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定国先生所著《国学三部曲》（含《国学纵横》《国学览胜》《国学探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是当前“国学”研究和著述中的一部力作，读后，不仅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有多方面的启发、收获。作者在该套书中针对“国学”研究中的许多热点、疑点、难点问题，依据翔实的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考古成果，进行了探索、考辨，提出了不少独到而创新的见解。

　　譬如，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国学”“国学大师”等热门话题，宋先生以全新的视角予以考辨，从史、论相结合的角度，在分析了以往对于“国学”释义的模糊不清和混乱之后，重新加以阐释，在“国学热”度不减的境域下，启示人们要冷静思考。而对于人们热议且简直有些“滥用”的“国学大师”，则更是清醒地指出：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也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包括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可是，现在为人们所称道的“国学大师”，距此差距实在甚远！还特别指出：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因此“‘国学大师’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现在人们所称道的‘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问题，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宋先生认为：梁启超当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国学大师”，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推陈寅恪。在对于梁、陈两位“国学大师”的论述中，也并非照抄相关的传记、文献，而是从从文品与人品相结合的角度加以说明，并且指出相关传记的失实之处。

　　又如，针对《国学》当中的疑难问题，如关于老子及其著作版本问题，宋先生依据1993年出土的，被学界公认为迄今所知最接近《老子》原本、完本的，郭店竹简《老子甲》和《老子乙）》版本，指出尽管其作者的具体姓名仍待厘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老子是人而非仙”，“再依据传世本《老子》解说”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学说“不可取”；说明老子并非一味主张“消极无为”，而是也主张“以道佐人主”，“积极有为”，并强调指出：“‘无为’不一定消极，‘有为’不一定积极！”“当为则为，当不为则不为；当大为则大为，当小为则小为；小为可办者，绝不大为；非大为方可办者，也绝不小为；当需不为之时，宁可‘守中’，以静待动，以逸待劳，而绝不强为、妄为、胡为。”

　　又如针对一个时期以来被热炒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宋先生依据翔实的史料和文献，经过慎密考辨指出：被大肆炒作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史无信证”，“即没有可信的史实和相关史料来佐证。”是经过南宋及其以后的“儒家学派的精心杜撰和极力宣扬”，“被炮制出来”的，至于近些年有些人，之所以大肆不顾史实地兜售、鼓噪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则不过是借此神化《论语》，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而已。

　　针对长期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宋先生赞同孙景坛教授此前对此的质疑，明确指出这一说法乃子虚乌有，没有史实依据：“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汉代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很多领域，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一史实表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从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看，汉代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联绵不断充满血腥的‘文字狱’。”

　　即使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某些说法，如流传已久的将“儒释道”相提并论一说，宋先生在《国学探疑》中，经过认真考辨，指出这种说法以欠妥：“第一、‘儒释道’的提法本身就包括内涵和逻辑上的混乱。按照通常的理解，三者中‘释’和‘道’为宗教，而‘儒’呢，有人视为‘儒学’，有人则视为‘儒教’。若视为‘儒学’，将‘儒学’跟佛、道二教相提并论，显然不合逻辑，也很容易引起歧义；而若视为‘儒教’，并与佛、道二教并提，逻辑上虽然通了，但却违背史实。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儒教’。”“所谓‘儒释道’，严格地讲，实际上包括两学（儒家和道家学术）两教（佛教和道教）四种学术文化体系。然而，迄今为止，学界似乎对此却没有给以应有的厘定和重视，错误和含糊其词地使用者比比皆是。”“第二、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决不是能用‘儒释道’所能囊括得了的。且不说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算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和交通等等实用性的学术文化未被包括，就连在民间流传和影响较大的诸如易学、术数之类的带有神秘色彩学术文化，也统统被排斥在外了。”

　　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受到中医药学术文化的耳濡目染，后来又多年研究中医药学辩证法和养生学，并早在1994年就著有《周易与养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宋定国先生，对于中医药学术更是情有独钟，在《国学三部曲》中，他强调指出：“中医药学术被疏漏”是中国学术研究当中的一大缺陷。在《国学纵横》中，他专门以“中医药学术被疏漏”作为一章的标题，就“中医药学术的哲学建树”、“源远流长且硕果累累的中国养生学”、“隋唐学术大家孙思邈”、“各树一帜的‘金元四大家’”、“中医药学史上的百家争鸣”，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元四大家’”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和阐述，明确指出中医学术长期被学界所疏漏的史实和遗憾。

　　博览群书，著述涉及诸多学术领域，而对于文学特别偏爱并且著有长篇小说《悬壶梦》等的宋先生，显然对于我国的小说名著有着深入研究，在《国学纵横》中，首次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视为“形象化的国学名著”。他认为《三国演义》所蕴含的“国学”底蕴，在三部小说名著中最为深厚。从中不仅能看到儒家思想的深厚底蕴，而且能看到阴阳家、兵家、道家和道教、佛教，以及名、法、纵横、天文、历算、地理、数术、医、农等等诸子百家之说的深厚底蕴。“对照现在的地图，核查《三国演义》中的主要地名及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都与事实基本吻合。”可以说“罗贯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术学家，等等。”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或用现在人们的话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西游记》作为神话小说，所描述的虽然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自然蕴涵深厚的佛教、佛学思想学说内容，然而，它却同样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有关道教、道家，以及儒家、阴阳家等等学术文化流派的思想学说，而这些思想学说也都是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来展现的，所以，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中国以“儒释道”两教（佛教和道教）、两学（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相融汇为核心的传统学术文化，通过《西游记》得以全面、活灵活现地展现和传播，并且影响深远，遍播世界，尤其是为一代代孩童和青少年所青睐，昭示了作者吴承恩也是一位通晓“国学”且熟谙文学创作艺术的一代大师。而作为不同于《三国演义》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红楼梦》则以其不受历史背景约束，富有浪漫的创造力的形式，更好地表现了它要表现的主题。《红楼梦》之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从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寺院、中医中药，到思想观念，乃至风俗习惯；从园林建筑、工艺美术、烹饪饮食，到戏曲音乐，乃至游戏娱乐……都包揽无余，表现深刻。《红楼梦》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要是以“儒佛道”两教、两学为基石，同时吸附、融汇其他多家（如辞赋家、医家、数术家等）思想。总之，《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儒、佛、道两学、两教，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国学”的多家、多派的思想融为一体，以万花筒的形式显现、折射，展示出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因而都不失为“形象化的“国学”名著。”

　　特别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学界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宋先生在《国学纵横》中，运用其所擅长的矛盾分析方法，通过对“国学”发展中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 探讨了“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该基本规律，在古今关系上体现为“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该基本规律，在内外关系上则体现为：“开放兼容，融汇内外；结合国情，外为内用”。“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规律，可以简括为“贯通古今”律。而“开放兼容，融汇内外；结合国情，外为内用”的规律，可以简括为“融汇内外”律。

　　不论是“贯通古今”律还是“融汇内外”律，其中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综合创新”；“综合创新”既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同时又是基本方法。

　　综上所述，“国学”在古今内外关系上所体现出的规律，就是整个“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这就是：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其中“综合创新”是“轴心”，而“贯通古今”和“融汇内外”则是“两轮”，因而这个基本规律可以形象化为“一轴两轮”。

　　在《国学览胜》中，作者就“通天之学”、“基础之论”及“悉备之道”之立论、阐述，则更是给人以慧眼独具、高屋建瓴之感，将“国学”之本质、基础、核心等等，高度概括，一览无余。在对于“百家之言”、“学海奇葩”等等的阐发和表述上，也均充满独到见解。比如，在阐释《易》一书时，就慧眼独具地指出：“要认识、说明《易》这部书，就不能不追朔‘易’字的来历；而要追朔‘易’字的来历，则又不能不追朔‘易’字与占卜的关系。”“占卜活动，是‘易’之字和《易》之书形成的渊薮。”经过对“易”字从象形到金文再到篆体之演变过程的缜密考辨，作者推翻了在“易”字起源问题上长期流传的所谓“蜥蜴说”、“器皿注水说”、“勿字像旗说”等“象形说”，及“云气汇集阴阳变幻说”、“乍晴乍阴说”、“日月组合说”和“上日下勿说”等“会意说”，而富有创见地提出“‘易’字在汉字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字，它的产生，不同于一般汉字的造字方法，即‘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六种方法，都不适合于它。它的最初写法源自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形象的真实地仿照刻画、描绘。”“通过对于‘易’字产生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不仅与占卜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正是在对于占卜活动的漫长地记载中，逐渐形成了《易》这部书。”“‘易‘字不是个一般的汉字，而是一个植根、深埋、隐匿着迄今所知我国第一部成书《易》起源之谜的文字，是揭开《易》起源之谜的一把钥匙”。

　　总之，《国学三部曲》在围绕“国学”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针对“国学”源、流，诸子百家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之考辨、揭示、论证、阐发上，均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认真拷问，审慎辨析，严谨厘定，提出并阐发了独到而富有创新的见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确保表述准确的前提下，力求使文字晓畅、形象、生动、鲜明，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之成为“国学热”中的一部科普性的佳作，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提供了一部比较全面而通俗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