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丛子》旧题为“陈胜博士孔鲋撰”（《隋书·经籍志》），自宋以来学者多以其为“伪书”。如朱熹作《孝经刊误》，附记云：
《孔丛子》亦伪书，而多用左氏语者。但《孝经》相传已久，盖出于汉初左氏未盛行之时，不知何世何人为之也。《孔丛子》叙事至东汉，然其词气甚卑近，亦非东汉人作。所载孔臧兄弟往还书疏，正类《西京杂记》中伪造汉人文章（……）皆甚可笑。所言不肯为三公等事，以前书考之，亦无其实，而《通鉴》皆误信之。其他此类不一。欲作一书论之而未暇也，姑记于此云。（《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六）
其实，所谓“叙事至东汉”，“词气甚卑近”，是《孔丛子》书末所附“孔臧”作的《连丛子》，而《孔丛子》本书六卷并不能断其为“非东汉人作”。
现传《孔丛子》七卷，除卷七为《连丛子》上下篇外，其本书六卷之《嘉言》、《论书》、《记义》、《刑论》、《记问》主要记孔子言行，《杂训》、《居卫》、《巡守》、《公仪》、《抗志》主要记子思言行，《小尔雅》为训诂字书，《公孙龙》、《儒服》、《对魏王》主要记子高（孔穿）言行，《陈士义》、《论势》、《执节》主要记子顺言行，《诘墨》、《独治》、《问军礼》、《答问》主要记子鱼（孔鲋）言行。此书之作者虽然并非孔鲋，但其所记之内容当有孔门家学渊源。此书《答问》篇最后载：
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陈，将设戒其弟襄曰：“鲁，天下有仁义之国也，战国之时讲诵不衰，且先君之庙在焉。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是今师也。宗于有道，必有令图，归必事焉。”
既然记孔鲋“老于陈”，则其所记者当非孔鲋本人。此书所作最有可能出于汉代叔孙通声誉最高之时，因《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孔丛子》，则其编纂成书大约在东汉时期。
《孔丛子》和《孔子家语》都曾被认为是“伪书”，但近年出土的文献已使学界对此两书的真伪问题作重新考虑。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有《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李学勤先生将其称为竹简本《家语》，看作今本《家语》的原型，认为今本《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隋书·经籍志》序录云：“《孔丛》、《家语》并孔（安国）氏所传仲尼之旨。”看来《隋志》所言基本不误，《孔丛子》亦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虽然其最后成书较晚，但其所记内容渊源有自，西汉初期已有其原型。
《孔丛子》卷四《公孙龙》篇以下，记子高、子顺、子鱼言行，文气稍显“软弱”；而卷一至卷三记孔子、子思言行，则决无“软弱”之嫌。很可能前三卷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后三卷则为汉代孔氏学者所记。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学界认为有多篇出自“子思之儒”，或即认为是已佚《子思子》中的内容（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因现传文献中记子思言行最详的是《孔丛子》（宋代汪晫辑《子思子全书》一卷，除《中庸》外，余皆采自《孔丛子》），而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等篇又与《孔丛子》记子思言行在风格上相同，故《孔丛子》有关部分作为先秦时期“子思之儒”的可信史料已受到学界的重视（如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引据《孔丛子》多条，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如果《孔丛子》中记子思言行部分基本可信，那么其记孔子言行部分当亦不伪。实际上，此部分的不少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韩诗外传》等书互见，其史料价值亦大致同于此三书。
二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整理发表后，姜广辉先生作《关于古<诗序>的编连、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研究》（（载《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其中提到“传世文献中有无古《诗序》遗文”的问题，他引据《孔子家语》所载“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以及《说苑》卷五《贵德》篇所载“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认为这两则史料与古《诗序》对《甘棠》一诗的评论接近，可证此古《诗序》“见于鲁诗传人刘向的诗说中”。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孔丛子》所载孔子对《诗》的一大段评论亦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照和补充。
《孔丛子·记义》篇载：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盘》，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
从这段“孔子诗论”的句式上看，“吾于……见……”与《孔子家语》、《说苑》的“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是相同的，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的“吾以……得……”也较为相近。从所论篇目上说，这段“诗论”未见论《甘棠》，其原因在于《甘棠》为《召南》中的一篇，而“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已总论《周》《召》二南，故《周》《召》所属各篇不再单论。上博简《诗论》中所论《关雎》、《葛檀》、《樛木》、《兔罝》、《汉广》属于《周南》，《鹊巢》、《甘棠》属于《召南》，故这些篇均不见于《孔丛子》的“诗论”。上博简《诗论》与《孔丛子》“诗论”并见的有七篇：《柏舟》、《木瓜》、《蟋蟀》、《鹿鸣》、《节南山》、《蓼莪》、《裳裳者华》；其余十三篇为上博简《诗论》所未见。
《孔丛子》“诗论”的篇目次序是完全按照传世本《诗经》三百篇的次序排下来的，唯《羔羊》篇属于《召南》，但《羔羊》必为《无羊》之误。传世本《诗经》中，《无羊》在《彤弓》之后，《节南山》之前，这与整段“诗论”的次序编排正相符合。《无羊》篇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诗小序》：“《无羊》，宣王考牧也。”朱熹《诗经集传》：“此诗言牧事有成，而牛羊众多也。”《无羊》篇的内容正可“见善政之有应也”。因此，《羔羊》当为《无羊》，“羔”与“无”形近而误。
这段“诗论”未论及《大雅》和《颂》，而只是“读诗及小雅”而作评论，这显然是以“诗”代指《风》。文中首论《国风》之《周》《召》二南（所谓“正风”）：“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孔子对《周》《召》二南的重视，在《论语·阳货》篇有记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诗经》中，孔子最重视《周南》、《召南》，其原因正如《孔丛子》“诗论”所说，“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
上博简《诗论》没有对《周》《召》二南的总论，其对《周》《召》所属各篇的评论有：
孔子曰：吾以《葛檀》得祗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絺綌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释文参姜广辉《古<诗序>复原方案》，载《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
《关雎》以色喻于礼……《樛木》福斯在君子……《鹊巢》出以百两……《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持，则以其禄也；《汉广》之知，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者 [……。《甘棠》之保，美] 邵公也。
这些都是赞美之辞，可以作为对“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的展开说明。毛诗《大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朱熹《诗经传序》云：“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后世对《周》《召》二南的充分肯定和推崇，当与孔子所说于此“见周道之所以盛也”有着渊源关系。
《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在论诗风格上的相同，是都取诗所喻涵的大义，而没有《诗小序》的“美”“刺”之说。从二者并见的篇目看，其所论在思想上亦相近，故可相互参释。
上博简“《邶·柏舟》闷”，《孔丛子》“诗论”为“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闷”是指诗中所云“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诗又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由此可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
上博简“ [吾以《木瓜》得] 币帛之不可去也……”，《孔丛子》“诗论”为“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苞苴”是指馈赠的礼物，而上博简“币帛之不可去也”，是谓相互交往中馈赠币帛之礼不可去。
上博简“《蟋蟀》知难”，《孔丛子》“诗论”为“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俭德”是指勤俭之德，“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及其岁晚务闲之时，乃敢相与燕饮为乐”（朱熹《诗经集传》），上博简“知难”是谓于燕乐之中“职思其忧”，乐而无荒，不忘危亡。
上博简“《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孔丛子》“诗论”为“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二者相互参照，可知上博简“乐始而会，以道交”云云是指君燕飨群臣之礼，而《孔丛子》所云“君臣之有礼”是强调君使臣以厚礼，君臣之间“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
上博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孔丛子》“诗论”为“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小雅·节南山》云：“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复怨其正。”这些都体现了“忠臣之忧世”，亦可谓“言上之衰也”。《礼记》和楚简的《缁衣》篇在“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之后即引有《节南山》所云“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据《孔丛子》“诗论”和《缁衣》篇所引，上博简“言上之衰也”应是肯定之辞，而“王公耻之”是谓王公们读此诗而有羞耻之心。若此，则上博简“《十月》善諀言”亦不应释为“善谝言”，谓“《十月》诗中内容反映了西周官场中惯用的谝言，这种现象王公们以为耻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善諀言”当是“善譬言”，即善于以自然界的灾变（《十月》所谓“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百川沸腾，山冢崒崩”云云）来譬喻人世的动乱。
上博简“《蓼莪》有孝志”，《孔丛子》“诗论”为“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其义同。
上博简“《裳裳者华》则 [以人] 贵也”，《孔丛子》“诗论”为“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二者参照，可知：人之所以“贵”，在于“贤者世保其禄也”。
除以上诸篇外，上博简未见而《孔丛子》“诗论”有“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楚简《缁衣》篇云：“子曰：好美如好缁衣……”，《礼记·缁衣》篇为“子曰：好贤如《缁衣》……”。《缁衣》篇所引“子曰”当本于孔子的“诗论”，《礼记·缁衣》篇的“好贤如《缁衣》”与《孔丛子》的“诗论”更为接近。
上博简未见而《孔丛子》“诗论”中还有的是：
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
于《考盘》，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
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
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
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
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
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
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
于《无羊》，见善政之有应也；
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
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
这些篇的“诗论”可以作为上博简《诗论》的补充。而上博简所论《大雅》、《周颂》各篇皆《孔丛子》“诗论”所不及，上博简对《国风》、《小雅》中的《绿衣》、《燕燕》、《伐木》、《天保》等多篇的评论亦不在《孔丛子》“诗论”之内。
三
《孔丛子》“诗论”仅就《国风》和《小雅》而论之，虽然其所论只是《诗经》中的两个部分，但却是一段句式统一、编排有序、思想内容丰富且风格特色鲜明的“诗论”。这段“诗论”标以“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风格一致，思想内容亦相近，而与毛诗《小序》的风格迥异。因此，这段“诗论”必作于汉代以前，是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其文句修饰虽不必是孔子本人所为，但其思想大意当出于孔子。
从上博简《诗论》看，孔子认为《诗》之《国风》、《小雅》、《大雅》和《颂》是思想内容各有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一个体系，孔子对《大雅》和《颂》也相当重视（《诗论》云：“《颂》，重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藐，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孔丛子》“诗论”未论及《大雅》和《颂》，并不表明孔子对《国风》和《小雅》的格外重视，而只是选择了这样一组“诗论”的编排；在此之外还有其他编排，为《孔丛子》编纂者所未收或未见。所谓“孔子读诗及小雅”，有可能原作“孔子读风及小雅”，因如此则不显“诗”，故传写中“风”改易为“诗”。
与《孔丛子》“诗论”相比，上博简《诗论》对《诗》之四个部分都作了评论，其所论的篇目更多，思想内容也更为丰富。但是，上博简《诗论》的句式比较杂乱，篇目的排序也不统一，又因残、缺简比较严重，所以给竹简的编连造成很大困难。上博简整理者说，《孔子诗论》“原来也未必是单独联贯的一本”（《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21页）。我认为，这可能符合竹简的实际情况。从《诗论》发表后李学勤、姜广辉等对竹简编连所作的调整看，除了文意的连贯外，句式的不同也是给《诗论》分“章”的重要考虑。《诗论》的句式有简有繁，有比较严整亦有比较疏散，句式的不同可能既反映了孔子论诗之场合、内容的不同，也反映了孔门弟子对孔子论诗之记录、整理（文句修饰和编排）的不同。有的记录可能已记不完全，故只能简，如“《邶·柏舟》闷，《谷风》悲”等等；有的记录可能经过较好的文句修饰和编排，故比较严整，如“吾以《葛檀》得祗初之诗……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吾以《木瓜》得币帛之不可去也……吾以《杕杜》得爵服之不可轻也……”等等。由此看，上博简《诗论》原来“未必是单独联贯的一本”，而可能是不同记录、编排的汇辑，其所谓分“章”亦不过是分“组”而已。从《孔丛子》看，这段“诗论”是当时孔子就《国风》和《小雅》进行评论，而记录得较连贯、文句修饰和篇目排序也较严整的一组。它与上博简《诗论》的各“章”或“组”在总体性质上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应还有其他佚失的“诗论”。如《缁衣》篇云：“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据此可知，孔子论诗应还有对《巷伯》的评论，他有可能说“于《巷伯》见恶恶……”。
上博简《诗论》和《孔丛子》“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这种风格和这些内容在战国后期可能已经流传不广，经秦火之后更遗失殆尽，以致汉初齐、鲁、韩三家说诗向“深求曲取”的方向发展，渐成为毛诗《小序》的传统。上博简《诗论》的内容在传世文献《孔子家语》和《说苑》中只保留了一条“遗文”，其余则两千年湮灭不闻了。《孔丛子》中收入的这段“遗文”也长期未受到重视，但它对宋代以后的诗学传统还是发生了一定影响的。
朱熹认为《孔丛子》是“伪书”，他对《孔丛子》的这段“诗论”肯定是读过而且印象较深的。朱熹的《诗经集传》废去《诗序》不用，认为“大抵《序》之时世皆不足信”，他一方面从训诂章句上探求诗之本意，另一方面以“义理”解诗，而其所解说的“义理”——就《孔丛子》“诗论”所论及的《周》《召》二南和二十篇看——与《孔丛子》“诗论”大抵相符。《孔丛子》“诗论”是影响朱熹《诗经集传》的一个因素，但朱熹尽量不显出引用《孔丛子》“伪书”的痕迹。唯《诗经集传·缁衣》引有：
记曰：“好贤如《缁衣》。”又曰：“于《缁衣》见好贤之至。”
前所引“好贤如《缁衣》”显然出于《礼记》，后所引给人的印象亦是出于《礼记》，但《礼记》中并无“于《缁衣》见好贤之至”，此句无疑是引自《孔丛子》。
《孔丛子》“诗论”对宋代诗学发生影响的明显证据，是南宋初范浚作的《诗论》。其文云：
孔子纯取周诗，上摭商，下著鲁，凡三百十一篇，又总其义而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至若遗章逸句，“素以为绚，偏其反而”之类，苟有取焉，必掇拾诵说不忍弃去。孔子于诗可谓笃矣！然其为诗之说，则不过以明大义，初未尝深求曲取，为穿凿迁就之论。故其说曰：“吾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于《淇澳》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于《考盘》见遁世之士不闷；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钦；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诗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夫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凡夫子为诗之说，率不过以明大义。故当时从夫子学，如卜商，如端木赐，其于为诗皆能因告往而知来，亦务通乎大义，后世无及者。呜呼！深求曲取，穿凿迁就之论兴，而诗之义始不明矣。今世之说诗者，必于是诗求是事，故不得不为穿凿迁就之论，是安知诗人固有婉其辞而义自见者哉？（《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二）
以上“吾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必是引自《孔丛子》。范浚所讲的“然其为诗之说，则不过以明大义，初未尝深求曲取，为穿凿迁就之论”，正是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与汉代经学《诗序》传统的不同。范浚批评“今世之说诗者，必于是诗求是事，故不得不为穿凿迁就之论”，这说明《诗序》传统在南宋初仍很强盛；他的这一批评，对朱熹作《诗经集传》应有一定的影响。
范浚作有《心箴》，受到朱熹的推崇。《心箴》全文被收入朱熹的《孟子集注》，范浚亦因此而“天下莫不闻其名”（《范香溪先生文集》后序）。朱熹推崇《心箴》，而对范浚的《诗论》当亦读过，由此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即影响了朱熹的《诗经集传》，开启了南宋以后理学的诗学传统。《孔丛子》“诗论”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当然是上博简《诗论》所不及的了。然而，若无上博简《诗论》的出土、收购、整理、发表，《孔丛子》“诗论”的历史价值也仍然会因朱熹的“伪书”之说而长期掩埋。历史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偶合，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