之外才有，在欧洲内部根本没有建立起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主流国际社会，英国是没有统治力的。英国什么时候统治过法国?什么时候统治过德国?没有。从当时的国际关系角度讲，英国的海外霸权顶多是在全球非中心的地带，根本称不上世界霸权，而当时世界的中心则在欧洲，在这一块，英国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美国霸权的形成更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今天也才不到七十年时间时间，而且在美国霸权形成的时候，是和苏联霸权是同时出现的，美国霸权还受到了苏联霸权的制约。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单极时代”，也就是冷战结束后的十年来时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霸权就逐渐进入末途、世界格局不再是单极决定一切了。今天的世界又重新回到了霸权正在崩溃的时代，这是一种常规时代。

　　再来说中国。从19世纪末以来，这一个世纪多的时间，对中国来说是非正常的。什么才是中国惯常的状态呢?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是少有的保持了种族和文化连续性的国家，这在世界上很少见。而凡是对中国历史有点了解的外国人，也都会承认这个事实。基辛格就说：“中国却与众不同。其他国家既没有流传数千年的文明，与本国的古老历史及古典治国方略之间也不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基于中国的文化连续性，谈论起“中国”时，更应该把它视作一种文明而非一个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有主权的，而主权又是以一定的地理范围为标志。文明则不同，文明是无地理边界的，总有扩展和推广的倾向。这也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总是表现出另一种常规状态，即几千年来，现在这块叫做“中国”的地方，不过是一种文明的中心地带，而其影响，则远播其外，由此形成的朝贡体系或天下体系，中国一直扮演着领导角色，是典型的领导型国家。

　　中国的这个常规状态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实际上那时候还没有被完全打破，中国之后仍然在东亚地区体系中处在中心位置和扮演着领导角色，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朝鲜半岛不再奉中国为尊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没有了，这时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才完全崩溃掉，中国才不再是领导型国家。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不再扮演领导型国家的角色，只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这个时间也是很短的。对中国来讲，不是领导型国家是非常规的，中国这样一个巨型体量的国家，无论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还是军事实力、文化凝聚力来说，不是领导型国家是不正常的。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今天被世界各处的人们反复谈起的时候，中国事实上已走出了过去百余年来的非常状态，而在逐渐回归常规状态，在经济、科技甚至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又进入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中国还并不是、将来也未必是世界的唯一中心，但却至少已经是中心中的一块。

　　转向中国高度

　　在世界和中国都在向其常规状态回归的时候，中国还能像过去那样思考和行动吗?

　　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讲中告诉在场师生：只要国家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饥饿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饥饿;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困难;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林毅夫对北大人所讲的话，实际上也是讲给全体中国人的。中国是无可回避的大国。大国与小国的历史定位与现实决择是不同的，小国可以躲在大国身后“搭便车”过日子，大国没办法“混日子”，世界必然把眼光盯着大国，大国必须为更广大的世界撑起蓝天。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自然而然要以世界民族的方式深度加入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起领导性角色。

　　中国继续站在山谷或者山腰，来看世界这座“山峦”的时代，已经过去，时至今日，中国已需要重新站到泰山之顶，来观察自己和打量世界。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从自身历史来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正在经历从内陆型的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农耕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从地区性文明转变为全球性文明的三大转型，在向一个新的文明高度迈进，然而，中国人普遍对此还没有准备好，对如何通过思想、知识和制度的突破，来迎接这个大转型，还没有多少考虑。另外一个，世界在期盼中国走向“山峦”之巅。2008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陷入崩溃，西方世界近世以来用以处理自身及全球性问题的知识和制度系统——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世界急需新的国家走到前台，提出并实践新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推进新的制度安排，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物品。中国恰恰是有着领导传统、并在实力上逐渐具备领导能力的一个全球性国家，要从一个追随型、赶超型的选手变成一个领导型的选手，这已不是中国愿不愿意这样去做，而是世界已希望中国这样去做。

　　一个没有高度的中国不再可以继续称之为“中国”。几千年来，“高度”一直为中国文明所孜孜以求。孔子登东山，看到鲁国很小，再登泰山一看，天下很小。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登高望远”的描述比比皆是。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始终站在高处看天下，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常规状态，中国也一直在地区体系中，是经济、政治的组织者和文化、制度、价值观的输出者，“普世价值”早就在中国践行了。巧的是，世界海拨最高的地方也是在中国，珠穆朗玛最高处达到8844.43米。中国人一贯喜欢追求高与远，在向外太空的探索中，中国不断突破高度，2013年7月14日1时许，我国首个人造太阳系小行星的“嫦娥二号”卫星与地球间距离突破5000万公里，再次刷新“中国高度”，在此之前，“嫦娥二号”于2012年12月13日飞越探测图塔蒂斯小行星、成功实施再拓展试验，展开了中国航天器飞行距离最远的一次“太空长征”，不断刷新“中国高度”：星地距离2013年1月5日突破1000万公里，2月28日突破2000万公里，4月11日突破3000万公里，5月24日突破4000万公里，7月14日突破5000万公里，11月26日突破6100万公里。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计算，预计嫦娥二号最远将飞行到距地球约3亿公里处。

　　中国已在各个层面，向人类文明的高地进发，但从整体来说，中国还没有建构起应有的文明高度。在初步达成小康目标后，中国往后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该实现什么样的、更好的内部治理?又要不要、以及如何参与世界治理?在知识体系与制度创新上该为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中国需要清楚认识到：近五百年来的西方化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在西方知识体系及制度框架内，已经无法处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各种国别性或全球性问题了。一个旧的世界行将过去，一个新的世界有待打开。世界现在是在看着中国，“中国责任论”不简单是要中国出钱出力，而是要中国一起去为化解世界问题出点子、想办法，是要中国也扮演起领导性角色。中国要不要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人类的“永续发展”做出探索呢?已经责无旁贷。这并不是去排斥取代美国和西方，而是要与其他有领导能力的国家一起，借鉴西方文明的经验教训，推动创造一种有别于当代西方文明的文明形式，产生新的国际制度安排和世界治理模式。这个新的文明，将既非当前所见西方文明，又非中国古典文明的重现，而是揉和了一切文明成就，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一种文明类型。不站到自身文明和全球文明的高度，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超越“速度”

　　中国最近三十余年来，一直强调的是速度，用比别人少得多的时间，实现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从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快速地推动自身的转变。作为改革特区的深圳，曾经有一句名言，叫“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不断往前冲，长期保持了8%以上的高经济发展速度，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咋舌。中国改变自身的速度之快，常常令人意想不到。仅仅放到十年前，全世界都不会想到中国高铁一下子就冲到了世界交通革命的最前列;网络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壮大并引领世界潮流，也不过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速度”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产生前提，然而，仅仅追求速度，却并不可能真正产生“中国模式”。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由速度转向高度，原因有三个：其一，中国现代化的物质性目标，已经由高企的速度而基本达到，中国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将来还有可能位居世界第一。其二，中国速度所追求的主要是经济目标，而相对忽略社会、文化、政治、安全等需求，它在国内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精神信仰危机，发展的代价逐渐吞噬发展的成果，继续在速度的单线条上飞奔，会得不偿失;在国际则难以简单通过贸易和经济往来开拓政治影响与安全信任，不利于中国在海外保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其三，中国速度是以加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才得以实现的，而自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以来，这个体系已陷崩溃，这也意味着中国以往以面向西方为特征的改革开放战略，其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不再可以持续，而要另寻新路、再继辉煌。中国需要重建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度，从世界的角度说，是因为近世以来西方文明所建立起来的信用，已经逐渐崩溃，它用以解决自身和世界问题的那些知识体系、制度系统和价值观念，已经走到了尽头、进入了死胡同，世界要有新的起点。

　　中国梦，梦什么？

　　不知不觉间，中国已经在不少方面，不光突破了自己的高度，而且站在了世界的高处。从经济层面说，以往中国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现在不少产业，中国事实上已经是领潮流者。在电信产业、装备制造业、高铁产业以及网络经济上，都是如此。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高铁网络，其长度比全世界加起来的还要长，连人烟相对较少的西部省会城市乌鲁木齐，都即将有高铁通到兰州。中国在网络经济的突飞猛进，则是已站到了世界的最高点。2013年11月11号的网络购物节，光是天猫、阿里巴巴这两家电商，营业额就达到350亿人民币，占到全国营业额的四成，比美国的网络购物节多了24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什么?显然，它不仅仅是一个购物数量的问题，还在宣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首先在中国成熟了，中国是这场商业革命的引潮流者。

　　中国过去一些年来在某些领域所建立起来的高度，还是无意地、不自觉地形成的，未来所需要的，是从无意识转向有意识，主动设计和构建中国高度。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梦”开始被提出来，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梦”实际上就是要建构起中国高度。什么样的“中国梦”，才能体现出中国的高度呢?中国以前也是有梦想的，“四个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崛起”、“全面复兴”等等词语，都展现了对未来的某种强烈愿景，但那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只能叫做中国的梦。因为以上这些，别人都曾经实现过，中国现在拿过来讲，那不过是把西方做过的梦，再做一次而已，还是没有超出西方文明的高度。今天所讲的“中国梦”，是以中国为主体，又包容了其他主体，为自己、也为天下所做的共同的梦想，它要超越“崛起”甚至“复兴”之类的表述，要对人类共同的未来有担当、有愿景，跟一般理解的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是有所不同的。西方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种梦，近几百年来先是对外殖民掠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所反思，但仍没有跳出自私自利考虑的范畴。

　　中国现在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有这样的雄心和气魄。在漫长的古典时代，中国人在目力所及还有有限的时候，就已经具有天下观、想着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了，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却开创出无限的精神空间，那种梦想何其宏伟。今天人类的物理空间已经大大拓展，但中国人的世界观却反而不如祖先，站得还不如前人高，这是有愧于五千年文明传统的。

　　几千年来，中国人怀着“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做出过努力，常常为东亚世界开拓出和平、稳定与繁荣。当代“中国梦”要延续中国传统，站到全球和天下的高度，为人类共同的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良治做出新贡献。这些年来，中国其实已经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探索，但由于以往一直是站在山底下、仰着脖子看着西方，对自己的好做法、好经验还没有意识到来进行总结，更意识不到要在包容古今中外的基础上重建人类文明。比如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经济兴起后，一直在给中国扣帽子，说中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欧美金融危机发生后，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持肯定态度的西方人，比以往显著增加，认为国有企业制度有其优越的一面，不能简单从自由市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企业制度。中国建国以后所走过的道路，尤其是近三十余年来的发展，恐怕已经超过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解范畴。2011年温州动车出事故后，曾出现了唱衰中国高铁的舆论潮流。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国有大型企业为中国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做了关键性的贡献，但却不断面临被攻击的命运。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完全被西方经济学给迷惑了，没有看到它的限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也是云西方所云，没有考察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需要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等方面，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所在，搞明白了中国过去的成功，到底成功在什么地方，这会使自己更清楚该如何继续往前走，而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贡献，中国的模式有可能被模仿和借鉴。

　　站在中国自身和全球的高度，“中国梦”是“天下大同”的梦，是共同发展进步的梦，是世界各处不分国家种族共享太平的梦。中国要为这样的梦想，做出新的努力!早在19世纪20年代，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亨利·克莱(Henry Clay)、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其他雄心勃勃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提倡者，就已竭力主张走出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原则，认为它不再适用于像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和强有力的国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伊萨克.P.沃克尔(Isaac p.Walker)那时宣称，“既然我们已经成年并且强壮了，那些在我们年幼和虚弱年代的政策不再是我们正确的政策了”，这句话也是说给当前的中国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