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加州小城克莱蒙（Claremont）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与大本营，在现实中践行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核心思想——尊重他者，环境友好，共同体利益至上，人与社区共荣。这里的后现代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精华部分似曾相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超越现代也包容前现代，我们迫切需要从自身和特定场域出发，顺应历史进程，为后现代文明的到来做点什么。

发端于300年前的西欧文明，通常被称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文明。迄今它仍是全球发展之主流模式和方向，但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及消费模式，内含着与自然、社会对立的基本矛盾且愈益加剧，因而是无根的、不厚道的，具有不可持续性。

现代主义不可能自动回到前现代中去，但有无可能迈入“建设性后现代”的社会之中？

针对现代文明问题而出现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否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可替代性的新生事物？著名国学家汤一介教授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1]这一看法曾被评为“2012年度最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怀着向往之心，我于2013年11上旬来到美国加州“后现代”小城克莱蒙，在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老师和项目主任樊美筠老师的精心安排下，10余天时间里走访了当地的一些人物、机构，参与了一些活动，有不少收益和反思。

一、环境友好的克莱蒙

克莱蒙是一个3.6万人口的小城，地处洛杉矶市区以东30英里圣盖博山脉脚下。这里曾经是寸草不生的沙漠，人们为了生存，在历史探索中形成了自然环境优先、在生活中遵从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经验。在克莱蒙，人在树木丛林中生活，城在大自然怀抱里憩居，人的能动性使得自然资源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首先，全城树林茂密，人及建筑疏落其间，酷似一个“村中城”。当地人引来山上水源，采用根部滴灌等技术栽种或移植多种花草树木，不包括私人庭院的，单公共空间的树木就有2万多棵，因而得名“博士和树的城市”。不过，“在我们这里，树比博士还重要。”克莱蒙市长纳斯阿里曾对专程前去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如是说。[2]高大茂盛的丛林之中，一层、两层的普通家庭住房庇荫于其下，三层以上的建筑则寥寥无几，连市中心街道两旁的各色店铺，都是一两层。低层建筑特色，或许是人居与气候适宜性在热带沙漠地区自然形成的和谐关系表现吧。人徜徉其间，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现代化都市的村落仙境：主干道两侧繁花似锦、古树成荫，鸟类、松鼠等生灵乐活其间；深秋的树木上挂着累累硕果，妆点着多彩多姿的秋天；人行道上，黄的、红的落叶铺满一地，厚厚地护着根部泥土；家家后院均种有橙桔树、柚子树、石榴树、柠檬树……凡是来到克莱蒙的中国人，都由衷赞叹这儿的惬意舒适。

其次，市政府和居民也均有尊重、顺从、保护资源环境的意识和行动。仅举两例。一是关于小城的垃圾处理。这儿每家共三个垃圾箱，一个装树叶、树枝，一个装可再生利用垃圾，如纸、玻璃，一个装不可再生的垃圾。这是自1876年建城以来居民长期养成的习惯。我住所的男主人大卫，每周总有一些时间在做垃圾分类工作，比如清扫树叶、砍锯树枝、分类归箱。二是对圣盖博山的保护。政府把圣盖博山脉南麓全部买下，建立了南加州最大的沙漠野生植物园。山是克莱蒙人的依靠和骄傲。山顶冬季积雪会融化积流成暗河或明河，形成沙漠小城的命脉资源；山里涵养着热带动植物的多样化生命；居民们还可以随时上山锻练、登顶览胜。一天上午，我跟随大卫去爬山，一路上看到政府沿着山道修了山区防火隔离带，在一些珍稀动植物生存的地方设有保护的标识。无论是树木矮小、杂草枯稀的南坡旱地，还是草木葱茏、鸟兽栖息较多的北坡谷地，到处都有野猪、野狗、野鹿、土狼、土鼠、野兔等动物的粪便，以及它们日常生活所留下来的串串足迹，与人道和谐共处、相映成趣。在山顶上俯瞰小城，克莱蒙犹如绿树掩映中的古老村庄，云遮雾绕之下尽显妖娆美姿。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成群结队、其乐融融地行走着登山者，或几人或十余人。。大卫是克莱蒙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的骨干成员，偶尔看到路上的纸团、塑料等，他都会随手捡着放入口袋。我也受其感染一起捡拾，带下山去。

还有，一些企业家和成功人士也做了一些有利于保护本地生态环境的投资和志愿行为。克莱蒙植物园是一个私人花园，建于1927年，共86英亩，它以保护本地植物多样化为目标，供观赏、游憩，以及教学、科研，门票免费，诸多退休的中老年义工打理其日常管理工作。作为一个热带植物品种的天然博物馆，其中有22000种以上的加州本地植物品种，包括一些极其稀有和濒临消失的品种。大卫的太太道娜每周在这里做两天义工，负责一些数据的电脑输入工作。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看，和大多数现代城市的崛起与扩张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环境的侵入与破坏不同，克莱蒙小城属于“环境友好型”。这不单在于它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优美，更在于它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友善关系，包括人对自然资源的认知、欣赏、爱护和可持续管理，因而这里的人们享受着自然资源环境的丰厚回馈。

二、人与社区共荣的克莱蒙

人们生活的社区，包括以婚姻为基础、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以及一定地理范围的邻里小区等自治组织。在现代都市里，普遍存在着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家庭夫妇间强调自我个性发展而缺少相互尊重包容的问题。而在克莱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区别于大多数都市现代社区和家庭特点的另类经验——信奉共同体利益至上，帮助他人奉献自己，强调小区和谐与家庭幸福。   

作为小城的克莱蒙本身是个大社区，其面上特点有五：1.安全。全美暴力犯罪率为400/100000以上，像巴尔的摩等一些收入差距大、社会不稳定的城市，暴力犯罪更是高达1400/100000，而克莱蒙的暴力犯罪率只有3/100000左右。2.充满生气。每天的任何时间，都会有居民或者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地沿着林荫道散步或长跑，这一道街头锻炼者的风景平添了小城的活泼朝气。3.爱好和平。70－80岁的当地老人，面对全球部分地区的不稳定以及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每周五下午聚集在城里几个主要十字路口举起反战小旗：War is not the solution（靠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形成一道热爱和平的风景线。每月如此、年年如此。4.多义工。这是一个“我为人人”的义工社区。房前树下大路边，常有10来岁少年为了给童子军募捐而摆摊义卖饼干等食品。全城各种各样的义工个人和组织多不胜数。5.多样化本地经济。为了捍卫本地社区经济的多样性特色，克莱蒙拒绝沃尔玛、麦当劳等大型全球商家进入，有意保持、扶植具有地方特色的种类繁多的小店铺。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克莱蒙“人与社区共荣”的特色，下面举出两例。

（一）  朝圣地小区及其义卖庙会

朝圣地小区是一个老年公寓小区，占了小城四条街，有三四百位住户，1000来人，大都是65岁以上离退休的老年人，其中农业园艺俱乐部、木工组、乐团等志愿者组织和义工社团就有160余个。以电脑排位为特色的每天午餐大聚会，可以确保每天都结识不同的朋友以增进彼此间交流。小区里人人守望相助、关系融洽，其口号是——社群主义、助人为乐、善做义工。 一年一度于11月举行的“义卖庙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义卖庙会，是一个由义工参与的、形式种类繁多的、体现出组织智慧和丰富经验的草根节日。每年大约有1000名义工在此工作，每年的义卖收入在20万美金以上，部分捐给红十字等慈善机构，部分用来资助社区里交纳房租有困难的住户。

我有幸以义工身份参与了第65届庙会，是在第40号画脸摊位协助前来画脸的朋友们排队和领位。画脸，主要是把一些可爱有寓义的图案，比如花朵、蝴蝶、太阳公公、白雪公主、奥特曼等画在或印制在脸上。此摊位每天都有5－10个60岁以上、具有深厚绘画功底和义工经验的老年志愿者，他们异常忙碌地忘我工作着，每天约有400－500人排队要画脸。带着脸谱游逛于庙会人群之中，别有风格。庙会一共65个摊位，有绘画、雕塑、印安人生活部落情景再现等艺术摊位，还有手工毛衣、陶瓷、木制品、烘烤糕点、集邮之类的手艺、技术性摊位，等等。我对旧书市情有独钟，两天共买了10余本书。一位老人在结算时特意嘱咐，书中有正确部分但也有错误成分，希望我有辨别力，很令我感动。庙会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人们的大型露天音乐表演。每天中午是其演出时间，以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主旨是讴歌爱国、和平、仁爱、包容精神，四五百人的场面宏大而感人。

（二）幸福家庭的榜样

 在克莱蒙10余天，四对美满夫妻带给我深深的感动。房东大卫和道娜夫妇（David and Donna Bedell）以前是本地高中英语老师，一个70岁，一个68岁。两人有共同爱好，比如爬山、听演讲、看话剧，一起在星期天的有机产品市集上买新鲜健康食品，一起到全球各地旅游；两人也有单独爱好，比如大卫喜欢一周两次的棒球运动，而道娜则喜欢游泳并每周两次在植物园研究所当义工。平时在家里，家务活也都分工合作。我有幸到他们家里免费住了10多天，真切感受到了夫妻俩的和谐关系，与邻居、朋友之间的真诚友善关系。我是他们家自上世纪70年代始一共接待过的第92位外国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义务免费的。

某天晚上，我跟他们夫妻俩一起去听著名黑人人权运动领袖埃弗斯的遗孀梅尔莉∙埃弗斯关于争取种族平等的演讲，会场爆满。市民们结伴而来，有的是夫妻一起来听，也有家人推着轮椅上的亲人一起来听。这种市民家庭高度参与的学术演讲会我很少见。

第二对是柯布老两口。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家柯布先生已经88岁高龄了，多年以前，柯老就把自家的大房子卖了捐了，和太太简爱租住在朝圣地老年社区。每天，柯老都亲自照顾已经行动不便的太太，推着轮椅带她散步。他说，前半辈子太太把她奉献给了家庭和自己，自己才会安心于事业，儿女才能长大成人；后半辈子，是自己回报太太的时候了。

第三对是安吉拉夫妇。安吉拉（Angela）和先生泰瑞（Terry）都70多岁，安吉拉是位中国文化爱好者，擅长中国山水画，对汉语有一定的说写能力，曾在中国上饶、上海作过义工，教授英语；先生泰瑞曾在泰国待了3年，指导过当地人的有机农耕事业。老俩口持社会主义理想，志同道合。他们提出非常愿意同我们一起到中国的农村学校、农民合作社做义工，我建议他们可以向中国人民介绍朝圣地社区的老年人生活，讲讲美国后现代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好处，以及从外国人眼光来看中国村庄和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第四对就是王治河老师一家。王老师在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立志从事后现代思想的研究、传播和交流工作，在国内已有美好前程的樊老师带着爱子一起来美参与后现代事业。如今，王老师主抓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方向和对外联络事务，樊老师掌管访问学者项目和具体办公室事务。二人除了联袂著书办刊、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包括一年一度的大型“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外，在家庭生活中也夫唱妇随、相濡以沫。

家庭是社区的细胞，和美家庭是幸福人生与繁荣社区的起点，克莱蒙有这样的家庭氛围，作为整体的社区又如何而不“共荣”呢？

三、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与大本营

    克莱蒙小城核心区域是七所高校组成的克莱蒙大学城，多年来它作为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后现代思想发源地而闻名于世。

首先， 具有前瞻性的后现代思想大师奠定了克莱蒙的学术高地。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世界第一部关于生态哲学问题的学术专著在克莱蒙诞生，其作者就是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的小约翰·柯布博士。按照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哈格洛夫教授的考证，“最早详细讨论哲学与环境的著作是1972 年约翰·柯布的《是否太迟? 》”[3] 柯布在学术自传中，称1969年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生态转折”，那个时候他业已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在随后的岁月里，全面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呼吁生态觉醒，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视野探讨破局之道，成为柯布博士最大的学术关切。

他的高足大卫·格里芬秉承老师经世致用的淑世精神，投身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全方位建设和传播。为此他主编了多达34本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丛书》，其中《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精神》成为研究建设性后现代的经典文献。

        或许是基于对美帝国的批判，或许是因为对美国的失望，柯布和格里芬等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在柯布和格里芬看来，在抵抗美帝国主义，实现向生态文明转向和后现代转折的进程中，中国扮演着一种独一无二的领跑者的角色。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重蹈西方现代化的覆辙，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新路，即“后现代化”之路。为此他们先后成立了作为“建设性后现代学术思想”的核心动力源的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和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使得克莱蒙成为世界范围研究建设性后现代的大本营。

此外， 克莱蒙的大学有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宗旨的教育理念，也形成了相对具有共识的后现代思想体系。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菲利普∙克林顿（Philip Clayton）教授，曾全面介绍了建设性后现代教育研究与现代教育研究的不同：现代教育及其研究，强调相对于整体关系而言的部分，相对于社会而言的个体性，相对于归纳而言的分析性，以及相对于人类生存价值维度而言的客观性。而后现代教育及其研究，相比之下则采取整体、综合的教育方法。在一些相关课程和项目里，追求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平衡，个人和社会的平衡，分析和综合的平衡，传统和创新的平衡。此外，他认为，建设性后现代区别于现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尊重他者”，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从社区共同体中的人或者社会开始的，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惟一价值主体——个人，而他人或者社会反而只是工具的观点；第二，后现代主张事物或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区别于事物或人之间的竞争或支配关系的现代观点；第三，后现代主张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和社群主义至上，区别于现代性的经济发展至上和个体利益至上；第四，后现代强调所有事物之间的有机生命系统联系，区别于现代主义强调的无机化学物质运动关系；第五，相对于现代主义“现代”优于一切的霸道观点，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地对待历史传统，对之借鉴和尊重而不是否定或者代替。

综上，克莱蒙之所以是全球后现代思想发源地、大本营，实是由于这里大学教育的后现代性目标，大量后现代学术思想成就的涌现，以及相关学院、中心和公益组织的蓬勃发展。

四、小结与讨论：后现代与现代、前现代的关系

    克莱蒙在现实中践行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尊重他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精神这三对矛盾范畴的联系性一面；具体而言，就是上述三个部分所阐述的环境友好、人与社区共荣和共同福祉的后现代思想。生态环境、人群社会和精神信仰“三位一体”的有机关联或关系，是我们人类能够在这个星球上持续生存发展下去的根本所在，这也是现代主义盛行了几百年后人类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智慧表现。

    然而，或许要厘清一下两对关系，从而有利于指导未来的工作。

关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后现代是从现代中生发而来，是对现代文明的辩证扬弃。一方面，它是现代主义实践中的基本矛盾冲突转化的结果之一，是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精神之间现代性深刻危机的好的可能性，是对现代性巨大代价的规避和超越。另一方面，它是从现代主义实践的土壤中生发出来，只能也必须汲取现代技术及物质条件中的合理养分，是对现代性成就的合理吸纳和借鉴。所以，注重动态的转化过程、注重理解和包容，意识到条件、场域和时机的规定性和局限性，这是准确把握后现代与现代关系的本质所在。

从联系上讲，后现代的克莱蒙有着很多的现代性积淀。比如，对于朝圣地社区的老年人而言，他们的理念和行动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次上来解释：宏观上讲，他们大都是二战后美国确立其世界政治经济霸权核心地位的黄金发展时期参加工作的，无论是其工作、福利还是社会地位，均形塑了以他们为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特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当今美国霸权面临实质危机、全球资源环境危机和地缘政治经济重组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这群中产阶级还相对保持责任心、反思力及在日常中践行理念的可能性。微观上讲，小区发达的医疗设施条件及优良的现代社区管理经验，是朝圣地小区成为许多老年人养老首选的重要原因。而且当人一生阅历无数、老之将至的时候，与青年中年时相比，人性中少了竞争、虚荣、欲望、索取，多了宽和、简朴、自信和奉献，方明白人生只有与世界成为一体，关注他者，被社会需要方显出活着的价值。从此意义上，后现代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

关于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无论如何，现代并非后现代的充分条件，甚至是个否定性大于肯定性的条件。那么，后现代可不可以自前现代跨越而来？在非线性的地理空间和人文场域里肯定大有可能。就逻辑而言，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否定，而现代是对前现代的否定，可见，后现代理所当然地是对前现代的否定之否定。换而言之，后现代相对于传统或前现代而言，不可能是一种还原式回归，而只可能是一种超越式回归；传统或者前现代，是解决现代问题并推动人类进入后现代文明的重要经验组成部分。

王治河老师认为，现代文明是一种排他的实体论，它对自然持帝国主义态度、对农民持蔑视态度、对传统持虚无态度、对发展持盲目崇拜的态度，这种二元对立的姿态，使它的路越走越窄，最终被后现代文明所取代；后现代文明则是一种包容的关系论，一种珍惜传统、敬爱自然的文明，一种尊重农民、钟情共同体繁荣的文明，一种主张城乡共荣、工农并茂的文明。正因如此，我在克莱蒙及其附近小城镇所调研学习的后现代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精华部分，竟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当樊美筠老师带着我们来自中国的一行师生多人，去一个名叫“不寻常的福祉”（Uncommon Good）的民间组织学习时，其办公室四个窑洞的连体建筑样式让我想起了黄土高原居民世代为屋的土窑洞；当我们在距克莱蒙不远的一个都市家园了解到主人在自家庭院坚持了24年有机种养，并发动附近市民参与的经验时，我仿佛看到了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影子；当年逾80岁的后现代农业先驱思想者弗罗伊登伯格，在其主导的一个生机盎然的小型菜园里，手捧黑黝黝的泥土向我们介绍树叶、熟土和草如何混合发酵制作成有机肥的时候，当他用铁锹挖出一块富含多种微生物和众多蚯蚓的土壤，欣喜地介绍这种土壤中生长的蔬菜是如何受到小区居民的欢迎时，我想到了小时候我的父辈们同样的耕作方式及其美味产品；至于柯老的儿子，“20世纪最有洞见者”之一的克里福·柯布（Cliff Cobb）所提出的“分散的多极化核心”概念，难道不正与我们打小就熟悉的本地多样化集贸市场的区域性运作模式相妙合吗？

后现代是思想也是实践，是生产也是生活，是生态也是心态，是事业也是家庭，超越现代也包容前现代；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做的任何事件，无论大小多少，均对整体的关系和过程改进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宛如一株枝繁叶茂的柠檬树，它的根枝叶任何部位的任何些许变化均受整体影响，反过来也或多或少影响到整体。我们迫切需要从自身和特定场域出发，顺应历史进程，为后现代文明的到来做点什么。