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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东西文明异同论 
作者:[辜鸿铭] 来源:[黄兴涛著《辜鸿铭文集》] 2015-12-21
    在今晚的演讲(这是辜鸿铭1924年在日本东京工商会馆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要请在座诸位多原谅.,恐怕我今晚的演讲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今晚的讲演不像前三次在大东文化协会所做的演讲那样,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应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来到日本时,只准备了三个演讲题目。因此,一直到两三天前,关于今晚的讲演,还没有想好要讲什么。好容易想到了“东西异同论”这个题目,遗憾的是已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了。因此,我所作的讲话中可能有些零乱不系统,如果这样,希望诸位不要予我以苛责。
    有名的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它的合理处。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有许多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
因此,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为此而努力,为此而作出贡献,而且这也是有教养人们的义务。
不久前,一个德国友人定居在广东,他非常关心东洋文明,他死的时候,我给他做了墓志铭:“你最大的祝愿,是实现东西方优良方面的结合,从而消除东西畛域。”
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因此,今晚我给大家讲讲东西文化之间有哪些差异。
东西文明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而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尚不牢固的文明。
一般说来,欧洲文明根源于罗马文明,而罗马文明又像诸位所知道的那样根源于古希腊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人民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巴罗克文明,也就是欧洲中世纪.文明。那时的欧洲虽然处在野蛮时代,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蛮人逐渐进步,从而开始创造文明,而后,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到来。
恰巧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六朝的文艺复兴时代。众所周知,此时正是五胡乱华,而罗马人的古典文明也是被五个蛮族集团消灭的。从此欧洲人就以基督教和圣经为蓝本(基础),创造了新的巴罗克文明。
然而,随着欧洲人知识的进步,过去的宗教文化就不能适应了。如同中国在唐代兴起文艺复兴一样,在欧洲,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而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此,欧洲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战争,终于成功地实现了改革,以后来到了法国大革命,它是以改变政治结构为主要目的的。但社会自身却并未有所变化。因此,经历了上次的欧洲大战之后,欧洲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改造社会,因此社会主义、过激主义四处兴起,过激主义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旧的东西而制造新的东西。这种“破坏性”的主义,也是欧洲社会中必然产生的结果。所以,欧洲文明,实如同一个正在改造、构筑、建设当中的屋子。
而我们东洋的文明,则不仅已构成了屋子,而且已经住上了人。东西文明的差别就由此而生。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地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有“文以载道”这样一句话,’‘文”即“文学”,在中国,文学可以说是教给人们正确的人生法则的东西,西洋人长时间内为了寻找这真正的人生道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未果。而中国人依据四书五经,就可以明“道”。很遗憾,欧洲没有这样的东西。欧洲有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叫人们怎样去做一个好人。而孔子学说则教人怎样成为一个良好的国民,努力做一个好人当然是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一事。比如登山拜神即可成为一个好人,而想作好一个良民,则须知“五伦”,这却是一件相当难的事。
为寻找正确的人生之道,欧洲学者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斯宾塞、卢梭等等;他们的主张从某个方面看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完善的,不是那种真理性的东西。诸君如果以为它们完全正确而予以吸取,那是非常危险的。
下面,我想分五条,讲一讲东西方的差异之处。第一,个人生活;第二,教育问题;第三,社会问题;第四,政治问题;第五,文明。以上五个问题,无论哪个范围都很广,非一晚所能尽述。故今晚我只拣重要的说一说。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个人生活。
作为个人,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人的生活目的。换言之,即人应该做些什么?什么是人?对此,英国思想家弗劳德说:“我们欧洲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人是什么?”也就是说,做为一个人,是当一个财主好呢?还是去做一个灵巧的人好呢?关于这个问题,欧洲人没有成型的看法,由此可见,说欧洲人没有正当的人生目标,不是我一个人,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也持与我同样的意见。
相反,我们东洋人则早已全然领会了人生的目的,那就是“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为孝子,在国为良民。这就是孔子展示给我们的人生观,也就是对于长者即真正的权威人士必须予以尊敬,并听从他的指挥。“孝悌仁之本”,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也是东洋人的人生观。
关于人生观方面,再一个差别就是,欧洲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运动。而.我们东洋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生活,西洋人为运动而生活,东洋人则为生活而运动,他们是为赚钱而活着,我们则是为享受人生而创造财富,我们不把金钱本身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为了幸福而活动。孔子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那意思就是好人为了生活而创造钱财,而恶人则是舍身去赚钱一样。西洋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了赚钱连命都不要,这就是东西方人的差异之处。也就是说,西洋人贪得无厌不知足,而东洋人则是知足者常乐。为了东西方能真正地走到一起,他们西洋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做法,而采取我们的办法。
下面谈一下教育。
欧洲的教育目的在于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怎样做一个能适应社会的人。常常有西洋友人对我说:我们是生活在二十世纪,而你们则由于还在接受十九世纪的教育,所以就无法成功。实际上,我们东洋的教育,不仅能使我们的子弟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而且还能促使现代世界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孔子说;教育的目的在于称做“大学”的根本之上。那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就是发现人们所固有的辨别道德的能力,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必须成为一个为社会所推崇的人,成为一个聪慧的人,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了明德,在于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而培养人才。《大学》中的“作新民”之“民”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会,创造新的更好的社会是高等教育的目的,这才是孔子的本意。诸位,共同努力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社会而奋斗,努力做一个更好的法学家,良好的工程师,共同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社会。
下面再谈谈东西洋教育方法的差异。
在中国,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一个清楚的划线:在初等教育阶段,主要是教孩子们使用他们的记忆力,而不注意让他们使用判断能力。首先让他们通晓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而在西洋,从孩提时代起,就对他们灌输艰深的哲学知识。在中国则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方才对学生讲授深奥学问的。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办法,把像哲学那祥深奥玄虚的东西讲给孩子们听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女孩子,还是不教为好。
还在爱丁堡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曾组织了一个七、八人互相钻研、共同进步的学习小组,互相学着写论文。有一回,其中一个人说,这样好的论文是否可以发表?另外一个人反对说,这样的东西不能出版。大家于是就根据这个人的主张,约定四十岁以前不出东西,因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问世之作有确切的把握才可,而这在四十岁前是办不到的。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是坚决地遵守着这个约定的。我第一部书出版时正值四十一岁。虽然现在日本连中学生都可以出杂志,但我觉得还是禁止为好。
第三,谈一谈东西社会的差异。
东洋的社会,立足于道德基础之上,而西洋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之上的。换言之,在东洋,人与人之间关系是道德关系,而在西洋则是金钱关系。在东洋,我们注重的是名分。
试想一下,在封建时代,当领主对家臣说:“你必须服从我”,而家臣反问“为什么”的时候的情形。那时,领主会很简单地回答道:“根据名分,我是你的主人。”如果家臣又问“是什么样的名分?”领主.又会回答道“是大义名分。”
然而在现在的日本,暴发户对工人说:“你必须服从我!”如果工人反问:“为什么?”那时暴发户将回答;“是依据名分。”可如果工人再追何;“根据什么名分?”暴发户将回答:“是金钱名分。”(指金钱关系、财产等级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大义名分。可是在美国,名分完全以金钱为基础。在东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神圣的道德关系,夫妻、父子、君臣都是天伦关系。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只是利害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筑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而东洋社会则建立在“亲亲、尊尊”这样的两个基础之上,也就是社会亲情和英雄崇拜。我们热爱父母双亲,所以我们服从他们,而我们所以服从比我们杰出的人,是因为他在人格、智德等方面值得我们尊敬:学者同车夫相比,所以比车夫更值得尊敬,是因为学者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比较艰苦,而车夫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不像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那样高难。所以,他所受到的尊敬,自然要低得多,假如有这么一个社会,让车夫坐车,而让学者拉车,尊敬车夫而鄙视学者,那么,这社会还成其为社会吗?
现在的中国就有这样的趋势,我们或许当车夫更合算。
如果金钱成为社会的基础,那么,社会就有堕落到这种状态的危险。
《中庸》上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如同上面所讲的那样,我们服从父母是因为我们热爱父母;我们服从贤者,是因为我们尊敬贤者,这就是东洋社会的基础。
诸位来听我的这个讲演,是因为诸位有尊贤之心,尽管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资格。
下面谈谈政治。
关于政治,我以为可以分为三阶段。政治的构成是以保护人民的安宁为目的的,在它的初期,文化尚不发达,人民愚昧无知,同小孩相似。那时候为了保证社会的秩序和安宁,换言之,就是针对少数人做坏事该采取怎徉的措施?为此统治者说:“你们不得做坏事,如果做坏事。就要受到神的惩罚。”在中国,这种政治方式被叫做“神道设教”。这便是初期的政治。    帝政时期的欧洲是通过基督教来统治人民的。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民日渐觉醒,不再信神了,相应的也就不怕神灵的惩罚了。因此,欧洲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普鲁士国王,便实行警察统治,依靠警察来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所行的是强权政治。最近的欧洲大战,就是这种强权政治的结果。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卡莱尔就说“欧洲社会是混乱加上警察”(即警察统治的无政府社会),他的意思就是说,欧洲政治如果放弃强权,第二天就会乱作一团。
因此,怎样摆脱强权政治,就是战后欧洲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我们东洋,我们既没有那样的对神的恐惧,也没有对警察的恐惧。那么我们怕什么呢?因为怕什么才维持了我们社会的秩序呢?那就是良心!那就是廉耻和道德观念!正因为忌讳这个,我才不干非礼之事。在中国,归还借的钱,并非因为怕律师,也不是怕法院的追究,不还所借的钱,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耻辱,是因此而还钱而非为别的。我服从中国的天子并非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尊敬。也就是说,我们遵守的是三纲五常,一旦有了这个,就不用警察了。当然,在中国也并非满街圣人,人人君子,坏人还是有的,所以警察也还是要的。我只是说,一般的纠纷,依据礼义廉耻就可以解决,所以警察用不着那么多。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欧洲人好好学习的,而我们则没有向他们学习的必要。
最后,也就是第五,讲讲东西文明的差异。
关于这个,我们得首先考虑一下文明的意思。所谓文明,就是美和聪慧。然而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东洋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别。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的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写东西,西洋人使用打字机,这样,我们所有的表现美的手法,就难以发挥出来。
再一个就是在西洋,连招呼自已家的佣人都用电铃。而在东洋,则这样做(打一个手势〕马上就可以叫来佣人,而这样做要好得多。在日本,现在也开始采用西洋的机械文明了,要想从明天开始就校正它是困难的,但是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文明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在一边采用他们的文明的同时,一边要加以修改。如果说,现在无法排除已经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机械文明,那么,就不要再增加了。
最后,为了在东京向诸位道别,我还想再说一两句。我在日本所作的讲演中,对日本颇加赞扬,这是我的真正公正的评价,但是一些外国论者歪曲说是对日本人的讨好。实际上我根本没讲讨好日本人的话,如果说讨好,也没有必要讨好日本人,要讨好毋宁讨好中国人,应该拍袁世凯、曹锟的马屁,那样的话,至今我不是大总统也是总理大臣了。因此说我讨好日本人纯粹是诬蔑。我赞扬了日本,因为赞扬也就相应地希望诸位把日本建设得更好。我常说日本人实在是了不起的国民,对于这样赞誉,诸君应该了解到诸位的责任更加重大。
在孔子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责备贤者”。它的意思就是高尚的人,领导杜会的人,站在社会前列的人,应负有更大的责任口诸位是社会的指导者,因此诸位不要忘记你们身负有比一般人更重大的责任、
一般的人,即使做了坏事也没什么大害,而有教养的人,引人注目的人,也就是像诸位这样的人,如果做了坏事,那就将给社会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我留了这样的辫子,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满洲朝廷的忠节而保留的。切望诸君不要有负于我对日本的称赞,做一个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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