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之一，现代化都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另一方面，“三农”问题凸显，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城市贫民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对此传播学如何参与和发言？媒介和文化是否应当有所作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如何避免沿着资本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在这篇文章中，赵月枝教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框架出发，分析了环境传播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提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世界”的观点。

环境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范松楠（以下简称范）：赵老师，您好!2013年11月，您在旧金山UDC的达拉斯•斯迈思奖(Dallas Smythe Award)获奖演讲中曾谈到“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世界”。您能对此进一步说明吗?

　　赵月枝（以下简称赵）：这是针对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生态危机以及中国自己的内部危机，我所提出的未来式的口号。

　　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以便宜劳动力和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由于缺乏严格的环境监管体系以及资源使用管制松懈，在卷入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自然的禀赋被破坏了，出现了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能源衰竭等问题。这种生态危机与其他社会危机交织，产生了近年来越来越频发的环境抗争。所以，在中国与世界已经结为一体的语境下，克服上述种种危机的路径只能是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要重新思考整个社会的生产目的，从以往的资本积累转向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其次，由于消费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到了地球无法承载的地步，它的不可持续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全球层面上应对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种种危机非将社会主义与生态考量结合起来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世界。实际上，虽然“生态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听起来也许对有些人有陌生之感，但是，在我看来，中共十八大有关中国应该追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表述，跟生态社会在主义的理想就有共同之处。可以说，追求这样的一条实现“五位一体”的发展道路，就必然要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

　　范：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国际著名学者，您是如何关注到环境传播这个传播学的新兴的分支领域?

　　赵：既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始终关注资本主义体系产生、发展、危机以及如何克服危机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思路，那么，环境问题就不可能被这种总揽性的研究思路忽视。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大量有关他们生活时代的生态和自然问题的论述，如《政治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L. Parsons)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1977)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纵然不尽详细但却明确的生态立场。其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即北美批判传播学，一直保持着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传统。比如，SFU的批判传播学学者、马尔库塞的学生威廉·雷思(William Leiss)，在他的颇有影响的论著《主宰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中，就批评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性中控制/统治自然的思想。而且风险传播(risk communication)也将环境议题作为核心。再次，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也不乏关注环境问题的学者。比如，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很早就展开了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落脚点除了人生活的意义以外就是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后，具有生态视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助于克服传统传播学在环境议题上的工具理性导向。它能够使环境传播超越具体情境下的应用层面考量，转向反思环境传播与现存的政治经济结构之间关系这一基本层面，思考重新定义人生活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播形态。简而言之，环境传播这个领域如果没有传播政治经济学高屋建瓴的思想高度就不可能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只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才能突破环境传播领域中“就环境谈环境”的窠臼，将环境传播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

中国与世界 历史与现实

　　范：能否谈一下，中西方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存在何种关联性?

　　赵：就我在北美的生活经历而言，由原住民引领的对抗政府和大型公司开采他们土地上资源的运动成为西方环境正义运动的新类型，比如加拿大的“不再懈怠运动”(Idle No More Movement)。原住民的自我定位是自然的保管者，他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征服自然或资源私有化的理念，包含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理念以及与中国儒道文化相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原住民的抗争无论是在意义上还是规模上都更具有挑战性，包括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而且包含着重新定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立场。因此，它与早年环境正义运动反对生活环境中污染物的倾倒不同，而是直接挑战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源的拥有权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本质问题。

　　在中国，近些年来备受瞩目的是由城市中产阶级发动的邻避运动，提出工程项目上马前环评信息公开透明以及程序正义等诉求。此外，农民为追求环境正义的抗争也是显著的。在各种征地矛盾中也包含着环境正义的诉求。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征用除了改变甚至恶化当地生态环境以外，往往伴随着土地权益分配不公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抗争表现出同时反对征地造成的经济非正义和环境非正义的特征。在特定情境中，诉诸环境正义成为农民表达他们对非法征地和土地权益分配不满的有效且安全的策略。所以，中国农民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始终是与经济正义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成为社会分化与阶级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解决生计的“吃饱”问题和维护生态的“环保”问题从来都是不可分的。这与和自然缺乏真切联系的城市中产阶级所持的将自然视为旅游观光的物化对象的消费主义立场截然相反。但是，这种质朴的环境观却与上述的西方原住民反对进一步开发土地和资源的诉求遥相呼应，他们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人存在的意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农民身上体现出的环保能量以及在追求环境正义的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性来看，中国农民可以构成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说的“环境工人阶级(生态农民阶级)”。如何将西方原住民、中国农民、城市中产阶级的环境正义诉求结合起来是环境传播需要关照的。

　　范：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困境可以分为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国际上，中国是第二大碳排放国家，面临很大的减排压力，但它对国际能源与原材料的需要又是巨大的。在国内，虽然“自2003年以来，中央开始提出一套新的发展话语来改变对以社会发展以及环境可持续性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狭隘追求”，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您认为这种形势给中国的环境传播提出什么样的挑战?

　　赵：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困境是需要放置在国际语境下考虑的。中国的碳排放量之所以这么巨大与它的发展模式相关。一方面是中国自身工业化规模日渐壮大，消费能力增长，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在完成世界性生产任务的同时自然也释放出相应份额的碳排放，只是这些碳排放都集中在中国境内。但这一点尚未被当前国际上使用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来要求各国承担减排责任的媒体话语框架所揭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层面的环境问题还需要在中国境内解决，解决方法的核心就是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对此，有两条道路可供中国选择。其一就是改变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加工代理人的地位而力争成为劳工分工的上游，从而选择传统西方道路，即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与地区。鉴于近年来中国境内越发严峻的环境压力和由于工人抗争而越发突出的劳工压力，这种转移产能及其相应碳排放的道路貌似赢得了决策部门的重视。这一道路既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又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延伸。作为发展道路的一个备选项，中国作为宣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审慎思考这条道路在国际上能不能走通、能走多远。

　　其二是彻底放弃中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投资生产的加工工厂角色，与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脱钩，利用环境危机的契机重新思考生产的目的，走向一条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并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优势，在与西方消费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抗争的同时，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通过促使人们思考生产为谁服务、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激发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以外的另类生活的想象，带动生产方式的转型。这条道路的优势表现在它不仅不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还会减少中国对外国资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避免走上像美国那样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帝国主义老路。这条道路要求在全人类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层面上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放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剥夺性关系。

　　不难想象，它的革命性必然会触及西方跨国资本主义、国内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出口导向产业等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大实现难度。但如果因此放弃这条道路则意味着自然的无情报复，而这种报复的暴力性和残酷性不见得比一般社会抗争的流血牺牲来得轻。向这条生态社会主义道路进军意味着社会价值要被重新思考和定义，这正是媒体、知识分子以及刚刚兴起的环境传播需要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内的环境问题已经为中央政府重视，2003年后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正是对之前牺牲环境和社会发展，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反思。但经济增长的压力往往成为环境保护的阻力，这点在所谓的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发达”、“欠发达”这类话语本身就是发展主义框架的产物。当一个地方被冠以“欠发达”的名号时，它就已经预设了该地区要在经济发展上奋起直追的不二选择。所以，环境传播有必要突破这套话语结构，为界定“发达”、“欠发达”注入新的内涵。

　　一些地区之所以被视为是“欠发达”的，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走上工业化道路，保留了相对完好的生态环境。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广为重视和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吸收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境内发达地区已经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促使这些地区直接进入生态文明阶段。这就要求在工业化过程中获得既得利益的发达地区作出必要的补偿。在政策层面，建立起用于补偿生态环境资源的交叉补贴或转移支付机制;在话语层面，除了上述提及的重新定义“发达”与否的标准外，还需要建构起与当前形成环境问题且制约环境问题妥善解决的消费资本主义相抗衡的话语体系。

　　消费资本主义的逻辑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地理空间和主体相分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70年代末起将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而坐享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他们不但把能源开采和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而且把消费完的垃圾也非法转运到第三世界。比如，我们的广东省不但集中了大量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电子工厂，还是世界电子垃圾的重要处理地。相似的逻辑与实践在中国境内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同样上演着，比如中、西部省份开采石油、煤炭等资源供给东部省份的经济发展，乡村的劳动力被吸引至城市摩天大楼的建筑工地上。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造成部分中、西部地区或乡村的经济衰落和生态坏境的恶化。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终止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这意味着所谓的发达地区不能靠继续剥夺不发达地区维护自己的发达地位。既如此，就需要环境传播担负起挑战维系原有经济不平衡发展关系的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话语的任务。现在，在我老家所在的浙江丽水的高速公路边和山区村庄里，“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这样的口号随处可见。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要挑战整套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与之互构的发展主义逻辑，谈何容易!

　　范：很长时间以来，市场与技术都被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器，成为环境治理的核心话语。您如何评价这类话语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

　　赵：市场和技术是资本主义解决环境问题时最常使用的方案，体现出生态现代化的思想。但二者的有效性近年来已普遍遭到质疑，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他曾担任吉米·卡特总统时期环境质量委员(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的主席，创办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与他人共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被视为环境运动的“最后一人”(ultimate insider)。截至到他2004年的作品，如《清晨的红色天空：美国和全球环保危机》(Red Sky at Mornings: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还在鼓吹生态现代化的观点，认为市场和技术是拯救方法。然而，他在2008年的新作《世界边缘之桥：资本主义、环境、从危机走向可持续》(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the Environment, 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中则一改以往立场，对现代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展开犀利批评。而美国实施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和欧洲实施的环境税也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限制碳排放的效用。至于技术，电动汽车的技术早已问世但囿于跨国石油垄断企业的利益而迟迟不能付诸实践。所以，市场和技术并不会自动地解决环境问题，关键在于它们运行其中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那个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很早就提出了技术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所以，在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目标的情况下，应该将已开发的生态技术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结合。这是技术解决环境问题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