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篡改历史不仅使中国人失去了对华夏法家原文明的记忆，还使中国所有的法家政治家和法家政治思想家都被矮化、丑化了。以法治国、勤政的秦始皇成了暴君的代名词，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被司马迁说成“惨礉(ｈé，核)少恩”，就是惨酷苛刻缺少恩义。秦朝二世而亡被说成是历史对法家暴法的报应，法家被杀被认为是罪有应得。两千多年了，是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名的时候了，因为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全球和未来的十字路口，是伟大的法家精神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法家的核心是消灭官僚阶层，所以必然遭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集团的改革意志变得尤其宝贵，而改革的原动力直接来源于法家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两千三百多年前，面对秦国世袭贵族集团的诘难（那时还没有什么文件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特权，只能用血缘来证明），商鞅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第一》）。

面对商鞅，今天中国的改革家应该太多的反思自己。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能都凭拿下一个山头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入党。建设时期，一个党的先锋队作用如何体现？是像商鞅一样实行国家功勋制，还是靠拿着小本子表忠心，甚至靠迎来送往贪赃枉法，这成为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命运的核心问题。只有国家功勋制才能保证真正的政治精英脱颖而出，一个革命党才不会蜕化为官僚特殊利益集团。因为当功勋制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那些没有国家功勋的人将不能担当任何级别的国家政治职位，有国家功勋的人也将通过民主法制程序步入国家政治的神圣殿堂。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区，何去何从？是走向西式民主，是倒退回儒家，还是复兴法家？同胞们，时不我待，是我们选择命运的时候了！
      
严谨客观的科学精神

今日之中国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西学、新儒、新法……，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合作主义……，可谓洋洋大观，那么如何辩别一个学说的优劣呢？这就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用实践重复检验，就是韩非所说的“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gòu，的彀，目标——笔者注）者也。”（《韩非子·问辩》）。韩非子用他独有的形象化比喻解释说：“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新磨出来的利箭，张开弓弩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乱射箭头没有不射中细微东西的，但是不能再射到原来的地方，还不能算是会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置直径为五寸大的箭靶，后退十步，不是后羿、逢蒙那样的神箭手不一定能完全射中，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有标准就难办，没有标准就容易做。有固定的靶子，后羿、逢蒙认为射中五寸大的靶子是手艺高超；没有固定的靶子就是乱射，虽射中微小的东西也是笨拙。因此没有标准来衡量言论，善辩的人就会长篇大论，设立了标准来衡量言论，即使聪明的人也怕失言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用标准衡量，却喜欢他们的巧辩；不用实际去衡量，赞扬他们的行为却不依照标准。

儒家实行了两千年证明是不行的，西方的东西实行的一百多年，到今天基干产业还是建立不起来，难道我们不应走进历史的实验室去考察一下什么才是真理吗？难说法家的科学精神在两千年后还不应在中国政治精英的头脑中生根吗？

今天中国太多理论自恰、能够自圆其说的“巧辩”了，可那些东西一放到功用的阳光下就融化了。韩非讥笑这种理论家说：“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辩》 ）。在选择治国理念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谨慎啊！

为民请命的献身精神

法家的本质是反对官僚阶层，让所有人在法律和政治面前一律平等，法家的主张必然触动官僚的既得利益，所以法家总是与官僚是相对立的。韩非子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实行法家剥夺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才使得法家的处境总是十分危险，特别是在没有国家领袖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他说：“　且法术之士与当涂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涂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述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述之士焉得无危？”（《韩非子·人主》）

《韩非子·问田》中记有韩非同堂谿公的一段对话，我们从中能看到韩非子那样的法家人物反对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贪鄙之为”，义无反顾地坚持正义和真理。从韩非子到曹操再到毛泽东，哪个法家人物没有那种不顾个人安危，大道直行的情操！这段话的全文如下：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当是“生”字，指堂谿公——笔者注）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子最终没有逃脱“死亡之害”，但他却以“仁智之行”，为自己，也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法家，正是凭着韩非那样为民请命的献身精神，曾经主导华夏民族的成长史——她亦将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