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于一个政治体系才是世界持久和平的保证，而列强分治，保持力量均衡只能维系一时的稳定。

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工战”，就象一天也不能忘记，在现代史上，一次又一次，伟大的中国军人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弥补我们工业能力的不足！

    天下大势，是归于一统还是像今天这样强国分立，战乱不休？

这不能说是新问题，它是持续了两千多年的老问题，把这句话放到中国历史语境中说就是：封建还是要郡县？从李斯到柳宗元，再到王夫之，我们的先贤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是统一于一个政治体系才是世界持久和平的保证，而列强分治，保持力量均衡只能维系一时的稳定。

在一切向“西”看的思维惯性下，中国不皈依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可谓少之又少了，其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自成教授可算一位，他清楚地看到184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两个地区性国际体系，一个是华夏体系，另一个是西方体系，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逻辑。

叶自成教授认为源于古希腊城邦，长期主导西方外交实践的均势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缺陷，作为一个“战术”选择无可非议，作为一种长期的战略选择则潜在的危险，我们不能对“多极化”理论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举例说：“从欧洲历史看，1700-1740年间，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欧洲形成了英法奥俄普五强均势的格局。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力量均衡体系，这五个国家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制约，没有一个国家能起支配性作用。它维持了不到40年的相对和平，平衡格局被法国大革命所中断，拿破仑一度建立起庞大的法兰西帝国。欧洲其他国家组织了四次反法联盟，最终于1814年终结了法兰西帝国，又一次恢复了以英法奥普俄五强为中心的欧洲均势格局，形成了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在均势原则基础上又增加了协调原则，大体上维持了欧洲近百年的和平。但是，五极均势体系后来演变成德奥意三国同盟和法俄英同盟两大对立阵营，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9年的凡尔赛体系，构建的也是一个多极均势体系，英、法、德、苏俄、意、日、美等强国演变成德意日集团和英法集团，苏联与英法组盟失败，一度与德国结盟，而美国则持中立态度，最后又与英苏结盟，力量均衡失败，再次导致了世界大战。”

华夏国际体系则不是这样，它以中国为中心，整体上能长期保持和平与稳定，西方外交家早在十九世纪就注意到了这一点。1869年来华的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切斯特·何康比（Chester Holcombe，1844——1912）在他的《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hinaman）一书中就指出，传统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不同于西方所认定的“宗主和藩属的关系”，而是一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西方宗藩关系重要的特点是藩属国必须定期向宗主国交纳定量的贡物和贡金，必须根据规定和要求向宗主国提供军事力量。但东亚的国际关系不是这样，连结中国与其邻国的是“兄弟关系”，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老大哥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种权力和义务”，这与西方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

直到今天，西方人还是很难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的外交思维方式始终是以天下为本位，以天下一统为归宿，而西方则是以国家为本位，以力量平衡为归宿。为了持久和平，中国法家明确反对东郭先生式的和平主义思想，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君书·画策》）。

齐法家的重要经典《管子·立政第四》中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在《管子·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中作者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空谈和平主义，文章说：“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冶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簓，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边竟之士修，百姓无圉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这段话意思是说，君主只要听信废止军备的议论，群臣宾客便不敢讲求军事。那么，既不知国内的情况是太平还是动乱，又不知国外的诸侯是强大还是虚弱。这样城郭就毁坏，无人筑补；盔甲、兵器就破败，无人修缮了。这样也就使国防装备归于毁灭了。远方的国土失落，边境的战士偷懒，百姓也将丧失御敌的斗志。所以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谈到墨家的兼爱，文章说：“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我以驱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这段话是说，君主只要听信泛爱人类的议论，就会把天下的民众都看成他自己的人，把别的国家都看成自己的国。这样就没有兼并争夺别国的心机，也没有战败敌军敌将的事迹。那么，射敌和车战的勇士没有厚禄，消灭敌军敌将的功臣没有贵爵，这些射敌和车战的勇士就要投奔外国去了。自己不攻打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不能管住人家不攻打自己。敌国要求割地给他们，自然不是我们所满意的，不割地而与之战斗，又一定打不赢。人家用经过训练的士兵，我们用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人家用良将，我们用无能之辈。其败局一定是军士覆亡而将领被杀。所以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和平这两个字是用战士的生命和鲜血写成的，而不是用空洞的说教和女人的身体拼成的。是那些戴着粉色眼镜看世界的先生们清醒的时刻了，不能老是摇头晃脑地背诵“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因为当代世界的主流不是和平，和平的实现也不能靠多极平衡。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军费开支开始削减，但这一趋势不包含中国所在的亚洲，据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董建红提供的数字：从1991年到2000年，在世界军费开支的降幅为30%的情况下，亚洲地区的军费开支却增加了27%。（董建红，《2000年世界全民教育评估综述》 ，《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7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反恐的名义下，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军备竞赛重新开始，以美国为例，2005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2006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批准国防开支金额为453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新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与2001财政年度相比，增长40%以上！

在我国的周边地区，军备竞赛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坐在火药桶上我们怎能空谈和平呢？我们怎么能将大量资源投入到美国国债、房地产、大剧院，大体育中心、亚洲最豪华演播厅之中呢？我们怎能不把“工战”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呢——这个基本国策至少要坚持到全球大一统，世界持久和平实现之日——让我们恢复这个民族以天下为己任，争雄世界的壮志吧！

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工战”，就象一天也不能忘记，在现代史上，一次又一次，伟大的中国军人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弥补我们工业能力的不足！面对祖国安危，我们的军人总是用血肉之躯铸起民族生命的长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才配得上作社会的“明星”！

今天是公元2006年2月24日，早晨笔者坐在韩国现代生产的出租车里，看着北京三环路上快速闪过的日本产品告牌，总有一种枯燥的感觉，拿起刚买来的《青年参考》，习惯性地找到军事版，几行大标题映入眼帘：“美国在中亚为攻打伊朗做准备”、“美国最新型宙斯盾巡洋舰部署日本，美日联手防导弹”、“分七年投入三千亿日元，日本下血本对抗中国核潜艇”、“印度开始生产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细读完这些文章，联想到现代导弹的巨大威力和我们曾经放弃的导弹防御系统研制，不知怎的，眼前的高楼大厦和点缀那高楼大厦的红红绿绿瞬间变得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