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性铸就历史（导言）

首先需要说的是，世上一切学问，都是人们的主观认知。因而或多或少总难免盲人摸象、刻舟求剑乃至主观臆想之弊。何况，古今中外，历史、地理、文化，内容之渊博，令人望洋兴叹，恐无人能穷其涯际。正所谓生也有涯而知无涯。因此，谁也无法代表真理。即便今日惟其马首是瞻之自然科学，也是只能证伪，不能证真。但这并不妨碍探索、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启发切磋，以利成长。因此，本书也只是表述笔者目前所知所思所想，以期抛砖引玉，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善自甄别并予谅解。

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是西方主导的历史。而影响西方主导近现代世界史的背后力量是什么，很值得研究。毫无疑问，影响历史的因素繁杂众多，如同满天繁星一般，不可尽数。但是，在满天繁星中，有一些大的星座，使星空图有脉络可循。同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一些灯塔和航标，可以提醒人们，认清航向与时空区位。本书探讨的主题，就是影响世界近现代史的重点文化思想力量。

由于每位思想家的思想，实际影响人们、影响历史的，并非其全部思想，而往往是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思想，甚至仅仅是一两个重点观念。所以，本书在影响近现代世界史的众多思想中，侧重挑选具有主要灯塔与航标作用的思想，做一个精要的列举，而不作全面详细的介绍，目的在于突出重点，提纲挈领，廓清视野。有些思想，虽未引起政治经济的历史变化，但却影响了不少人，正在影响历史，有其研究价值，所以也做了简要介绍。

在介绍这些重点思想之前，有必要谈谈几个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问题。

首先要交代的是，人类身心与环境的互动，是人类历史演变的永恒动力。这些互动很复杂，包括了人们认知能力的参差不齐，对自己与环境的无知与判读，饮食男女的欲望驱动，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与过分贪婪，种种情绪与向往的暗流涌动与兴风作浪，意见、情绪、利益的无限纷争等等。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的心身特点和习惯，与环境错综复杂的互动，被动或主动的演出。这是人类历史演变的总背景、总动力。

其次，分别谈谈人性、地理与生产生活方式、宗教、社会领导阶层等几方面对历史的影响力。

一、  历史视域下的人性基本特点

人性的问题，古今中外的讨论很多，且不管历代思想家的论说，只是综观古今中外人们的实际表现，就会发现，不论古今中外，不论任何种族与文化，不论任何体制制度下的人们，都有很多具体而共同的特点，也并不抽象。比如：各种欲望、愿望，贪心，迷惘，无知，认知能力的局限与认知结果的差异，认知的主观性，喜，怒，哀，乐，悲，喜，好，恶，自我观念，各执己见，得失、是非、成败、荣辱、美丑、善恶、高低、强弱、胜负、幸与不幸、满足与不满、如意或不如意等等观念，傲慢，不敬，不恭，怀疑，迷惑，犹豫，相信，崇拜，迷信，幻想，错乱，混乱，愚蠢，痴迷，痴狂，嫉妒，羡慕，猜忌，忌讳，散漫，懈怠，放逸，浅薄，片面，尖酸，刻薄，偏激，恨，恼，怨，瞋，仇，狠，毒，害，报复，不信，不安，恐惧，忧，愁，苦闷，郁闷，纠结，纠缠，遮掩，欺诳，无惭，无愧，后悔，骄傲，破坏规矩，坚持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等等。同时，也有善良，良知，理性，反省，慈，悲，仁，义，惭，愧，宽容，尊敬，求知，信任，信念，勤奋，安定，守规矩，以及偶尔显露的智慧……这一切，都是人性中常见的心理特点。一刹那间，人的心中有大大小小很多念头，哪些心理占据主要地位，哪些位居次要地位，不一定的，随时在变化。

同时，人是有身体的，有生老病死，要饮食男女，要衣食住行，要吃喝拉撒睡，要安全，要医疗。基于身体，反过来更加深了“自我”观念：怕死、怕病、怕老、怕孤独、怕失去、怕失败、怕被否定、怕被威胁、怕被伤害、怕被剥夺、怕被不公平不公正对待。

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基于上述身心特点，就发生了种种关系。而意见分歧与利益纷争，也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有分歧，有纷争，就往往引发负面甚至丑恶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分歧需要用沟通和包容来中和，纷争需要用公正公平来解决。但是，人性的弱点会使沟通、包容、公正、公平不易实现，如果加上了宗教、文化、族群、政治、经济、利益因素，就更难实现了。即便订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规则、律法、制度，人性的弱点和利益的诱惑，也往往会想办法钻空子，利用规则制度法律，甚至破坏规则制度法律，除非有足够的道德修养自觉自律能力。因此，修身养性就很有必要了。

修身养性是毕生的功课，如同每天需要刮胡子洗脸一样，胡子每天要长，脸每天会脏，心中的杂草随时也都在生长，所以身心也需要随时修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学问与经验，是全世界最为丰富而高深的。但是，修养如同调节琴弦，调得太紧就容易崩断，调得太松也不成调（俗话说不着调）。例如，当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观念被普遍提倡，就必然激起人性的反抗，配合了清末被洋枪洋炮连续打败的沮丧，加之西方对中国学者有意的引导，从而导致了二十世纪初，对整个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极端反动。再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基于人性对中世纪以来神权、政权双重专制的内在反弹，加之中国元明两代对西方的刺激而引发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欧洲的人性得到解放与张扬，人性中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但各种欲望也由此而无限膨胀，在技术、资本、政治、经济、文化裂变的同时，也造成对他国异域的侵略、掠夺与霸权主义，以及对大自然资源的过快过度消耗与破坏。

上述人类的身体、心理特点，都属于人性的特点。请问古今中外，哪个种族，哪个时代，哪个人没有这些特点呢？

仅仅是基于人性的特点，还不需要加上其他因素，古今中外，便永远不可能有完美的人治或法治，也没有完美的民主与自由。而且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不变的制度，因为人心随时在变，环境随时在变，情况随时在变。被寄予很高期望的教育与制度，在根深蒂固的人性弱点面前，常常感到无奈。试想，人们对自己都没有充分的认知了解，连自己的心都把握不住，却寄太高期望于制度于环境，寄太高期望于他人、于社会、于国家，不是自相矛盾吗？其结果一定是常常失望而怨天尤人的。

如果无视或没有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而侈谈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的理想或现实，那就忽略了人类身心行为的基本出发点、立足点，因而必定不切实际。古今中外一切涉及人的学问，包括哲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社会学、金融学、心理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管理学、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发明与创造，乃至任何做人做事的学问，均与人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对人性充分全面的了解，与对自己和他人的透彻洞察，就难免发生学问的幼稚、偏差，甚至会错误得离谱。但不幸的是，古今中外，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

人类的思想、理想、愿望，可以像风筝一样，美丽地翱翔在辽阔的蓝天。可是，人类身体与心理的弱点，却像大石头一样，坠在思想与理想风筝的下面。人活在地面上，却都想上天，想自由自在地飞翔。但是，即使乘坐航天器飞得再远，也终究要落脚在地面上。如果没有天使般纯净善良的心地，活在哪里都不会是天堂。

二、  地理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

各民族与国家生存的地理环境条件，对其历史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诸如热带、亚热带与温带、寒带的差异，内陆与沿海的差异，大陆与海岛的差异，由山脉、高原、河流、海洋分隔而相对独立成块的地区，或不能独立成块的地区，山地、高原或平原地区，江河湖泊流域或林地、草原、戈壁、沙漠地区，资源丰富或贫瘠，湿润或干旱，以及本国疆域的大小，邻国疆域的大小，本国与邻国地理资源的差异等等，这些地理条件，直接导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演变为文化差异、民族差异、政治差异、历史差异，直接影响着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演变。

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类行为与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与天气变化，饮食自然也以植物为主，动物为辅，人心自然会敬畏天地，重视节气变化，遵守农时，重视家族、宗族与邻居、朋友的互助协作，建立天地人密切关联互动的道德伦理文化，也必然奉行勤劳节俭的美德。勤劳会促进生产，节俭则促使财富累积，因此遇到战乱或灾荒之后不久，勤劳节俭就会使财富迅速积累。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们自给自足，若有剩余产品则用来贸易交换，由此产生了商业活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商业，往往遵循保守的商业道德，保持较低的利润率。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下的普罗大众，自然安土重迁，爱好和平，即使保有武力，也是防御为主，很少主动攻击他人，除非为了灌溉水源或其他稀缺生产资料的必要争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民族，如果可以自给自足安定生活，其军事往往习惯以防御应战为主，一般不愿主动侵略他国，除非发生重大文化变异，或领导阶层贪婪大起且得到本国支持。

而土地贫瘠地区的人，就会因贫困而想方设法谋生，改变生存方式，根据各自的条件，或经商，或渔猎，或游牧，或航海，或迁徙到有土可耕的地方，甚至铤而走险，侵犯别人，掠夺别人的土地、财富。土地虽不贫瘠，但农业长期不发达的社会，也往往会根据地理条件，选择或游牧、或渔猎、或经商、或航海、或侵略的生存方式。而以游牧、或渔猎、或航海为主的生存方式，特别需要进取与冒险精神，进一步，就容易形成贪婪与攻击掠夺的行为习惯。除非像印第安人的文化，虽然农业渔猎并存，但其文化是相信万物有灵，敬畏大自然与生命，克制自己，不敢过分。

人们对生产生活更加便利的愿望，以及对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取更多利益的欲望，促使了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当这种愿望、欲望与行为，没有受到国家制约，而是得到国家的放任甚至鼓励支持时，工业革命便产生了。工业革命以后，商业的基础就扩大了很多。工商业的大发展，带来产品丰富与贸易大繁荣。所谓集市、城市，本来就是贸易的场所，商品的集散地。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城镇与城市，使非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城镇人口的生活不再直接依赖农业，而转为依赖就业，通过就业获得收入来换取生活资料。工商业主对扩大业务与利润的欲望，以及城镇居民对就业机会的需求和高收入的欲望，都要求提升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提升利润率，于是促使生产扩大与分工细化，使行业、职业越来越多样化，服务业越来越繁荣，生产与贸易的种类与数量不断增加，因而促使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大，货币流通加速，物价上涨，产生众多不必要的消费（其中包括奢侈品消费与奢侈的生活方式），资源消耗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浪费也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不可避免，由此产生了市场调节手段，包括货币政策等等。

其实，货币价值的基础首先是有效货物或有效服务。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货币价值的基础是信用。当货币实行金本位时，货币的信用已经出现问题，实行金本位是挽救货币信用的手段。后来，金本位被废除，货币的信用越来越缩水了，现在的纸币以及电子货币的信用基础正在泡沫化。

谈到城市，所谓“市”，其本义就是商品贸易的集散地，是做生意的地方。因为贸易的频繁、商品消费的便利，而吸引了大量人口聚居在城市中。所以，城市会使工商业服务业发展发达，带来人们生活的丰富与便利。但与此同时，也必然带来消费的攀比，刺激欲望的膨胀，使人们难免攀比、多欲、狡狭、堕落、烦恼、脆弱。货品与服务种类丰富、贸易频繁、生活便利、依赖就业、谋求高利润、攀比、消费、奢侈、浪费，是城镇城市文化的特征。

同时，工商业服务业与城镇化城市化的发展，又反过来促使技术产生前所未有的发展，使资本产生前所未有的累积，使产品极大丰富，使贸易遍及社会几乎每个角落，各种交易、利益扩张与争夺前所未有地泛滥。原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被依赖贸易与货币的商品与市场经济所取代，人们生活与生产资料的获得，空前依赖于就业，依赖于货币购买、贸易交换，加之欲望被眼花缭乱的商品与消费攀比刺激得空前膨胀，就使货币变得空前重要，使得货币钱财变得像毒品一样，被人们所依赖。道德、道义、独立人格、独立做学问，这些传统价值，在城镇化生存生活的货币依赖面前，显得空前的脆弱。掌控资本与货币权力，就掌控了工商业社会最有效的权力。这股新兴势力，不断挑战、利用甚至操控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至法权、规则制订权与解释权。资本、技术与工商业、政治、军事、文化的互动裂变，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改变着社会风气，改变着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与文化，改变着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格局。

    因此说，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是影响人们行为与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决不能轻视。

三、宗教文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信与疑，是人类心理的两大现象。人们的意识活动，几乎随时都离不开“信”或“疑”。这个感觉，就如同盲人抬脚走路时，对脚下的路是信还是疑，决定了他能否安心地踏出每一步。要想一步步走下去，就不得不在每一步中，都要经历“疑与信”的心理历程。“疑”的心理又伴生着“恐惧”感，“信”伴生着“安慰”感。于是，就产生了对人生“信仰”的需求。

信仰，属于信的一类，使人平时就可以仰赖，可以不必总是处于信与疑的选择焦虑中，可以作为人生的基本方向与参照坐标，来指导自己的心身行为，是一个基于人生大框架的假设定位上，大致上安顿心灵的凭借。信仰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其信仰本身正确与否，而是它可以带来个人心灵的安顿与安慰。

宗教信仰是信仰的一类。如果广义的说，你信仰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宗教。

虽然现在号称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但全世界目前的七十多亿人口中，八成以上仍然信仰宗教，宗教信仰是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深刻影响其思想情绪与行为的力量。另外一二成人口，则凭借其他信仰，或尚未稳定扎根的思想、情绪与实际需求过活。就在2012年，在当今最发达的美国，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多的人仍然相信《圣经》中说的上帝造人论；另四成人，相信上帝造人与达尔文进化论并不矛盾，进化就是上帝造人的过程；其余一成半的人，则完全相信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类是进化来的。

宗教，是融未知与已知的思想与情绪于一炉，以信仰为根本的意识形态，是人类身心行为依靠的灯塔之一。宗教信众，往往会把教主当做全知甚至全能的信奉依怙对象。宗教信仰的背后，是人们面对茫茫未知领域时的恐惧与迷惑，焦虑与彷徨，也是面对现实无奈时的脆弱与求助。因此，在面对一切已知未知领域的矛盾与焦虑时，宗教信仰的力量，就成为人们做出抉择的基本依据之一。

在世界几大宗教里面，在原始教义中，最具平实平等的智慧启发色彩，最反对宗教偶像崇拜，最主张人人自觉、自立、自强、自我解脱、自求多福，主张自己对自己负主要责任、对他人负必要责任，主张人与人、人与万物一视同仁等量齐观的，只有儒释道三家。这三家后来被演变为宗教，可以说已非其本来面目。因此说，儒释道三家或三学，与儒释道三教，是不同的概念。

由儒释道三家演变为三教，可以看出，宗教的产生，其背后的动力，来自于人类面对无知、迷惑、恐惧时的求知、求助与依赖心理。而哲学与科学，更多意义上，是人类依靠自觉、自强来探索未知领域的产物。可以说，宗教、哲学、科学，是人类“疑与信”两大心理的不同产品，在根本上，都是为了解决好奇、迷惑、恐惧、不安与痛苦的。

其实，抛开“疑与信”的心理循环，抛开对一切念头的“抓”与“放”，清净的本心就会呈现。

目前，全世界信仰广义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人口数量，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信仰伊斯兰教的约占五分之一；信仰印度教的约13%；信仰佛教的约6%。其余是信仰其他宗教,或信奉其他思想,或信仰未定的人口。

那么，对近现代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什么呢？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其余宗教及其信教国家民族，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处于弱势地位，故而在此从略。

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经过耶稣的阶段变化而来的。犹太教徒信奉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也即《圣经·旧约》），不承认《新约》。基督教的《圣经》则是在《旧约》的基础上，经过耶稣的阶段之后，由众人编写汇总，增加了《新约》。伊斯兰教受《圣经》的影响很大，承认亚当（阿丹）、诺亚（努哈）、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耶稣（尔萨）与穆罕默德，先后担任了真主安拉的使者。

大部分东方人通常知道的《圣经》与广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停留在模糊的“耶稣劝善”的印象上。对犹太教则几乎不了解，只大概知道犹太人对子女的教育很特别，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更不了解犹太教与广义基督教有着共同的渊源与共同的信仰。

犹太教与广义基督教的共同点，首先是一神教，而且是严格排他的一神教。例如《圣经·旧约·申命记》（著名的《摩西十诫》就在其中），其中多处强调，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准拜其他的神或偶像（其中包括不准祭拜已故父母以及祖先，或拜日月星辰天地万物），不准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对异教绝对排斥，对待周围异教徒的原则是打击、驱逐甚至毁灭。对上帝要绝对信仰、敬畏、服从，如果改信异教，会被上帝毁灭。恨上帝的，必遭上帝严格惩罚，并祸及子孙后代；信上帝的，就会得到上帝的关照，福及子孙后代。这些严格排他、恩威并济的原始教义，触目惊心，但东方对其极少有人研究，更谈不上深入了解。这些教义，造成了其教徒们对本教之神的高度忠诚，以及对异教徒的深刻敌视，当它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就造成了历史上以及今天的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东正教徒与所谓“异教徒”之间的世代矛盾乃至仇杀。而近现代西方崛起之后，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火枪大炮，在全球实行殖民主义，推行霸权主义，对异教徒地区、国家实行无情侵略、掠夺、征服、奴役甚至种族与文化毁灭，这些行为的背后，均可找到打击异教徒、推行本教教义的“正当而合法”的宗教依据。这些教义与行为，与东方大部分人印象中《圣经》宣扬博爱、慈善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用非洲殖民地牧师的话说：“基督徒刚来的时候，我们手里有土地，他们手里有《圣经》；但是过了不久，变成了我们手里有《圣经》，他们手里有土地了。”

同时，按照《圣经·旧约·创世纪》的思想，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又用男人的两根肋骨变成女人，陪伴男人，而女人又被魔鬼欺骗而诱惑了男人，因而男人要绝对服从于上帝，女人要绝对服从于男人，就是理所当然。一直到近代，在西方，女人和黑人的地位差不多，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并尊重的，也因此引发后来女权运动的反抗。西方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歧视、种族歧视与女人歧视，均可追溯到《圣经》。不仅如此，根据《圣经》，上帝让人来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一切动物植物，所以大自然万物要服从于人的管理与支配，而上帝选择的“优秀种族”子民，也理所应当代表上帝来统治世界。这些教义已在无形中，把上帝凌驾于人类与大自然万物之上，成为绝对集权、恩威并济、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绝对专制统治者，人类必须绝对信奉和服从于上帝；由此，“上帝选择”的“优秀种族”子民，也顺理成章地应该位居于全世界统治者的地位。按照《旧约》，上帝选择犹太民族作为最优秀种族，因而犹太人代表上帝统治管理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种族歧视，使得犹太人以外的种族非常不满。后来基督教徒宣称上帝与基督徒订立了《新约》，由此，基督教徒也自认为具有了上帝赋予的统治管理全世界的权力。由此不难看出，近现代西方一直在推行的全球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是具有深刻宗教背景的。这不过是“君权神授”的近现代版，但这个“君”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作为帝王的个人，而是至高无上的“神”“上帝”，是他赋予了其信徒族群或种族对全世界的统治管理权。这是在广义上的另一种“政教合一”。而且，敌视、仇视异教徒的教义，使得“党同伐异”甚至为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这也是西方党派政治、重视组织力量以及多维度多领域霸权主义的宗教渊源，也必定带来世界范围的冲突动荡乃至战乱。而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用启蒙思想家的理念为标榜，但其背后，却是不折不扣的利益博弈。这种利益的博弈与争夺，尤其在国际政治上，虽然常常被冠以堂皇的理由，但在实际上奉行的，却是丛林法则，不仅常常使用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而显失公平，而且常常践踏了真正的民主、公平、正义与和平。

《创世纪》的教义无形中将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女人服从、服务、从属于男人天经地义；将人类凌驾于大自然万物之上，大自然万物服务于从属于人类天经地义。男人与女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消费者与被消费者关系、享乐者与服务者的关系。这些教义，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历史文化。

再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又以主客体分割对立分析的思维方式为主要方法，其好处是分析与推理，有可能演变为理性思维、哲学思维、科学思维、专业分工细化思维、组织系统思维，挑战迷信与神学；其负面问题也不少，一方面，当逻辑思维及其衍生的科技与组织作为工具手段，服务于侵犯他人、其他种族、其他国家的利益时，服务于消费刺激生产，过快消耗资源破坏环境时，就变成了极具杀伤力的帮凶。另一方面，分析思维、逻辑思维，如果欠缺对整体现实的深远洞察，就容易使人困在思维脚手架中，陷入一个个认知与知识的分界隔断之中，造成分割与分隔，与完整的真实现实隔离分裂开来，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甚至只见理论不见现实，陷于对思维与理论的依赖与迷信，无法面对真实与现实。无形中，使人与大自然、与他人、与自己处于思维立场的分割、分隔、对立与矛盾之中。而且一边强调个体，强调个性自由解放，提倡个人独立思想与创造，一边也因欠缺对整体大道的体认，而感到个体的孤寂、脆弱、饥渴、贪婪甚至分裂，从而寻求打破个体与外界之间的界限与隔离感、分裂感，可是人们几乎不会从思维本身去查找原因，而是诉诸宗教、爱欲、文艺、娱乐、消费、占有、冒险，甚至攻击、破坏与征服行为，试图消除隔离感，填补孤寂与空虚，安慰不安与矛盾。然而，饮鸩止渴、扬汤止沸的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分析思维配合其他因素演变而来的近现代科学技术，以带给世界诸多便利与新奇，而成为人们信仰的新宠，科学精神可嘉，是探索宇宙与生命究竟和破除迷信的伟大努力。但与此同时，科学已经成为“正确”“真理”的代名辞。很多人一切唯科学马首是瞻，陷入了迷信科学的陷阱，科学沙文主义流行。科学在破除迷信的“证伪”同时，却常常忘记了科学的本身，也是只能证伪，而无法证真，只能趋近于真理，而无法等同于真理。因此，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必须要留有余地，留有可错性的余地，不可将科学与“真理”、“正确”划等号。

近现代科学长于分析、精微、计算、推理与技术发明，但却弱于整体统筹；对心理形态的研究有之，对生命的精神来源、思维智慧来源的研究却无建树；对物质、生理、宇宙的解读也仅仅是初步，对广大宇宙以及人生各种现象的解释，不过是沧海一粟，还远未究竟。更因缺乏天地人大道的思维统领，使这个世界在科学技术与专业分工万花筒般的裂变中，在欲望膨胀与个人主义至上的躁动中，已如脱缰野马、疯狂列车。

宗教与科学这两种文化思想结合在一起，不知不觉间深刻影响了西方众多人的思维方式，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历史文化与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使人心在人性本有的种种特点之上，交织了神的绝对权威，交织了宗教文化歧视、种族歧视，交织了宗教与种族征服、统治的观念，交织了分析、分割、分隔、征服与争斗的思维习惯，缺乏包容一切的大道来统领，这种文化使得人心更加充满矛盾、冲突、不安与贪婪；使大自然万物变成征服、统治与消费的“物”化对象；使异教徒变成了打击、征服、统治、奴役、剥削的对象；使其他人、其他种族、其他文化、其他国家，变成竞争对象或假想敌。因而，当近现代西方发现了新航路、新大陆、环球航路之后，就争先恐后地争夺殖民地，从而快速推动了欧洲的武器、航海、军事与多种技术发明的提升，催生了越来越大的资产者阶层，带动了宗教与政治法律变革，使资本主义崛起，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与传统势力展开了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与重新分配。然而，他们对全世界的利益扩张与霸权脚步，并未因“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而停下，而且在军事霸权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高技术与垄断资本的手段。即便是在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的今天，其宗教文化歧视、宗教文化势力范围的扩张与利益争夺也从未停步。

这种思维习惯与文化，与中国文化中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物我同体、众生平等的思想大不相同。其结果也差异很大。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社会，会敬畏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一体不二、民胞物与、众生平等，而不是对立，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也不是主客体分隔对立关系。天道、地道、人道一脉相承，人与大自然相融，崇尚在物我相忘、天人合一中获得安心与永生。与人相处，则注重谦让、包容、协调、融和，以仁义礼智信来谐调人际关系。以“礼”的诚敬精神和恪守本分的伦理道德自觉，同时配合中华法系的制约，来维护社会框架的谐调。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是以归纳于天地人合一的大道，统领形而下分析演绎的小道。诸子百家在追求贯通天地人的大道上并无二致，在形而下的分别演绎上则各有侧重，彼此之间似乎矛盾，实则互补。这样的文化精神，会使人尽量避免与己、与人、与大自然矛盾对立，不会在竞争、敌对与征服中疯狂，不会认为万物从属于自己应该服务于自己而肆意消费，不会认为自己应该代表上天来统治全世界，也不会因缺乏大道统领而陷入分割、分隔、分裂的思维与理论陷阱而不能自拔。这种文化精神教化下的人民，自然会崇尚融于自然，珍惜物力，节约资源；崇尚以道为本，养性修身，节制欲望；崇尚讲信修睦，和平共处，相敬相容，天下太平。因而，具有相同精神的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融入了中国文化。但是，这样的文化精神的反面，配合了人性的弱点，也容易使人在善良厚道待人的同时，减弱了预防盗贼之心；使人在修身养性随遇而安的同时，也弱化了抵御外敌的能力。于是，当清末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西方侵略时，就措手不及，几乎任人宰割。应该受到谴责的，当然是侵略者与强盗，而不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但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却成了替罪羊。中国人应深刻反省，理清自己与世界的历史文化，建立文化自强与自信，同时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迅速提升国防实力，使民富与国强尽快配合起来。

西方文化思维下的社会，除了与异教徒难以兼容以外，人们容易感到对大自然万物乃至全世界的管理、统治、索取、消费乃至征服，是上帝赋予的权力。容易欠缺对大自然的敬畏，欠缺对大自然万物、对其他人、其他种族、其他文化、其他国家的尊重与和谐兼容精神，而且往往立足于征服、统治、管理，甚至消灭异己的立场。因此，这种文化思维，与世界和平、人类共容是相违背的。当这种文化思维，经过新教改革加尔文主义的演变，使欲望、技术、资本受到鼓励，就大为促进了工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不断刺激着生产与消费，在带来产品极大丰富与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刺激人们产生了更多的欲望，加深了对钱财的迷恋与依赖，内心更加不安与烦恼。并且产生资源快速消耗与环境恶化，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年消费的资源及环境污染，远远超过了全世界过去上万年消费与污染的总和。同时，也使西方有条件推行在农、工、商、科技、军事、政治、宗教、文化、金融、传媒等众多领域的世界霸权。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利益的诉求与扩张争夺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现象。即便是占据道义高地的西方宗教，也在布道宣教的同时，与财富的聚敛和经营密不可分，他们以商业、金融、政治的手腕，辅佐传教，经营并扩张着宗教文化势力。尤其西方新教改革以后，人欲的释放与资本、技术的崛起，使利益争夺空前频繁而普遍，产生了对组织联合与法治规则的需要。因为，建立组织，可以集中众人的力量获取更大利益；利用法治系统，则可处理大量而频繁的利益冲突与纠葛，而王权与政府也因此而受到挑战与改变。逐渐的，王权、贵族与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而减少滥用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社会矛盾完全集中到王室、贵族与政府身上，法治系统成为一种承受和消化社会矛盾的中坚力量。然而，法治至上的负面问题之一，是出现太多钻法律空子或利用法律规则谋取私利，却不以为耻的现象，也即“民免而无耻”。而中国传统文化是道义礼法合一，以礼义廉耻等等文化道义自觉自律自治，结合系统的法治，将教化与政治、法治结合起来。事实上，中华法系自成一格，并非如现代很多人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没有法治，仅仅是人治”。偌大一个中国，如果没有系统的法治配合系统的人文教化与政治，根本不可能以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典型“小政府”系统，实现古代中国的有效治理。

再者，在欧洲宗教神权专制与欧洲式封建政治专制的双重桎梏中，人性酝酿反弹的能量。同时，欧洲小国林立，彼此因宗教、政治、经济的利益争夺而征伐不断。加之受到元帝国西征与郑和下西洋的刺激，以及新航路、新大陆、环球航路的发现，再配合分析分割式思维等等因素，导致文艺复兴、殖民运动、新教改革、技术与军事提升、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层崛起等连锁变化，伴随着对人性解放、人权、自由、民主、个性、公民权利与福利的追求，深刻挑战了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与政治专制。而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在解放专制桎梏的同时，并未被西方国家用来建设世界和平、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相反，西方列强实行的是双重或多重标准，一边在本土大讲人权自由民主，一边却对外实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殖民、侵略、掠夺、屠杀与霸权，摧毁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与自信。后来，殖民地国家借种种机会纷纷独立自主，于是，西方列强就改用这些观念来煽动那些国家的群众，颠覆其政权，建立亲西方的甚至是傀儡的政府。这些观念也被很多国家在野的反对势力，作为推翻本国政权的号召。的确，这些观念用得好，可以保护个人的权益，制约权力的滥用。但用得过分，就会演变为利己主义、过分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现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无不背着高福利的沉重负担而难以为继。有的国家，则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因民众反对降低高福利待遇而濒临破产。

犹太教与基督教都信仰上帝和《圣经·旧约》中的诸多教义，但又有重要分歧，分歧就在于《新约》。

根据《旧约》，犹太教徒认为犹太人是上帝唯一眷顾的最优秀的民族，上帝与犹太人订立了关照犹太人的约定，上帝要求犹太人以少胜多，消灭异教徒。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圣经》中传说的基督救世主弥赛亚，不承认《新约》，从不过纪念耶稣的圣诞节。

而基督教则认为，是犹太人害死了耶稣基督，犹太人不再是上帝唯一眷顾的民族，上帝特别照顾犹太人的“旧约”已经解除，上帝与基督徒之间重新订立了《新约》。

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导致基督徒不断打击犹太人，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犹太教徒一直在夹缝中争取生存机会，因此异常努力，常常是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做。因而犹太教徒的营利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善于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智能与经验，为其所用，但决不动摇其对上帝和《旧约》的信仰。生存的危险与压力，促使他们积累了诸多生存智慧与商业、金融业、情报业经验。同时，犹太教徒因《旧约》中上帝的性格特征影响，以及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漫长，以牙还牙的复仇心理逐渐生根变成心理习惯，反过来又成为其愤发图强的动力。犹太人坚信，他们是上帝唯一眷顾的最优秀种族，上帝赋予了他们管理全世界的职责，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他们，在历史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奋斗、壮大，并养成工于计算、深谋远略、耐心布局的习惯。

近代基督教新教改革，尤其加尔文教派的兴起，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打开了一扇大门，也为犹太人的生存开启了新的空间，使其在多领域迅速成长，逐渐成为悄悄影响近现代世界史的重要力量。在农工商业、金融业、情报业、能源业、军火业、传媒业、影视业，在法律界、政治界、宗教界、文化界，以及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犹太裔人物，他们逐渐成功掌握了众多领域的命脉，并成功建立了以色列国。甚至在不久前，他们还影响了基督教天主教派的罗马教皇，出来宣称耶稣遇害并非犹太人所为。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感慨：“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200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占美国人口仅为3%的犹太人，如今已掌控着美国至少70%以上的财富，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金融、政治、经济与外交。美国流传着一个说法：“犹太人不仅操纵着华尔街，统治着好莱坞，操纵着美国的新闻媒体，甚至连美国总统也是犹太人选出来的。”法国《世界报》也曾评论说：“美国和以色列是钢铁关系，一方面犹太人通过钞票和选票影响美国政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在历次美国大选中，犹太人都是两党竞相讨好的香饽饽”。

基督教又分化为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

天主教，是西罗马帝国时代形成的，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基督教派。

东正教，是东罗马帝国时代形成的，以俄罗斯、土耳其和东欧为主要信仰地区。

新教，就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分别领导的基督教改革之后的教派。流行于美国、中国的基督教主流教派，就是新教。

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在历史上，尤其11世纪初（相当于中国宋代初期），是由东欧与西欧的宗教、政治、民族势力的混合争斗而产生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个背景下的历史事件。

新教，在16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产生于同罗马教廷利益的纷争，由德国的马丁路德开始，在瑞士的法国人加尔文也发动了新教改革，形成加尔文教派，成为后来新教的主流教派。加尔文教派由教徒们选举长老，进而选举高级教职人员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西方选举政治。加尔文教派主张，从政、经商、放贷获利，与从事宗教职务的地位一样，都是同等服务于上帝的。从而给了从政、经商、放贷获利等行为以高尚的宗教地位，因而极大地促使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崛起，并迅速成长壮大，与政治、科技相结合，瓜分世界，行使上帝所赋予的“管理世界的权力”，主导了整个近现代世界史的方向。

总之，宗教是影响世界八成以上人口的精神力量，不了解宗教，就很难懂得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口与国家、民族的文化、思维与行为，更不会明白国际政治的背后，宗教及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扮演着怎样的重要角色。

大凡宗教，几乎都有劝善和克制人欲的一些教义，使信众发扬善心善行，克制部分欲望。但有些宗教的教义，却有不少排斥异教徒以及其他种种非和平、非包容、非慈悲的教义。这些教义与人性的欲望及其他弱点相结合，再配合地理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就会使教徒们的行为变得异常复杂，常常违背宗教劝善的一面，做出很多恶行，来满足个人或集体私欲，侵害别人，侵害“异教徒”种族与国家。

四、  社会与国家的领导阶层

影响历史的事件与思想家很多，有些思想观念和事情，因其发生在特殊的时空节点上，会引发出人意料的重大连锁反应与后果。就如同一个人在生活中，难免吃过很多药，每种药的作用各不相同，用在何时何处，药量多少，效果也大不一样。有的药，一点点就已经很致命了。思想就是直接影响人们心灵与行为取向的药。

然而，任何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位居实际领导地位的，是掌握政权（包括行政资源、军事资源、财税资源、立法与执法资源）的执政阶层，以及掌控大量社会财富的阶层。思想家们的思想与文艺作品，不论多么深刻、多么精彩，其所影响的对象，多是知识分子或普罗大众，对于执政阶层和财富掌控阶层而言，其影响力终究很有限。执政阶层和财富掌控者们所重视的，往往是有助于他们处理眼前紧要问题，获取实际效益的思想。所谓长远的政治经济方略，不过是现实利益的延续而已。而现实问题之复杂，也远非思想家们的思想所能包揽涵盖。

因此，影响现实政治经济的思想，必定是那些符合执政阶层和财富掌控阶层需要的思想。而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推崇的思想观念，代表的是他们内心向往的理想，但并不代表在现在或未来可以兑现。

所以，审视领导一个国家的实际力量与行动方向，首先要看该国的掌舵阶层，也即执政阶层、财富掌控阶层的实际欲望和意图，而不要被他们堂皇的言辞所欺骗。更不能把该国思想家与文艺家们美好的哲思与作品，以及普通民众的善良，当做是该国的主流或全部。现代中国人在看待西方国家时，往往注意的是“汉译世界名著”那些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或者是西方的部分文艺作品，或者是西方百姓的一些善良行为，或者是旅游、留学、工作中所见到的异域生活光鲜的部分表相，把这些当做是西方国家社会的主流或全部。不幸的是，这种片面肤浅的认知普遍存在。其主要原因，除了人性“重远而轻近”“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弱点之外，就是对本国与西方的历史文化欠缺了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