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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探索经济学分析新框架需要关注辩证逻辑 
作者:[生源]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5-25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受到严重的冲击,导致全世界的经济学界都在困惑中寻找新的经济分析工具;同时我们也看到面对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我国经济学界,似乎不少人还依然习惯于言必称希腊,拿西方的经济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发展,这是很值得反思的现象。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哈耶克访台被问及他那套理论的普遍性时,他也谨慎地表示对亚洲文化所知不多,颇担心自己的理论被简单照搬到东方的后果。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则干脆就表示,他的理论思考和实际经验完全出自西方人的逻辑,所以无法对中国的改革提出更多的建议。因此我们能否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着力构建让世界听得懂、能信服的理论和话语,让国际上了解和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经济学理论,似乎应当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任务。

读彭文生同志《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以下简称《新平衡》)一书后,笔者感觉作者似乎恰巧是针对上述的这种情况而写的,因为他在书中明确地指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因为观念、理论框架的差异,人们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差异,甚至南辕北辙”(《新平衡》第4页)。经济学研究的社会现象“与人有关,人可以影响和改造社会规律。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发现的、用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规律’本身是受社会主流观念、思潮的影响而变化的”(《新平衡》第4页)。这就说明研究经济学需要关注东方文化的特点,需要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思维、行为方式背后的认识论逻辑问题。

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各持一端、莫衷一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些年来似乎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约定俗成的定义概念出发,通过已经发生的“事实或者数据”加上形式逻辑来推理判断的。而《新平衡》一书的分析则是从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对对子”——“供应与需求”、“公平与效率”、“金融与实体”、“上一代与下一代”等主要范畴出发,针对这些矛盾双方运动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来开展经济学新框架探讨的,并以此来指出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特点和当前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存在的问题,这在国内似乎是不多见的。当然笔者更关注的是作者提出中国经济新平衡的——“新中间路线”,也即探寻在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政策如何在不同的目标或利益格局下有所取舍、取得平衡,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本文中笔者也试图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分析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不足进而对彭文生同志的新中间路线提供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参考与支持。

《新平衡》一书指出了金融危机前经济学主流分析框架的三个重要局限:一是“对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把握的不够”,“认为资产价格的波动与商品价格的波动一样,长期来讲是中性的”;二是“货币、信用的量是利率变动的一个结果,属于内生变量,没有独立的影响”,忽视了“和资产价格有关,但又有区别的货币信用周期”;三是“过去有效的宏观经济关系可能因为制度安排的变化而变得不稳定”,“最明显的是,在接近零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已经丧失了作为政策操作工具——流动性提供的有效性,直接购买长期国债或者其他风险资产(量化宽松)成为主要手段”,“但新的工具和政策传导机制是怎样的?会带来什么风险?……争议较大,我们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尤其大的时期”(上述见《新平衡》第21-22页)。

归纳上述三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问题都与货币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作者多次提到“1990年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和度量变得复杂”(《新平衡第18页》,“什么是货币?相信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形象,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上升到分析货币和宏观经济,比如通胀、增长、资产价格等关系时,就复杂起来,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新平衡》第118页),“在现代信用体系下,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可以起支付和储备功能的货币工具变得多元化,要准确量度理论上上的‘货币’概念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货币总量作为判断通胀压力指标的重要性下降,逐渐变化为诸多指标中的一个”(《新平衡》第146页)。笔者认为这里提出的货币自身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正是分析西方经济危机,提出宏观经济分析新框架、寻找经济新平衡的重要切人点。

众所周知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其中最基本的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古典经济学中货币是呈中性的,但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货币演变成资本,就是凯恩斯经济学那里货币已经是非中性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知道货币在供需双方的交易中只有居中性才能实现平等均衡的交易,一旦具有价值尺度的货币既当了裁判又有自己的私利去追逐利润的时候,它就必然不是偏向供方就是偏向需方,货币成为资本以后它更可能利用自己“居中”的独到功能不同程度地“操纵”或者“作假”,如通过金融创新出衍生品,买空卖空,链条一长,就可能严重扰乱供需双方的实际平衡。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危机,而危机就是失衡,失衡就是“失中”,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矛盾冲突在危机后的分析中暴露无遗。更深刻和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是根据形式逻辑建构的,而形式逻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排中律”,竟然“中”被排除了,又怎能不“失中”和“失衡”呢?所以笔者认为隐藏西方经济学理论背后的这个逻辑问题和彭文生同志探索的新中间路线的认识论及其思维逻辑问题有根本的关系,需要我们结合西方经济学史的一些重要范畴展开讨论。

从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供给决定需求到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决定供给,都是二分法,都没有“中”的概念,这实际上就否定了供需双方的交集共性,即认为从供到需之间是直接的关系,认为价格、货币、产销结构、市场秩序、政府产业政策等沟通双方并起到传导作用的过程都是瞬间完成的,没有了独立的意义,也即《新平衡》21页中指出的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中介把储蓄转为投资的行为被认为总是有效的,货币、信用的量是利率变动的一个结果,属于内生变量,没有独立的影响”。显然这是西方经济学因为“排中律”的思维方式推导出的结论,导致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中”是存在于“二”中间的“三”且具有重要的独立意义!有时甚至能操纵供需等两端的各种市场主体。

为此我们有必要来分析一下“三”即“中”的重要哲学含义。关于“中”的哲学内涵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和实践成果的。如:最高权力机关叫“中央”,也即“中”的权力最大,最能维持系统的平衡稳定!如果在皇帝、官僚、百姓的系统内,让官僚居“中”了,名义上权力再大的皇帝也是无能为力的。当两端构成哑铃型“中”间很细小时,两端的势力往往处于白热化的斗争,此时的中间势力也容易呈现混乱和分化之中。而当中间短裂,也就是一端消灭了另一端,也即原来统一体出现瓦解之时;当“左中右”三方势均力敌时,哪方争取到了中间势力那方就取得优势,并可能取得胜利(三国演义);当“上中下”处于橄榄形时,两端共性多,系统最稳定,所以“抓中间”就可以“带两头”,而且这样的两端往往处于互补状态,我们就可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还有一种情况是“左中右”系统的中间势力过于强大,这样中间势力就有自顾自己的利益来操控两边的能力,而自己还能常常“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看到货币演变为资本,通过量的积累,就有发挥自己“居中“的巨大能量而操控市场(这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99年克林顿任上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使货币金融大有用武之地而尝到了“大缓和”时期的甜头)。但是因为金融自身也和实体构成了矛盾体,当信用严重透支,衍生品链条太长,自己的矛盾体“中间”断裂了,也即整个经济系统的“中”断裂了,这就必然出现危机!因此导致西方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即在金融背后的货币—— “非中性”,更在于支撑西方经济学理论深层中的形式逻辑——“排中律”!这也深刻说明了孙中山当年提出的“节制资本”是有逻辑基础的。实际上,在中国漫长的货币发展史中这方面的问题早已有了深刻的教训:“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商君书》),处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改革家商鞅的总结无疑是值得当代人借鉴的。至于现实中“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嶙嶙居大厦”(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诗),放在今天,这不是一语道破了建筑业与房地产业间、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与房地产老板间的差别?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货币体系独立于财政体系,央行的首要甚至唯一任务是保障币值的稳定,从逻辑分析和历史经验都证实,这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追求利润极大化必然导致“以钱生钱”的资金远超过作为交易中介的资金,进而导致经济系统的失衡,最后只能靠超额发行货币来饮鸩止渴,这恐怕是一个不可能持续生存的系统。这样看现在的很多货币理论也似乎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拥有巨量货币的大资本集团利益的之嫌。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如《新平衡》一书中提出的“加强研究资本价格和信用周期自身的规律”,驾驭好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这对矛盾,有针对性地在金融衍生品领域诸如期货、典当、影子银行、混业经营等方面加强相关“度”的监管,探讨新时期如何“节制资本”这个重大问题无疑是十分必要。

上述论“二”的矛盾和论“三”的平衡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没有“中”就没有系统整体,就没有供需等“对对子”的有效沟通。我们也可以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来分析,如果政府立足于结果平等的角度来看,这两者就成了对立和冲突的双方,而当立足于机会平等的角度来看则两者就刚好是互补的,这就深刻地说明处于中间势力的政府自身的管理和善于“执二用中”对维持市场、社会诸系统的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方面在西方经济学中往往片面地把政府和市场当成矛盾的双方,而没有足够重视政府“居中”协调供需等双方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导致他们的政府听市场的,酿成主权债务危机和医保改革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

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看到大多数经济学者还都是从两端出发总结的,要么是市场失灵,要么是政府干预过度,虽然也提出了莫衷一是的“中间”路线,并通过否定之否定而一再修改经济学的假设来进行综合,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是没有矛盾统一体的观念,这就决定了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只能通过危机来解决。从这个角度看,《新平衡》一书中彭文生同志抓住了市场中最关键的四个“对对子”,提出“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协调,尤其理出了“货币和信用”这个“中”有其自身的变动规律,这是非常很可贵的。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上述提出的“三”和“中”的概念,来寻找其认识论的逻辑和可操作的方法论。

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同志都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是我国古代治国的宝训,还有“执一(这里一中含三,故一即三)以为天下牧”、“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保合太和”等等,谈到这些古典哲学精髓的优点都强调“中”的重要性,需要我们引起重视还有为什么同在人类的轴心时代,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形式逻辑的“排中律”,而我们东方的诸多圣人却在甚“极高明而道中庸”(《易经》)、“中者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呢?因为这两者本身就构成了一对——对立统一体!所谓“对立统一”中的对立是二,加上“统一”本身不就是“三”呢!

上述强调“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个涉及到辩证逻辑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建国不久为了搞好国民经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处理好经济中的十大矛盾关系,而之所以后来没有操作好,这其中涉及到辨证逻辑的可操作性就是一个非常突出而重要的问题,怪不得毛泽东晚年前后还断断续续花了9年时间亲自召集学者在探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问题呢。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晚年对此也有深刻的思考:“‘辩证逻辑’是什么?讲讲道理比较容易,具体运用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不好会犯错误,原因是没有形成规律。作为思维科学基础的辩证思维理论如何进一步规律化也是抽象思维学的一项艰巨研究任务。关于这一点,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何新同志的文章得到启发:我想如果把集合论的二维平面 venn(维恩) 图加以发展,引入时间,形成三维的结构,成为枝干有粗细的“树林”也许有可能引出“数理辩证逻辑”使辩证思维规律化。只有到那时,辩证思维才真正进入抽象思维学”。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辩证思维历史悠久的国家,要提高执政能力,解决好大国治理的经济等诸多问题,依然是个重大的现实和认识论逻辑问题。

辩证法是否仅仅是思辩哲学?有否“辩证逻辑”呢?如果有就能推理、判断和可操作了。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引用钱学森晚年的反思和成果:“为什么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国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既身体力行地走群众路线、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又能实事求是地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分析问题,而决策的结果又有得有失。(其中)得到成功的有:

1、抗美援朝战争;2、两弹一星尖端技术等。失误的事情更多,薄老书(指《建国后若干重大决策事件回顾》一书)中都讲了。为什么如此呢?现在我想,上述成功的两例都属于矛盾斗争的两方面情况容易看清、看准,或者说系统中大因素清楚,决策运筹比较清晰,能看准。而多次失误则都是直接涉及社会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用传统的分析方法,过于简单化了,等于猜测,没有准了。至于陈云同志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

现在我们在方法论上有了突破,提出1)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2)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3)大成智慧工程及大成智慧学;4)作为领导决策的咨询机构——总体设计部”(见《钱学森论系统科学【书信篇】》312页)。这个方法论中“定性”我认为就是找关系、定量就是广义量化(需另外说明),所以这些成果非常值得学习继承和开拓创新。

至于上述提到的辩证逻辑问题,近些年来人民大学赵总宽教授在辩证逻辑形式化方面有了可喜的成果,值得高度重视。当前深化改革在即,我们应该洞悉西方经济学至今还在“排中律”、“二分法”的框架内研究的弊病,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货币也不要政府管理,执其一端,确实有点走到了否定集体理性的地步了!与此相反,我们完全有必要从“中”的哲学如“中道”、“中观”、“新中间路线”、“辨证逻辑”中去探寻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华人杨小凯等学者将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重新定义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体现了华人思维方式的优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大数据、辩证逻辑、形象思维、广义量化、人工智能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已经为寻“中”和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的可操作性问题提供了我们古人所没有的多种社会管理技术了,为此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高度重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创新!

习见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曾经指出:“推进局部的阶段性的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认为彭文生同志的《新平衡》一书体现了我国经济学者在探索经济领域的系统、整体、协同发展作出了新的新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紧紧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发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维优势,高度重视辩证逻辑的建立与应用,善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认真处理好“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虚拟(金融和信息)与实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能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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