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6年2月10日  
  
    2001年“911”暴行后，厄运预言者曾宣称全球化的末日到了，结果迄今为止他们都错了。全球经济在朝着一体化前进的过程中，从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比如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裂、恐怖袭击、更严格的安全需要、战争、疾病恐慌、自然灾害，以及石油价格冲击。

推动全球化的力量极为强大。但极为强大并非“不可战胜”。从1914年至20世纪中叶，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降低了，而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发生。

过去25年，国际经济往来的兴盛成了普遍现象，它不仅包括贸易，还包括资本流甚至移民。贸易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基础。2004年，世界商品贸易量上升了9%，而全球的生产规模仅扩张了4%。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更快，达10%，而制造业产出仅上升了4%。去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05年的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为6.5%，这也超过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55年里，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每年都超过全球产出的增速。

外国直接投资的兴起则是近期的事。在整个50、60和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阻止跨国公司对各自的经济体进行投资。现在，它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拼命吸引它们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占世界产出的比率，从1980年的5.3%上升到了1990年的7.8%，2004年进一步升至21.9%。

发达国家金融债务的总量，从1995年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上涨到了2003年相当于GDP的227%。此外，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从1990年的310亿美元跃升至去年的1670亿美元(估计值)，大致相当于官方援助资金的两倍。

在全球经济朝着一体化前进的背后，隐藏着三股驱动力：运输与通讯成本的大幅下降；经济自由化；以及人口众多的东亚与南亚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两个地区生活着全球逾半数人口。

在当今时代，信息的生成与传输成本大幅下跌，而运输成本的相对缓慢下降则相形见绌了。更多的人用起了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采用这些新技术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其它技术都要快。截止去年底，上网人数达到了10亿，而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至少有15亿。

国内外朝市场的靠拢，同样也始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但前苏联在1969至1971年的速朽给了它极大的推动，结果出现了一场辩论，讨论的内容是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与自给自足，能否成为代替市场、竞争与国际开放的可行方案。

国际交易的自由化，是大范围政策变革的核心组成部分：从80年代初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非加权关税，从30%降至近10%的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5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称，本世纪初，没有外汇限制的发展中国家比例刚刚超过40%，这与发达国家在80年代初的情形相同。

最后，过去25年的政策和技术转变，给亚洲劳动力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受过一定良好教育的工人，已被证实为二战后通往繁荣的道路。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率先规划了这一路线。现在，中国也在沿着这一道路跟进，而且规模宏大。但如今，能被转变成字节信息的服务，第一次比制造的产品更易于买卖。这为印度创造了相当大的机会。

全球化没有平等地令所有国家受益。拉美大部分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都未能发展起来。智利明显是个例外。它们未能发展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受到了亚洲低成本生产国和技术先进国家的两头挤压；还部分因为它们的相对优势都在那些不太有活力，而且往往是世界经济中受保护较多的行业里，比如农业；还部分因为管理自然资源财富的难度，尤其是在那些治理机制薄弱且腐败泛滥的国家；也部分因为糟糕的政策和破坏性的政治活动。

全球化正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前进：富国和穷国的平均收入绝对差距和比例差距，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不仅如此，世界各国还有10亿到15亿人口在进一步落后。对全球化的长期可持续性而言，这本身就是严重的威胁。

有这么多令人绝望的贫困，也有这么多奢华的财富，它们之间的不断接近对稳定构成了持久的威胁。这还不是唯一的威胁。如今，向经济一体化迈进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各大国维持和平，取决于抑制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取决于应对跨境传播的疾病，取决于向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开放边境，取决于避免大规模经济动荡，很重要的一点，还取决于发现并生产足够的能源供给。

不论现在推动全球化前进的力量多么强大，它们都得依靠提供支持与合作的政治和政策环境。尽管存在各种危险，但今天这些条件仍然具备。这至少还是鼓舞人心的。不过，明天的情况可能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